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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粮店里的吴师傅看中了小雯，要小雯做自家的“毛脚媳妇”，毛脚媳妇开个“后门”，也是人之常情，只好捏牢鼻头不响。  前几天和朋友聚餐，无意中又说起当年缺吃少粮的年代。朋友家属于小业主，有点闲钱，但他还是说吃不饱，尤其最害怕的是乡下亲戚造访，因为粮食统购统销，每人按照男女年龄和职业工种，每月定粮10多斤到30多斤，半两粮票也不会多给，即使有钱，没有粮票也白搭。乡下亲戚一来，吃饭就要挤占他们自家的口粮，都是叔叔、伯伯级的长辈，尽管他们乡下种田，也无余粮，好不容易到上海一趟，总不见得让客人饿着肚子，只好自家人饿肚子了。朋友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只要花上一两粮票，就可以买到一斤巧果类的点心，母亲让他赶紧排队去买。买好后，在回家的路上，朋友一路走一路吃，竟然全部都填进了肚子里，还意犹未尽，想要排队再买，早就被抢购光了，回家后被母亲狠狠地骂了一通。朋友说完，大家面对着琳琅丰盛的酒宴，哈哈大笑起来，朋友说的故事恍若隔世。 我对童年时是否挨过饿，记忆模糊，尽管出生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但记忆中饭还是能吃饱的。但我对买米的粮店却怀有特殊的感情，因为石库门的弄堂口，就有一家上海市第85国营粮店，粮店就是我家邻居，彼此当然太熟悉了。每天放学回家前，闲着无事，我总会先到粮店里逛上一圈，看看今天的牌价，装模作样地摸摸样品米的成色和饱满度，看多了，其实我也可以算是半个行家。 那时粮店里就供应籼米和粳米两种，极少供应糯米，糯米只能在春节前昙花一现，那是米中的贵族，价格昂贵，我家偶尔买一点，夹在籼米里烧，仍不改晶莹剔透的本色。籼米和粳米档次分得很细，最差的籼米每100斤要价13.1元，好些的有13.7元和14.3元的，若要价到15.7元，那是籼米中的极品了。粳米一般在16.4元，好些的则要17.1元，如果能卖到18.6元的，肯定是当年的新米，一般只在春节前极少量流出，而且每人限购3斤。那种粳米晶莹润滑，吃在嘴里，无须佐菜，真的是齿颊留芳。如果能有块红烧大排，那简直是人生的饕餮盛宴了。可惜平时经常吃的都是黄糙的隔年陈籼米，口感差，又不耐饥，第二天早晨烧成泡饭还是一粒粒的，梆梆硬。   
分别为大米、籼米和梗米
据说新米都要储存在粮库里，“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样储存、流转几年后，拿出来当然香消玉殒了。好在我家就在粮店弄堂里，近水楼台先得月，只要家中有人，看见粮店里开始排队，就知道来了好米，一般来说总能买到。闻讯而来的附近居民则难以保证了，有时只能捏着空米袋叹息。我发现对门5号的小雯每次总能捷足先登，她只要进粮店，那天必定有好米供应。我始终搞不明白这里面的奥妙，问她，小雯总是笑嘻嘻地不肯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粮店里的吴师傅看中了小雯，要小雯做自家的“毛脚媳妇”，毛脚媳妇开个“后门”，也是人之常情，只好捏牢鼻头不响。前些日子碰到老邻居小雯，说起此事，她咯咯咯地笑弯了腰，可惜小雯的公公吴师傅已经作古多年。 粮店除了卖米，还会卖红薯，上海人称之为“山芋”。因为一斤粮票可以买到6斤红薯，颇受饭量大的人家亲睐。就像现在这种辰光，西北寒风一吹，长长的队伍就会排到弄堂底，转个弯再排到弄堂口，大家看着都是左邻右舍的，面熟陌生，不好意思插队，故而秩序很好。加上供应量也大，有时会整整卖上一天。买来山芋后，切成片烧汤吃，或整个煮熟后剥皮吃，热腾腾、金灿灿的芋肉香甜可口，很能抗得住饥饿。如果条件许可，将芋片再切成条，放入猪油里煎炸，那就是奢侈的高级零食了，现在想来，其实就是肯德鸡麦当劳里的炸薯条初级版。吃山芋的害处是腹胀，容易排气，上海人讲的这种阿莫尼亚味道实在令人难以笑纳。我曾采访过防疫站的市级检疫标兵陈医生，她说到以前为中小学生进行常规卫生检查，这个时令送检的样品往往都臭不可闻，我听了会心地大笑不已。 改革开放后，粮食供销政策开始松动，居民肚里的油水逐渐增多，每月定额粮票用不完，来自乡村的走贩开始走街串巷地上门收购，大都是以物易粮票，主要是鸡蛋和塑料制品。开始一斤粮票可以调换一只鸡蛋，后来粮票似乎越来越不顶用，数十斤粮票才能换个塑料小淘箩。再往后粮票和其他票证都被取消了，粮票变成了见证历史的收藏品，收藏行情日益看涨，可惜我家里的粮票全换成鸡蛋吃掉了。 弄堂口的粮店也早就悄然关闭，变成堆物的仓库。我们现在买米都去超市，或者快递送，10斤、20斤一袋，甚至还有1斤小包装的，贡品似的可以当礼物送。都是当令的新米，没人愿意再去吃那陈谷子烂籼米。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