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3月22日、1950年6月23日，这两个日子将永远铭刻我心，没齿不忘。前者是我上山下乡的日子，而后者则是我的生日。两者相较而言前者似乎更难让我忘怀，因为是上山下乡故而彻底改变了我的身份，由一名学生成为了一名农民，人生的篇章就此掀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不是上山下乡，在中国的版图上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江西省有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峡江。 屈指算来，今年是我们城上公社金滩大队两批知青插队落户46周年和47周年纪念日，为此，同学何家敏决定再次慷慨解囊款待大家，为彰显此次活动之隆重，酒店、菜肴上一档次，再唱一个下午的卡拉OK，听其所言，我思绪的闸门不禁又一次被打开，回到了47年前离沪赴赣的场景。 那是1969年3月22日的下午，在上海的北火车站，当时站台上人山人海，不计其数，似社会总动员，大家手拉手含着泪，此时此刻人们有无尽的言语要表达，可在这短时间内又难以诉尽，大家心知肚明：要不了多久亲人将远赴他乡，骨肉就此分离，真是心如刀割，万箭穿心呐！ 不经意间，只听车轮“咣当”一响，人们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什么，站台上立刻骚动起来，哭声开始大作，越来越响，惊天动地，此情此景，无比悲壮凄惨，令我终生难忘！ 车窗内外两双紧握的手谁也不愿松开，随着车速不断地加快，四只手才无奈的松开，车下的人望着远去的列车，而车上的人则望着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身影直到从视线中彻底消失，此时人们才知道真正的分离已来到。 之前在我这一节车厢里我就听到一女同学撕心裂肺大声哭喊着：“姆妈，我看不到侬了呀！姆妈，我看不到侬了呀......”听见她那生离死别似的哭叫声，大家的心揪得紧紧的，难受极了。 是呀！谁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是怎样？前途又如何？我们像是跌入了一个深邃的黑洞，何时能爬上来？谁也给不出答案，因为当时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辈子而非权宜之计。 列车驶过杭州已过八点，车厢内仍时不时传来呜咽声，过了十点才逐渐安静下来，当第二天运行到江西境内，可能是在上饶吧，只见站台上一些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的孩子用乞求的目光瞅着我们，自己还有几只剩下的白煮蛋，就统统抛向他们。 列车不断的向前推进，我的思绪也就此展开了： 记得即将离开上海的前夕，在一次会议上一工宣队员极其认真严肃地对大家说：“你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贫困落后的地方，那儿的贫下中农没什么文化，他们非但识字很少且不识数，只能用绳子打结或用黄豆放在碗里以此记数，那里的政权大都掌握在地富子女手里，你们重任在肩要将政权夺回来云云”。谁知去乡下一看，与工宣队说的简直是大相径庭，根本就是不那回事！地富子女被管教得老老实实，根本不敢乱说乱动。 在那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文革时代，人们的思想是畸形扭曲的。 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上山下乡谁越是到祖国遥远的边疆，谁的心越是贴近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我当然不甘落后，毕业分配前夕，我走进工宣队办公室鼓起勇气请求：“师傅，我想去黑龙江屯恳戌边”。谁知工宣队员没给好脸色冷冷地说道：“这种地方侬不好去的”。“为啥”，“因为那里属边疆，凡是去的人都都发枪的”。听罢此言我一愣，过了一会我又要求去云南，对方仍不屑一顾道：“伊米得侬也不好去”。“哪能不好去啦？”“伊米得也是边疆，侬万一逃到国外去哪能办啦？”。此时我感到特憋屈，心一下子凉到脚底板。 我本意就是离上海越远越好。如此一来我的一颗心可以离毛主席越发靠近，当时我还真是痴迷了呢，继续不依不饶，退而次之地要求去贵州的独山县，这下工宣队极为爽快地答应了，如此也算满足了我的愿望。我心想：这下还算好，贵州虽比不上黑龙江、云南之远，但离上海还是远隔万山千山。 正当我备妥行囊去贵州时，工宣队将一纸去江西省峡江县通知书给了我，后打听才知道：江西的名额属照顾性质，要不是我班同学莫敏之改弦易辙去了安徽，这张名额是肯定挨不到我的，可见老师、工宣队待我真算“厚道”的！在此有必要将我的家境说明一下： 我是独生子女，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独苗。 解放前我父亲任国民党军队营教导员，参加过淮海战役打内战，1951年4月底在上海被捕，被押至原籍山东判以重刑，在我赴江西插队时他仍在服刑，为此一家三口分处三地。 我是67届初中生，按当时分配方案有40%的工矿名额，照理来说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分配到上海工矿无可厚非，即便出身不好也无妨，-----如果我离沪，母亲谁去照顾？可我这工矿名额明显硬是让老师、工宣队去掉的。（在1974年中央颁布了31号文件以后，我才得以提早回沪照顾我那孤独的母亲。31号文件的颁发也就意味着对我的毕业分配不公！）当时我班有一位名叫周建荣的同学，他曾受到大过处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毕业分配——上海工矿。我的命运与之相比真乃天壤之别！我只得认命了。正当我陷入沉思之时，不知是谁碰了我一下，我这才回过神来。 列车正运行在浙赣线上，直到第二天的下午三点钟方抵新余，下了车又转乘篷布军车向着30公里之外的金滩大队进发！ 由于路况差，车子颠簸得厉害，给人感觉不是前冲后仰就是左摇右晃，车子越朝里进发越觉得进入了深山老林，此时天也逐渐黑了下来给人一种恐惧感，伴随着一女同学低低的哭声，这种恐惧感越是加剧，大家都盼着早点到达目的地，好不容易在掌灯时分，车子才在靠近公路边的金滩大队浐塘生产队停了下来。待我们下了车后被告知我们的生产队离这儿还有五公里路，真要命！我们峡元生产队属正宗山坑子，不一会儿我们分乘两辆拖拉机继续赶路，这哪是一条路啊？类似机耕道，这天刚好雨停，路面还泥泞得很，拖拉机只能沿着深深地路辙艰难地前行，一路颠得我们难受，车轮翻起的泥浆任其打在我们的身上无处躲藏，狼狈不堪，忽听得远处传来欢迎我们的鞭炮声我们明白了真正的目的地到了。 我们休息了几天就下地干活了，挨家挨户地吃了十天的派饭就自己烧饭了，我们的人生开局也就此展开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修仁和洪堤一事，我觉得那一经历也算是下乡之浓墨重彩之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子就这么来到了九月中旬。 仁和公社地势低洼，闹水灾是常事，于是县委决定举全县壮劳之力堆积洪堤，我们十四人无一落下，统统豁上。 九月的峡江仍然炎热，当地房子的窗户小的跟牢房一般，我们住在二楼，而二楼又没窗户，伙房就在楼下，到了晚上被灶头烤了一天的热气直窜楼上，热得我们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第二天又要从事繁重的体力活，吃的又差，不是芋头就是南瓜，难得有点荤。许多同学受不了折磨纷纷拉肚子，人瘦得跟干猴一般，我们这些刚下去的同学如何抵挡得了？再加之干活时间又长，每天不少于十个小时，那个难忍呀，说句不中听的话，劳动强度绝不次于劳改，无奈只能咬紧牙，度日如年也得过呀！ 那年的中秋之夜也是在仁和洪堤度过的，吃过饭，张尊国、徐松轩、何家敏加之我还有一老俵共计五人决定外出逛逛。早就听说峡江的薄子饼又香又甜又脆，来到一小卖部掏钱买呗，谁知五人掏出的钱还不够一毛钱，可见当时我们有多穷？根本就没有什么钱可揣在身上，以后每每谈及此事都特有感触，也可以这么说吧，仁和洪堤说的好听是锻炼，可我们确实受了不少磨难！ 下乡期间我还碰到一件倒霉之事。那是下乡第二年的“双抢”。一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已是九点半了。劳累了一天，浑身筋骨疼痛得直呼爹叫娘的，张尊国建议我们几个今晚不去加夜班了，睡个好觉。大家一致同意，于是洗完脸，洗完脚，将两扇门拴好，躺在床上，一时还未睡着，这时只听得队长李昌元一边敲着门一边一一叫着我们的名字，要我们加班。谁也没理会他。见没人应声，他火了，呼喊声，拍门声交织在一起，越来越急，越来越大，只听“咣当”一声巨响，紧栓的两扇门竟被他一脚踹开。他大声咆哮着：“我这样叫门你们没听到？你们为什么不加班？你们不说我也晓得是哪个人出的主意，你们对双抢报什么态度......”，我们四人真是吓得一声不敢吭，连大气都不敢喘，看看没结果他便愤然离去。 他走后我怎么也睡不着，尽管我累得跟龟孙一般，可我懂的呀，队长言外之意是我出的鬼点子。-----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这等黑五类家庭的子女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别说我没那动机，即便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呀！他高估了我的胆量，抬举了我的能耐，我越想越难过越想越伤心，于是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流，打湿了枕巾。想想是难受，真是冤死了，躺着也中枪！ 凶神恶煞的模样我只在电影里见过，小说里读过，也只能说是一种抽象感，如今真实版的凶神令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算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以后每每想起此事竟也会潸然泪下，可见它对我的打击度之大！ 幸亏粉碎“四人帮”、“黑五类”帽子统统摘光，我们才得以真正喘过气来，社会上再也没有政治歧视了，我的精神也振作起来了。 1978年随着大批知青返城，“上山下乡”运动也就结束了。对于它的评判虽莫衷一是，各执其辞，但只要良心放当中，答案也就在其中了。 “上山下乡”虽已过去四十余年，但那段经历却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知青“上山下乡”47周年。」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