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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已经三四十年了，许多苦涩辛酸已被岁月时光冲刷淡化，留下的多是苦中求乐的记忆。这种避苦求甜是人类记忆活动中常见的现象；笑比哭好是人性的自然。然而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更需要的并不是沉湎于骄人的成就，而是牢牢记住惨痛的教训，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重蹈覆辙的悲哀，拥抱更多的胜利带来的欢愉。所以，我身体力行，从自己当年的笔记中回顾和发掘那些值得终身难忘的经历与感受。 Ⅰ 如今知道“大跃进”的人都明白，那是发生在1958年的事情。我出生于1952年，因年幼而没有真正亲历那场狂热，只是依稀记得上屋顶、敲脸盆、全民动员消灭麻雀等“除四害”场面。初识世事后，眼球曾经被吸引到街头巷尾的墙壁上，有一些斑驳陆离的“钢煤粮棉四大元帅升帐”“赶英超美”宣传画和“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以及三合一的“三面红旗万岁”标语口号。但是对它们并无具体的认知。后来，慢慢晓得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是“总路线”。下乡插队以后，亲身体会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人民公社”体制。至于“大跃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则有异乎寻常的收获——下乡后聆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时，使我惊讶无比的是，“大跃进”岁月竟是他们最苦的日子，家家户户不能起锅烧饭，必须吃大食堂，晚上不能睡觉，必须下田大干，于是就有躲到山上睡觉的轶闻，等等等等。此种另类“忆苦”是断然不敢写下来，以免成为“恶毒攻击”的“铁证”。 Ⅱ 然而，当年的笔记中还是留下了我亲历“新的大跃进”。 1969.11.14 星期五 阴雨 晚上队里开群众大会，日内将全力以赴修水库，即水电站。支书今天刚回来，他们到南昌县参观过，说要拿起比58年大跃进更大的干劲来，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这12000土方的工程！为了工程的早日完成，每日要保证130个劳动力参加，同时住在工地上，还要开夜工！ 1969.11.19 星期三 阴 刘主任还谈了今年冬季的任务是农业大跃进，口号是拼死拼活地干！其规模要大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云庄主要是建造水电站等四个战役。他还说，奋战三个月，完不成任务，干部自动下台、罢官！云庄今年后季稻增产4成，弥补了上半年水灾之损失，乃大快人心的好消息。据说下月全国要在我省开万人现场会。 看到日记中如此豪迈的气概——比1958年大跃进更大的干劲、规模要大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使我目瞪口呆，怎么已经淡忘、没有印象了呢？想来想去，大队支书、公社刘主任是断然不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的，所以一定来自上级！到网上查询有关当时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的资料。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有一篇《文史精华》2008年11期发表的《程世清沉浮录》，其中谈到，1969年10月中旬林彪关于紧急疏散的“一号命令”发布后，陈云来到南昌。程世清见到陈云后，就开始大吹特吹起来，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１００亿斤粮食；并说陈云领导中央经济工作时的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发展速度太慢。 至此，疑团获解，1969年初冬在江西再一次发动“大跃进”，确有其事，源于程世清！至于当时南昌县如何“大跃进”、下月（12月）全国要在江西省开万人现场会等等，在网上未能查到相关信息。但用1969、大跃进等词在网上搜索，有迹象表明，1969年4月九大以后曾经有过“准备生产大跃进”的说法。 1969.11.20 星期四 阴 晚上，队里召开社员大会。内容是，普及庆曲糖化饲料和修水库两项任务之动员。云庄今年冬季要打四个战役。到12月15日前，是水库筑坝。另外是造溢洪道，约半个月；再有是开山（开发荒山）修田（改造低产田）和修公路。 1969.11.21 星期五 阴 晚上队里分组开会，读了县革会关于一化带七化、两个突破的宣传要点。 区区一个小山村也要打仗似地完成“四个战役”（修水库、开荒山、修田、修路），这样的说法也是当时流行的，这与当时江西省的负责人程世清不无关系。他身为军人（少将），文革中奉命“支左”，掌管江西大权，所以习惯采用军队管理的方法搞经济，留下许多诟病。1969年冬，他还提出“一化带七化”，即“思想革命化带动社队公路化、耕地田园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车子化、路边村旁绿化”。不久，又提出“新农村基本建设模式”——“八字头上一口塘，两边开渠靠山旁，中间一条机耕道，新村盖在山边上”。关于“两个突破”，尚未找到详细信息，估计就是指工业与农业的突破。 那年冬天，我插队的云庄村堆起了水库大坝，盖起了发电房，1970-2-12开始了水力发电，为全村提供夜间两三个小时的照明。但是，1971年雨水偏少，小水库“入不敷出”，1971-7-12日记中说：因水库逐渐干涸，水力发电暂停。随后从15日启动备用的柴油机发电，而且从此结束了水力发电，小水库则变成了一个大鱼塘。可见当初一哄而上的微型水库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除了那个水库外，笔记中也有其他方面的记载。 1970. 4. 1 星期三 雨转阴 晚上宣布了三结合科技小组成员，有龙祥、加龙、[下放干部]周、[知青]桂和我。这对我是一个意料不到的事。队里已拨给科研小组十亩试验田。这十亩田从耕到收，全由科研小组包干。另外还要搞气象台什么的。日内将正式开始。 随后的笔记中有“科研小组”集中住宿、向试验田送肥等记载。我还刻意把“科研小组”每天的具体活动记录下来，目的是留下原始数据，但是很快发现没有人关心这些资料。村民们则不屑一顾地说：“我们谁不知道多下肥会增产啊？这也要做试验吗？”我等知青哑口无言，下放干部也当作没听见。他们说的是真话、实话啊！云庄村一直被批评是“老三百”（意为亩产一直在三百斤上下徘徊），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肥料，一些山高路远的田块几乎年年无肥可施，加上自然环境条件（如山区的日照、气温、水温等等）对水稻生长和产量的影响，这些可谓老少皆知。所以那样的“试验”很快成为笑谈，短短半个月，“科研小组”人去楼空、无疾而终。 在1970-5-20的日记里我还记下了“大队革委、三队支部、民兵的试验田，亩产指标分别是1200、1400、1100”。当然，后来没有人提起这样的豪言壮语，也没有人追究空话大话的责任。若无日记，我也早就把它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倒是村民们的真话实话至今仍在脑海中回旋。 1970. 5.26 星期二 晴 早工，往牛门口送牛栏粪。上午出猪栏粪，人多事少，竟休息一小时以上！中午12点不到就收工了。下午到3点才开工。社员积肥“刮地皮”，每个底分一百斤。照顾到我们上海青年无此本事，就让我们挑土砖灰8担（每人）至长坑仔。中间休息也足有一小时之多！……社员“刮地皮”，真是“一举两得”，既积了肥，又打扫了环境卫生。 上述日记中的窝工现象在“公社体制”下并不稀罕，而那次“刮地皮”积肥，“照顾知青无此本事”实在是无奈之辞，因为各家各户都是在自己的宅基地范围内“刮地皮”，一大帮知青哪来宅基地？一旦动手“刮地皮”，以一个知青半天工分2分计算，二三十个知青就是四五十分，到哪儿去刮四五千斤肥料？势必诱发“抢工分”的纠纷。至于这样的“刮地皮”，是靠人畜踩来踏去、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地皮肥料”，纵然有特殊的肥效，也不可能今年刮了一回，明年还能重现奇迹。事实上，在村里插队那么多年，“刮地皮”也只搞了那么一次。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依靠化肥才解决了农家肥和绿肥不敷需求的难题。 Ⅲ 在上述1969年的“再来一次大跃进”之后，1970年下半年是“更上一层楼”，进一步喊出了“特大跃进”的惊人口号。 1970.10.13 星期二 阴有雨转多云 据说，明年全省要实现千斤，全县也是千斤，小坑片为900斤。 1970.10.14 星期三 阴 晚上无灯。队里开社员大会，支书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明年小坑片是全县重点，我大队生产指标是800斤/亩，比人家低200斤/亩。另外布置了种冬小麦等生产工作。 不记得当年为何“小坑片是全县重点”。“小坑片”包括了小坑大队、云庄大队、拿埠大队等大队，相当于现在的小坑行政村的范围。 我没有在日记里找到那些年的亩产量实际数据。不过，可以从侧面进行一些推算。因为当年云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水稻生产这项主业，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水稻种植面积也没有变化，所以，每年的工分值与亩产量应该呈同步变动的关系。据此，从那些年工分值的状况，可以反推得出定性的结论：那些年的亩产量一直没有达到过《纲要》的要求——亩产800斤。 1969年，遇到N年不遇的山洪暴发，实在是没有回天之力，代表全年实际收入的重要指标与参数、“公社社员”最终实际到手的工分值（即10个工分折合的人民币）从1968年的1.22元骤然跌到0.88元，打了七折！1969年11月，我们第一次听到再来一次农业大跃进的口号，1969-11-19日记记载，公社刘主任还说“云庄今年后季稻增产4成，弥补了上半年水灾之损失”。这样的话显然是为社员们鼓劲、不泄气。实际上，后季稻在全年收成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其种植面积只有早稻的一半左右，所以，即使后季稻增产四成，也弥补不了山洪对早稻带来的严重损失。1969年年终分配时工分值的大幅贬值就是过硬的证据，从中可以推断1969年的亩产量是下降的。1969-12-16日记记载：“各大队都要办土农药、土化肥厂。明年要达到每人一口猪。井冈山地区每亩要增产250斤。”就云庄而言，这样的指标意味着几乎是要翻个倍。可能吗？ 1970年的工分值仍然只有0.88元，与大灾之年的1969年居然一致，表明1970年的产量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宏伟目标”又下达了——云庄大队要达到亩产800斤！前一步都没有跨出去，后一步怎么上得去？这就是那个年代！如此年复一年下达高指标又有什么结果？ 继续查找那几年的工分值，对那几年的亩产做一些反推。1971年的工分值曾经恢复到1.20元，但以后又出现下滑——1972年1.12元，1973年（缺），1974年1.09元！另外，我留有1974年早稻入库原始记录的复本，其显示：云庄六队500余亩早稻收获了17.7万斤谷子，折合亩产350斤。通常每年的后季稻面积只有早稻的一半，那么，即使后季稻也能达到亩产350斤，那么全年的亩产也只有500多斤。这是工分值为1.09元的1974年。不难想象，那个年代，跃进又跃进，高喊再高喊，仍然没有达到《纲要》的“过淮河”即亩产800斤的要求。一个云庄是如此，全省亩产超千斤又岂是高喊口号就能实现的？换言之，假如当年只有云庄如此拖后腿，云庄也就臭名远扬了，干部群众都会不得安宁。事实上那里一直平安无事，稳坐钓鱼台，这正好说明云庄村的情况并不是独此一家。 回头再看1970年中秋节之前。“预分”的工分值是0.90元，可是到了年底“决分”时，工分值只有0.88元了，这种“逆转”情况是罕见的，也说明了那年下半年的收成出乎预料地差，后季稻遭遇了极大的减产歉收。把1970年10月底11月初的日记放在一起看就清楚了，其中有两处明白无误地留下了后季稻的产量：4.8亩田，只收到220余斤谷；8.2亩，只有500余斤。也就是说亩产只有五六十斤！而发生这种情况的东边、禾下、拿埠口等“小地名”，都是云庄村的“粮仓”啊！如此凄凉，原因何在？ 在1970-11-6日记中写道，“照例是打禾，又累又脏，尽吃灰。”固然，后季稻在收获时较之于割早稻时要干燥得多，脱粒时确有不少灰尘，但“尽吃灰”实在不正常。在1970年双抢日记里说到早稻遇到虫害，收割时有异常的灰尘，所以，1970年的后季稻既减产又有大量灰尘，应该与虫害有关。 1970.11.12 星期四 阴雨转阴 早饭后老周叫我写了些标语，为明年农业特大跃进制造声势。现在又“加码”了：明年要亩产900斤！为此，上级要求半月之内每亩积肥70担。今天又开始开荒，补足60亩缺额。30亩荒地开出来，30亩集田塍大成也。 一个月前的10月14日还在高喊争取明年达到亩产800斤，不到一个月，就“加码”到亩产900斤。实在是把农业生产当成儿戏了，亩产的增加是拍拍脑袋、喊喊口号就能够实现的吗？每亩70担肥又是一声令下就能办得到吗？再说那每亩70担农家肥就能换来亩产翻倍的奇迹？诸如此类疑问，使在我们这些经过两年摸爬滚打的插队知青也一目了然了，所以“特大跃进”这样的口号已经无法使大家再一次“激情燃烧”了。 至于当年的开荒也是劳民伤财的长官命令瞎指挥。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种植水稻的农民们，双季稻已经够辛苦了，想不到还要把难得的喘息之机统统用来种植旱作粮食，真是一年到头“不得闲”了。这样的旱作又不准占用水稻面积，所以，只能寻找一些山坡，砍掉山林树木，种上旱作庄稼。实在受制于人力、体力等因素，就对其中的一半指标采用打擦边球的办法，把水稻田里一些比较宽的田埂（方言称之为田塍）不靠迎水面的一边利用起来，冬天种上蚕豆，夏天种上黄豆，以此凑满旱作粮食的栽种面积指标。记得当时我们就在心里嘀咕不已：这30亩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如此化零为整式的旱作达标之术，也可谓公社社员的杰出智慧。 在1970年“再一次大跃进”中强制性地一律实行“矮杆化”，随之而来的“密植”带来了劳动强度的明显上升。听上去把株距行距缩减一两寸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工作量成倍增加。更不要说从此以后“密植”还上升到“执行革命路线”的高度。这种劳动强度的上升在原本就人少田多的地方会产生什么影响？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1970年的春插居然直到5月15日才最后结束，此时立夏已经过去了9天！而1970年春寒使开插推迟了数天！无疑是对早稻的沉重打击。及至双抢时，后季稻又滞后了八天完成插秧。如此恶性循环，导致全年粮食产量彳亍不前是不难理解的。 偏偏在秋收以后又一次喊响振奋人心的高昂口号要“实现农业特大跃进”，真是不可思议！有一点不言而喻——那些年，纯属长官意志瞎指挥的“大跃进”是高喊了一次、一次、又一次，而早在1956年提出的1967年“跨黄河、过长江”宏伟目标则是过期、又过期、遥遥无期……。 Ⅳ 上述“再一次大跃进”“特大跃进”随着林彪集团覆灭而偃旗息鼓，但是“大跃进行动”的结束并不等于“大跃进思维”的消失，而是阴魂不散，就连“识字青年”的“新鲜事物”青年队也“难以免俗”。1975. 3.17的日记中说，1974年年底成立的独立核算的青年队在“规划”中提出了许多宏伟的目标，其中包括三年之内实现三不弯腰。 当初下乡插队以后，知青很快饱尝了拔秧、插秧、割稻这三大农活的弯腰滋味。提出在三年内做到都不弯腰，那是何等的鼓舞人心！但是，在没有技术、没有设备的情况下、更没有发展经济的大环境，单凭冲天干劲、巨大热情，那样的美梦注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反思当年被说成是有知识的青年，在下乡六七年之后，依旧说出了那种没有知识的大话，这是什么样的“再教育”结果？动辄“×年实现×××”的目标口号，虽然不再像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那样响彻大地，也没有七十年代初江西大跃进时期的强制命令，但是那种大跃进的思维方式继续存在，更谈不上得到根治。 1975年提的那个三年很快过去了，三弯腰依然如故，而知青却开始了大回城。即使是三四十年以后，三弯腰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已经步入老年的“知青”回访山村时，再度激情挥镰，重温弯腰辛劳……。而当初那样的大话无人提起，还不用担心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人深入回顾思考。 Ⅴ 那样的大跃进思维方式，直到新世纪还可以看到。我就职的一家国有企业，在本世纪初提出“三年内建成国际型工程公司”。结果，别说三年后，就是十年后，又有谁承认它是国际型工程公司？尽管提出那个口号的负责人并不是“识字青年”，而且是恢复高考之后的首届大学毕业生，但是思维方式却不约而同、殊途同归，这说明大跃进思维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肃清极左，任重道远。
如今在一些“知青”媒体上或口语中，满贯耳廓的是“知青历史知青自己写”“把艰苦奋斗的经历告诉后代”，可是，真正有意义的是反思省悟。回味曾经的辉煌，固然值得兴奋，但是正视失误、汲取教训更有意义、更加重要，不回避曾经的过失，不掩饰曾经的幼稚，不否认曾经的无知，才利于避免重走老路、错路、歪路、邪路。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