 明朝并非始终是一个闭塞的王朝。明成祖朱棣曾派郑和率宝船“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外交流史上的盛事。但由于倭乱等问题，明朝之后又几度实行海禁。嘉靖年间尤甚，甚至到了闭关锁国的境地，外国人无法轻易入境，中国人也不得西行。 与此相对，同时期的欧洲迎来了“大航海”时代，各国争先恐后地前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会来到中国，开启了一次浩大的文化交流与碰撞。而作为当时勇于突破传统观念、敢于拥抱新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徐光启在“新世界”的经历与执着，值得后人细细品味。 一张地图 带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徐光启于嘉靖四十一年出生于松江府上海县，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不仅为明末重臣，还被誉为“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为西学东渐、中西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徐光启接触西学、认识新世界的契机是一张世界地图。万历二十一年，因会试屡试不第，徐光启受友人介绍前往韶州教书。两年后的某一天，他信步偶至教堂，见到了传教士郭居静。短暂的交流，让徐光启对于这些来华的西洋人有了初步认识，但并未产生求而问道的意愿。直到几年后，他见到利玛窦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地图中展现的全新的地理观念让徐光启大开眼界，也让他产生了与这位“海内博物通达君子”相结识的想法。 在传教士将西方地理学知识传入之前，中国人依然相信“天圆地方”这句古老的格言，既不知道有万有引力，也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线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更别说什么赤道、热带、两极了。而利玛窦绘制的《万国图志》附有自撰图解说明，不仅列出南北美洲、非洲南半部以及海中各种岛国等，更详细介绍了五大洲及一些著名的国名、地名、河名等，甚至还引入了对于中国人而言全新的地理观念，即将地球自北而南分为五带。此外，地图中对当时世界各国的文物、风土人情的介绍，也弥补了古代中国对世界地理认识的缺乏与不足。 据统计，利玛窦绘制的各种世界地图，从万历十二年起到万历三十六年短短的24年间，在肇庆、南昌、苏州、南京、北京等处翻刻了12次之多。可以说，他带来的这种全新地理观念，已经被当时中国不少有识之士所接受。 对于徐光启而言，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不仅带来了地理学概念上的变革，更迫使其对已有的知识系统进行调整。在这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徐光启对世界格局有了新的认识，使他冲破传统文化心理的束缚，放下了当时中国人对外来文明所持有的傲慢，看到了西方文明中值得借鉴之处，并萌发进一步交流的决心。 一张地图，让徐光启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意识到，想要完善自身文化，便不能孤立地存在，要懂得“取彼之长，为我所用”。这奠定了他与带来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的耶稣会士的结交与合作。 外购火炮 军事领域的“中西握手” 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的合作涉及方方面面：数学、天文、军事、水利、宗教……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被认为是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象征之一，对中国的整个科学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说到合作规模最大的，当属徐光启倡导的军事与历法改革。在这两项改革中，徐光启代表的不只是开明学者，而且是明朝政府的官员。彼此的合作也不再是因志趣相投而进行的个人交流，而转为带有全球化色彩的“国家工程”。 众所周知，让外国人参与涉及国家根本的军事、历法事务，这在中国历朝历代乃至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徐光启及其他一些思想开通的有志官员共同努力下，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成了现实。虽然，这条迈向国际化之路走得并不轻松。 万历四十七年，在明军几次败于后金军之后，奉旨负责练兵的徐光启开始运用从传教士那里习得的西洋火炮知识，在朝中推行军事改革。泰昌二年，辽东战局恶化。当年五月，徐光启再次上疏建议购买西洋大炮，并重申“万全无虞之策，莫过于此”。当年七月，明朝政府正式派遣张焘和孙学诗为钦差，持兵部檄文前往澳门聘请炮师并购买火炮。葡澳当局非常重视此次交易，很快准备了大炮26门以及葡兵百人、葡人头目7人、翻译1名、随从数位。然而，抵京不久，葡萄牙炮师在教演火炮技法时发生炮膛爆炸，导致人员伤亡，引起一批朝臣的反对，最终百名葡兵被全部送返澳门。 崇祯元年，崇祯帝又继续派人前往澳门购买火炮。为了巩固火器在军中的使用，徐光启建议“令西洋铳领、铳人遍历内外城，安置大铳”，并建议多造铳器。于是，崇祯帝命徐光启负责督造西洋火器之任，令澳门葡商留京制造、教演大炮。然而，西洋大炮造法精密讲究，既花时间，又耗公费，朝廷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向澳门购炮。 崇祯三年，徐光启再次派遣传教士前往澳门置办火器，同时招募善用火炮的葡兵。由于西洋火炮的威力有目共睹，朝臣对购买火炮本身没有异议，但对招募葡兵一事多有不同意见。礼科给事中卢兆龙更是上疏反对让葡人入京，称不可让其“跃马持刀，弯弓挟矢于帝都之内”。同时，还提醒皇帝以白莲教为鉴，警惕天主教的发展。生性多疑的崇祯帝最终采纳了卢兆龙的建议，原本已经北上的葡兵又一次被送返澳门。 重修历法 接受异质文化的转型壮举 与火炮购买历程相比，历法改革的国际化之路走得更远。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以历法和观测星象为中心，常被称为“天学”。它不仅仅是一种学问，更带有服务于王权政治的历史特征。明朝使用的《大统历》在元代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基础上删定而成，前后“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大统历》的推验开始不断出现误差。 与此同时，耶稣会士翻译或撰写的一些西方天文著作，让中国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天文、历算之学的先进之处，并深刻认识到传统历法存在的问题。于是，徐光启、李之藻、周子愚等人尝试将西洋历法引入中国历法体系，对传统历法进行改革。徐光启更是明确呼吁将西洋历法与 《大统历》“会通归一”，以西历之长补《大统历》之不足。 然而，并非所有朝臣都支持这种以西洋历法来改革中国历法的方式。史书记载：“朝臣啧有烦言，多不满于公。”面对同侪的排挤和指责，徐光启最终选择托疾请假，屯田于天津。 至崇祯朝，徐光启开始得到重用，重提编修历法一事。崇祯二年六月遇日食，徐光启依照西法，钦天监官员依照传统中国历法，同时进行推算。结果，西法得验，而“钦天监推算日食前后刻数俱不对”。崇祯帝对钦天监极为不满，随后礼部奏请开局修历。同年九月，徐光启奉旨督领修历事务。这一次，西洋人真正参与到改革工作之中。因徐光启举荐，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率先参加历法编修工作。次年，因邓玉函去世，徐光启又征汤若望、罗雅谷前来接替其工作。在徐光启的主持下，西士与历局馆生们不遗余力地译书制器，使修历工作取得较大进展。 徐光启奉旨负责修历时已年近古稀，历法编修终究没能在他有生之年彻底完成。为保证修历工作顺利运行，徐光启去世前精心挑选了自己的门人——同样尊重西士、认可西学的李天经为历局接班人。崇祯八年，李天经向朝廷进献了剩余的全部历书，为历法的编修画上圆满句号。 《崇祯历书》的编修，标志着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一次转型，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一次伟大交流会通，更是当时政治、文化环境仍较为封闭的中国通过包容并接受异质文化而融入世界的一次壮举。 广交天下 积极影响海派文化形成 在与西士的交往上，徐光启的态度颇为真诚、意识更为超前。利玛窦入华，带来了三棱镜、地球仪等各种西洋奇器，一时间引得文人士大夫争相交往。然而，这样的交往多基于好奇心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这些西洋人不过是“西夷”而已。徐光启却不同，他秉持陆九渊“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理念，突破狭隘的民族观，真心敬服西士的学识，将其视为良师益友。 与徐光启有过直接交往的传教士，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多达20多位，来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通过与这些西洋人的交往，徐光启不仅学到了西方科学知识，还对西方的文学、哲学、逻辑学以及风土人情有了一定的认识，既开阔了思维，也拓宽了眼界。 除自身广交西士之外，徐光启也积极鼓励门人弟子与之交往。例如，他在天启元年给门人鹿善继的一封信中，嘱咐其向西士请教，学习西术、制造西器。信中还称赞西士“皆弃家学道，劝人为善者，兼之博涉通综，深明度数”，并称“若得访求到来……深于守御进取有所裨益矣”。 徐光启的这种国际胸怀，对故乡的海派文化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明末时期的上海，只是富饶江南地区中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县。然而，因为这里是徐光启的家乡，自万历晚期至康熙前期，有多达34名西洋传教士来到上海，为这个县城增添了国际化的气息。至晚清，一度被禁的耶稣会重返中国。为纪念徐光启并传承当时的伟业，耶稣会将上海的徐家汇设为江南传教区的中心。他们在此建造了许多西式的机构和建筑，推动了上海的近代化进程。 徐光启无疑是一位拥有世界眼光的先行者。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他懂得“相资为用，互助以成”，以实现东西方文化上的互补。愿意正视异质文化，努力去理解并融会贯通，或许是这位先驱带给我们最鲜活的启示。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