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4月，作为一名上海知青，我来到了偏僻的浙南山区渡龙大队插队落户。 那里经济非常落后，交通极为不便。我在上海十六铺码头排队一天一夜，买到一张“男女混居”的统铺票，然后乘坐一天一夜的海轮，一路呕吐到温州码头；再换上汽车颠簸了4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一个破落的小镇；又步行了半个多小时，一屁股坐在渡龙村口，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了上海了…… 5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同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知青一样，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坚强的意志，这个一路兼程、颠簸相伴的地方却成了圆我“知青梦”的摇篮。 也许与天南海北大部分的知青不同的，是我早年就亲眼目睹了市场经济最初的萌芽，我下乡的地区，可谓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那儿的所见所闻，证实了生长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天生就有经商的基因，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赚钱天赋，他们寻求商机，无缝不入、苦心经营、绝地逢生。 民营企业家创业之初，堪称四千精神：“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走出了一条温州模式的路。我发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到处都是琳琅满目的贸易集市。贸易的雏形瞬间浮现我脑海中。白天，街上摆摊的各类农副产品和各种手工艺品等，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赶集的人群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且每天晚上都有夜市，街旁摊位的煤油灯一闪一闪的，我所在的那个村镇上，犹如一条长长的火龙在闪烁。有卖牛肉羹的，有卖小馄饨的，还有出售小商品的，叫卖声不断，食客顾客络绎不绝、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我插队那个村的一位婶婶，每天都挑着担子到镇上去卖牛肉羹，很晚才回家，赚钱养家糊口。有一回我上街赶集，正巧碰上她在吆喝：“卖牛肉羹！又香又酥的牛肉羹，味道好极了！”乌黑的长发在风中飘逸，黑里透红的脸上堆满了笑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断地兜售生意。 那里人多地少，全县国营企业就两家，大多为一些集体和私营企业。人们只好通过多种经营发展个体经济，以求生存。如商品生产、作坊加工、店铺营销、票证交易、倒运贩卖、行医卖药、养蜂酿蜜、理发裁缝、采石捕鱼、外出务工……只要是能赚钱的活，样样都干。那时全国都在开展打击“投机倒把”的活动，那里的人擅长做生意做买卖，在这种形势下仍然“顶风作案”，贩卖香烟和肥皂等。他们经常到上海购买香烟、肥皂、布料、鞋子、服装等日用品和消费品，带回乡下提价出售获取利润。 记得有一次，我回上海探亲后跟他们一起返乡，轮船抵达温州港后刚下码头，乘客就受到了检查。我吓得直打哆嗦，可他们却脸不改色心不跳，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从工纠队员的眼皮底下闯了过去。原来他们早把这些“禁运品”托同乡的船员从边门带了出去。从港口到乡下还得乘坐4个多小时的汽车跨两个县，在两县的交界处设有检查关卡。当我们坐的汽车开到检查关卡的前一站，他们就带我下了车，然后雇了一条小船，从水路回到了乡下。一路上闯关卡，过五关斩六将，我算大开“眼界”了。 对这些“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上面抓得很紧，省、地、县、区、公社各级革委会经常派工作队到那里整治粮票、油票、布票等票证交易和香烟、肥皂等倒运贩卖的“不法”活动。我们村里一些先富者，有的因行医卖药被通缉流落他乡；有的因票证交易和倒运贩卖被关进祠堂刑讯逼供。村里有位郎中，因行医治病而被通缉逃亡外地一年多。他在我们村里专门为乡亲们看病，因医技较高，村里村外找他看病的人挺多的。有一次我得了一种病土话叫“打摆子”村里的赤脚医生治不好，吃了他开的药没几天就好，神了！ 而正是在这片“资本主义”的土壤中，个体经济生根和发芽了 …… 在农村的5年中，我干过农活，修过水利，纺过棉纱，打过草席、养过猪牛、当过保管员、赤脚医生、“私熟先生”等。耳闻目睹了那里个体经济的萌发、滋生和发展，并对经贸产生了好奇心和兴趣。当时，我梦想自己能上大学读书和从事科学研究，摒弃和解放那些枯燥繁重的劳作；抑或能从事有挑战性的经济和贸易工作，不再像村里的叔婶们那样，倒运贩卖，投机倒把，而是研究国有、集体和个体经济如何更好地科学发展。 1973年，有人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上山下乡的困境，我有幸离开农村进省城读书，在杭州外国语学校学习。三年后我又面临毕业分配的问题，当时的政策是大部分学员都要回到原来的地方或单位安排工作。好不容易才离开了浙南山区，又要重新一路颠簸回到那里，实在心有不甘。我心急如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单位，最后总算去了个郊县中学教书。我原先学的是英语专业，但学校让我改教政治课。在那段时间里，我边教书边复习功课，挑灯夜战温习功课，准备有朝一日继续深造，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全国恢复高考后，1978年，我任教满两年后考上了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又寒窗苦读四年。毕业后到杭州电子工学院任教。自认为30而立，不再读书了。但4年后大学老师进修和读研的越来越多，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巩固基础和学习专业，准备报考“国际经济”这一热门专业。 1986年，我进入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读研，开始涉足经济类知识，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我心中总是惦记着在温州下乡时萌生的美好愿望，三年后，我回到了浙江，在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温州人很有经济头脑，在个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中逐步深入，开始民间集资用于投资项目和开展研发，或创办企业和产业等。每年，我都到原下乡地区承接有关经济研究的课题和项目，并带我的博士生去体验当地农村生活和商务风情。 改革开放后，温州经济发展的这一模式，已成为我国个体经济发展的先导。那里的人们，不仅自筹资金建设了农民城，渔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而且开办实业，开采矿石和开发房地产等；还兴办了许多民营企业和财团等，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和海外，全球遍地开花结果。 我经常出国学习和交流，先后去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日本、意大利和台湾地区等著名高校进修和讲学，早年在法国等异域他乡的服务行业，经常遇到来自温州的移民，他们把当地的餐饮等店家商铺经营得红红火火的，享誉海外。现在到美国经常遇到的是华尔街的温州精英们。这一切，促使我这个从浙南山区走出来的学者，进一步增强了攻克经济学教学、研究堡垒和难关的信心。 在浙江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期间，我先后担任学校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应用经济研究重点中心副主任、9211卓越教授、博导和女教授联谊会副会长；以及社会兼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家委员，浙江省国际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妇女问题研究会副会长等；并是德国耶拿大学WEB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发起人之一。近年，我又被聘兼任浙江大学宁波理工经贸学院院长，并兼职宁波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金融学会副会长、金融研究院副理事长等。为从事经济、金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年来，我以“求知为乐,从教为荣”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认真从事国际金融与投资、贸易理论、区域经济和技术经济等教学和研究。长期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利兹大学合作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些研究已处于国内前列，在SSCI、《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等权威和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9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4项，其中1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已顺利通过免鉴定结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科技厅软科学基金、社科基金，以及国际合作项目等课题10余项。出版专著7部，其中有1部获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资助，自译成英文，在全球发行。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教育部、商务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浙江省科技厅等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并主持完成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宁波市人民政府、台州市人民政府、上海张江高新区、杭州市决策咨询委、杭州高新区“十一五”规划、奉化人民政府委托课题、玉环人民政府委托课题、宁波北仑区“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商务厅“十二五”规划等政府委托课题10余项。完成的多篇资政报告获得浙江省省长、常务副省长、副省长及贸促会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并向有关职能部门推广。能为政府咨政和为企业服务，这是我不断求知和选择经济学从教的初衷，亦是我下乡时的知青梦。 我常想，自己学习和研究国际贸易和金融，与经济打交道，不断地筑梦、追梦,最终圆了我的知青梦，也许正是我下乡插队时受到了当地乡亲们经济思想和经商意识的感染吧！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