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大家都叫我老师的了。当然我不会因此而心满意得或沾沾自喜，因为那些叫我老师的年轻人是把我们大院里所有年长于她们的人——门房、保安等——都称做老师的。

但我确实当过老师的，教过初中历史课。

时间不长，只有7个月，其间还包括一个寒假。

 

那还是我重回故乡的那一年。

1969年的3月6日，我的户口被当地派出所无情地注销了，去了江西省。

那时的城市户口，特别是我们这个大都市的常住户口真是千金难买啊！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老克勒”那时对我说过的话：

“小阿弟，想想好，迁出去就迁不回来了！我是样样都能同意去做，叫我迁户口，我死也不会同意的。”他自己大学毕业后，因被分配到外地去工作，他就放弃了，宁可在家闲着。

当年在这个城市里，这样的人并不少，被称为“社青”，社会青年的简称。

住在原法租界的“社青”，家里虽无一幸免地遭到过冲击，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高于大多数普通家庭。不仅衣食无忧，还有余钱玩玩小情调。

现在市面上硕果仅存的所谓“老克勒”，大多出于这类家庭。

 

从当时一直到后来，我都觉得老阿哥说的一点不错。

但事出无奈，他顶得住，我却未必。

插队9年多来，虽然夜夜都在做回家的梦，也只是梦而已，心里是没有多少底气的。

 

没想到1978年，据说邓大人点了头，我们知青居然可以圆这个一直很渺茫很渺茫的梦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6月8日，在那个曾经注销了我的户口的派出所里，几乎在同样的窗口，由同样面无表情的人把我的户籍恢复了！

站在窗口外的我同样面无表情，但心里激荡得厉害。

老阿哥的话和9年多的风雨，刹那间都回到了我的眼前。

 

两个星期后，6月20日，楼下的王阿姨告诉我妈说，看在多年邻居的份上，为我找到了一份工作。别的人回来半年也未必就能找得到云云。

我妈自然是千谢万谢，巴不得让我去给她磕头。

 

我不知道今天我还能不能把我当年的这份让“别的人”羡慕不已的工作介绍清楚。反正当年叫“街道生产组”，在中原和北方好象叫“街办的”。

这么说吧，当年的单位按性质分为三类：全民的、大集体的、小集体的。我们就属于最末一档，仅次于失业。

我们那个生产组是为一家其实也蜷缩在一条窄弄堂里的印刷厂干点儿杂活，什么打个捆啦，数个数啦，晒晒纸，粘粘盒啦，诸如此类。

也发工作证，也有正式名称，叫新乐纸品组。

据说本来叫纸盒组，不知道是谁，可能嫌它太土，怕印在工作证上拿不出手，所以改成了文绉绉的“纸品”，象煞有介事。

 

干活当然要拿工资，因为是街道“小集体”，所以工钱是按天结的。九毛钱一天，每月平均为25.5个工作日——那时离实行双休日的日子还远着呐，所以出满全勤者可以拿到22.95元的月工资。

虽说这是我在上海可以拿到的第一份月薪，但说实话，真不多。好几年前，我在江西省一个乡政府时，月薪已经是24只大洋了！后来到县剧团，月薪是32只大洋啊！

 

怪也只能怪自己吵着闹着要回故乡。

记得在江西省的最后一年，一帮同命相怜者晚上老是围着油灯瞎憧憬，肯定不止一个人说过，“只要能回故乡，哪怕扫大街，进生产组，老子也干！”

我怕是也说过的吧。没承想“一语成谶”！自己掘洞自己跳。

往后赌咒发誓一定要慎之又慎，呵呵。

 

饭碗算是有了一个，吃着肯定不香，心也肯定还是“驿动的心”。

虽说心里欢喜不起来，但第二天，也就是6月21日，我还是去报到上班了。

 

其实现在想来，当时的工作也有那么点意思。

在沿马路的几间民房里，隔成三个小间，分三个小小组干活。

我所在的小小组是检验组，主要是检验刚印刷好的半成品，纸盒包装啦，糖果纸啦。

沿着边缘将“针脚”不齐的，也就是印歪了的抽出；合格的先数数后打捆，比如每500张一捆。

 

别说，还真是行行出状元，哪儿都能学到真本事。

就说数纸吧，厚厚一叠，往跟前一放，把右上角往上一翻，拿指甲熟练划动，一五一十，不但数得飞快，而且煞是好看！

半年后，我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那是我到我后来教学的那个中学的教导处去领400份期终考试的考卷，交接的老师说，你可仔细点一点哦！

我照例拿来往跟前一放，把右上角往上一翻，拿指甲熟练划动，一五一十，数得飞快，400张，半分钟就告结束，把教导处一屋子的人都看呆了。

怎么样？生产组出来的老师也可以有点绝活的吧。

 

当时的工作伙伴也挺不赖。

一个外号叫“娃娃”的男孩，人豪爽，篮球也打得棒，后来成了我的至交，帮过我无数的忙。

当年是“相濡以沫”，如今是“相忘于江湖”。其实庄子的原意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

另一个胖胖的姓余的男孩，当年幸运地考取了大学。记得我们的小小组还有过简单的送行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龄稍长的男子。

据说他是在那个红色恐怖年代发的“神经病”。

我在生产组的那两个月里，他一直很正常，静静的，很斯文，有教养，很象出自大户人家。说话慢悠悠的，听得出读过很多书。

 

我们边干活边聊大天的时候，他从不插嘴。

他似乎有点喜欢我，在私下与我单聊时，说到那些脍炙人口的名著里的著名段落，或者电影的精彩情节时，我清晰地看到，他那因为忧郁而略显混浊的黑褐色的瞳子一样兴奋得往外猛地发光！

他告诉我，他一直在按时服药。

他还说，他不能激动。

他还说了，我不会去恋爱，不要害了别人家的好姑娘。

这是我对精神疾病的启蒙课。为此，我在心底一直感激他。

 

其余的小小组的组员就都是四十开外的“阿姨妈妈”。她们对我也都很好，帮我买早点啊什么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只有在生产组这个单位里真的是一点儿“桃花运”也没有。幸好只有两个月，总算还容易熬过去的。

 

真要感谢那个年代。

什么叫“百废待兴”？

你可以解释为所有行业都没有走上正规，乱得一团糟。这个解释真的没有错，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你也可以解释为所有行业都缺少有用的人才，机会满天飞。尤其是对于早有准备的人。

那年头，报纸的缝里，街头的墙上，都是“招聘启事”，从普通钳工到联合国文员，什么都招。

除了“招聘启事”，就是各种短期培训班的“招生启事”，其实两者是配套成龙的。

而这两种启事我都非常喜欢。

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喜欢只身闯入各种各样陌生领域的感觉。

 

反正生产组的活根本谈不上紧张，恰好那几个月里，记得身边好象也没有特别会占据我很多工余时间的“红粉知己”，于是，在“招生”那一面，我一气报了“高中数学班”和“英语中级班”，其间还参加过街道办的一个“新闻写作短训班”，由于这样可以一个星期不用上班，不用数纸，不用打捆，心里还着实偷着乐了很久呢。

而在“招聘”这一面，我也作过不少尝试。

不瞒您说，我还真去投考过联合国文员！按眼下最时髦的说法：我是输在了“海选”环节。

我还斗胆去考过《解放日报》的夜班编辑，同样输在了“海选”环节。

所以，这些年来，当我看到那么多年轻人参加选秀跟我当年一样输在了“海选”环节，心底里那股子幸灾乐祸的劲儿，别提有多爽了。

 

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缺文员、缺编辑，当然也缺教师。不消说，我也去投考了。

那是一家当时就有着130年历史的名声在外的教会学校，它要招16名中学教师。

我不觉得那考题有多难，我几乎很快就把它们全忘了，现在更是一点蛛丝马迹也回忆不起来。

当年如有拦路虎式的难题，我想我不会那么健忘。

 

好象是7月中旬考的试，8月20日左右发的榜。

牛皮纸的公家信封里装一张粉红色的纸，上面油印着一些话——这在当年，毫无例外的都是喜讯。我考取了。

记得我并不兴奋。我还在对前几次输在“海选”环节的应聘耿耿于怀呢！

当然我很感激那个学校。

到底是老牌的百年教会学校，就是能慧眼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