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平（小名：黑子）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 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的同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 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辉，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近平离开村里，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还杀了两只羊。 
1972年时的习近平。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几里地的路。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不过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团子”在延川当地特指一种在贫困时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掺到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饥食物）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