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梦想

    遍阅上海地方志的区志中有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资料时，看到有不少统计数据，不禁使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那是我在1975-9“因病退回”上海以后一直到1978-4在街道“乡办”被志愿当“义工”时，接触到不少知青到“乡办”打听、了解或办理“病退”手续，我始终想知道“病退”回沪的知青到底有多少？虽然自己经常在“乡办”，但无法窥得其统计数据的真面目，因为这是具有一定保密要求的数字。想不到，三十多年后基本上“如愿以偿”。

    （二）收集

    虽然在上海地方志的“通志”及劳动、农垦、青年等专业志里都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但是进入区县志以后不禁使我茅塞顿开，各区区志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统计数据。

    1968～1978年，上海全市先后动员中学（包括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共有111.3万人。这是“上海劳动志 >> 第一编劳动就业 >> 第五章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给出的“离家”数字。十余年间“回家”的数字则散见于各区区志里，没有集中统一的统计结果。

    现在只收集到八个区69万知青的有关数据，汇总得到下述表一。

【表一】

注：表中南市区数字没有包含“困退”数据。

    以上八个区中有四个区的区志还分别提供了“病退”的统计数据。汇总得到表二。

【表二】

    南市区志中，没有1977年以前的病退数据，只有“1977、1978年中，南市区经审批同意因病回沪的知识青年共13058人”，“南市区通过各种渠道，在1979年……病退和插队调回的11577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有罕见的说法——1979年的数据是“病退和插队调回”！为什么把“插队调回”与“病退”放在一起统计？

    据“过来人”回忆，当年在虹口区广泛传说——凡是插队知青，只要提出“病退”就一律批准，身体检查复查与否已经没啥关系了！看来，这也可以解释南市区1979年的数据来源了。

    也许正因为对插队知青的如此优惠宽松，在“表一”中，虹口区“病退困退”的比例高达38.6%，在八个区里高居次席，也就情有可原了。至于静安区超过50%的“特高”比例，需要“再探讨”了。

（三）扩展

    上海地方志的资料使我了解到了那场上山下乡运动最后凄惨的结局。七十年代末发生的知识青年大回城，实质是千百万知青和民众对那场违人心、背民意运动用脚投了票。从各区志中可以整理出这样的数据——

【表三】

    表三中，第三列的简短文字说明，均来自相关的区志，除了显示略有不同的统计起讫年份外，还显示了统计范围与口径的不一致，笔者在表格最后一列有所说明。

    区志中已经有回城总数的，如黄浦、徐汇、虹口、杨浦等区，回城比例都在68%以上。把那四个区的数据集中起来，下乡人数为421918人，回城人数是306010，比例为72.5%。

（四）感叹

    从“表二”看到的是，上海111万上山下乡知青的三分之一即36万人当中“因病退回”的统计数字。回想那个年代，伟人挥手，百姓挥泪，那么众多的青年人，初始下乡的路几乎如出一辙，然而回城的路则是各显神通。无论是“病退”“困退”“商调”等等，再难也要跳农门。我亲历了、也目睹了知青的“病退”之路。如今终于知道了，当年血气方刚“上山下乡干革命”“双手绣出地球红”的青年人，“因病退回”的比例将近五分之一！知青一代啊一代知青，简直成了一代病夫、当代病夫！？当然，我们这些“过来人”中的绝大多数都知道、也都记得，那么多的“病夫”有很多很多是作假的，谁会愿意给自己戴上一顶“病号”的帽子？然而，就是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啊！而且，还不乏以假乱真、作假成真、不幸自戕的惨痛结果。很遗憾，至今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

    从“表三”的数据中，多多少少反映出上海111万上山下乡知青的真实情况，从中折射出知青及民众的心愿与呼声。那些统计数字说明了什么？！就是知青要回城、要回家！上述那些数据是到九十年代初期的统计，大体上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知识青年终于回城、回家了，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知青至今仍在“苦斗”，他们回到故乡上海，却没有城市户口，为此跑断了腿，吃足了闭门羹，而需要的各种证明材料厚得像一本书，真正是“出门一分钟，进门十年功”。上山下乡运动的后遗症不知何时会解决。也不知道在地方志的续志里会否对此有所反映。

    如今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高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M思想中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最直接的一种形式，……不仅解决了青年人革命的问题，解决了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也解决了城市青年的出路问题，应该说当时是一种多赢的选择，中央满意，知青满意，家长满意，社会满意……。”这种“高论”也许出自于无知者，但是偏偏还真有那样的知青，无视广大知青“用脚投票”的结果，在网上用区区十来个人的答卷统计而推出了对千百万知青的“研究成果”，有80%以上支持了“上山下乡是反修防修伟大创举”之类的溢美之词，50%支持了“上山下乡保护了人口资源”之类的谵言妄语。按照这样的“研究成果”，是不是还应该按照“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和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来追究“国内外的历史与现行的反革命”的责任？

    好在数十年前的愚民之策已经黯化昔日的辉煌，独立思考在我们后代身上已经逐步形成风尚，可想而知，那种以十余人代表一千七百万人的“研究成果”到底会有什么可信度、又会有什么生命力？唯一可悲可叹的是，面对那些知青此等作为，真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他们的后代又会如何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