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马思聪的外孙黄刚，是我的女婿(剑梅的丈夫)，所以马思聪便成了我的“亲家”。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我到海外后就经常和马思聪的夫人(我称之为“王慕理伯母”)，在电话里聊天，也因此知道许多马思聪生前的故事(马思聪1987年5月20日去世)。王慕理伯母知道我刚出国，赤手空拳，囊无钱守，就叮咛说：“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可省下电话费。我每个星期都会给你打电话。我喜欢和你聊天，只有你能理解我和思聪”。她果然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直到二〇〇〇年逝世前两个月，她似乎意识到即将离开人间，还用电话通知我，说她寄了两份马思聪手稿让我存念，是歌剧《热碧亚》的手稿。过了三天，我果然收到马思聪先生的五线谱手稿，稿纸上的音符像蝴蝶，像风筝，又美又刚劲，让我爱不释手。王伯母住在费城，有小女儿马瑞雪与儿子马如龙陪伴着。九十年代，她已年过八十，但声音还是很清亮。她讲的故事很多，但最让我难忘的是三个令人震撼的历史性“马思聪时刻”。这“三个时刻”至今还常常撞击我，启迪我。现在，趁马瑞雪的《马思聪蒙难记》在香港出版之际，容我书写于下：

　　第一时刻：痛快、痛快的时刻

　　马思聪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一直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身居重庆，就和周恩来、邓颖超、乔冠华等共产党精英密切来往，并成了好朋友。抗战胜利后接着又是内战，他便和郭沫若等其他左翼知识分子避居香港。一九四九年夏天，他收到周恩来的邀请，到北平先农坛参加7月1日庆祝共产党建立28周年的盛大晚会(除了各界人士还有上万“革命群众”围成一道血肉的团城)。大会尚未开始，突然来了一场大暴雨。马思聪此时因为刚踏上北方的胜利大地，又在豪雨中看到支持革命的人民仍然在欢笑高歌，想到新中国即将降临，兴奋狂喜得像小孩一样，连蹦带跳，呼叫呐喊。与他同时从香港而来的作家柯灵亲眼目睹此情此景，他撰文写道：“与会者冒雨而立，岿然不动。初夏的北国，依然夜凉如水。大雨打得人人浑身湿透，冷得发抖。不知哪个角落带的头，有人使劲跺脚、跳跃，用肩膀互撞取暖，同时大声欢笑。这像是一场即兴的歌咏舞蹈，那么自然，又那么强烈，旋风似的顷刻间传遍全场，和急聚的豪雨打成一片，卷天席地，有如海啸，和我并肩而立的，正是马思聪，这位天才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不断纵跳欢呼，抱着双臂猛撞，全神贯注，酣畅淋漓地投入这壮丽的大合奏。仿佛完全达到忘我的创作境界。这种难以想象的、绝对罕见的场面，是一次心灵的世界的火山爆发，那熊熊的烈焰。发自人性的深层，长期的郁结，不是任何外部力量能够煽动的，也只有在那样的时刻，那种偶合的机遇中才能触发。——那时人们深信不疑：坎坷百年的祖国从此走上了坦途”。柯灵在一九八九第三期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回忆录似的短文，记录了马思聪的第一时刻，那个新中国诞生前夕的时刻。我出国后和王慕理伯母提起柯灵的文章和这个时刻，伯母听了之后说：“那是马思聪最高兴、最痛快的时刻。那天晚上回家时他像一只落汤鸡，但还是连声叫着痛快痛快。再复兄，你知道他在大雨中喊叫什么吗？思聪告诉我，他喊的是高尔基《海燕》中的句子：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黑暗全扫光，新中国就要诞生了！他真的高兴得快要疯了”。就在这个夜晚之后的三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随后，他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飞到北京担任中国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并为我们这些孩子创作了一首天天早晨都要唱的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可是过了十六年，马思聪却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历史性时刻，这是他被迫逃离祖国的时刻，这是恐惧、眷恋、叹息、仰天长啸的时刻。

　　第二时刻：痛心、痛心的时刻

　　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马思聪是热烈拥抱革命、热烈拥抱新中国的歌坛赤子，照样给他“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帽子。他被“楸出来”，衣服被剥掉，音乐学院的学生(红卫兵)用运动员的“钉鞋”打他，在他的脊背上打出一个一个的洞穴，血迹布满全身。还有更聪明的学生，想到他姓“马”，马要吃草，于是，就拿鲜利的青草往他嘴里塞，塞得他满嘴充血。王慕理伯母告诉我：那些日子他一回家，我不是为他洗擦背上的血，就是洗擦嘴上的血。我们一家时时生活在恐惧中。除了担心“命”保不住，还担心那一把意大利古典小提琴保不住，那是思聪的命。红卫兵来抄几次家，竟然没有发现藏在屋顶上的小提琴。那时王伯母的头脑很清醒，知道要“活命”就得“逃命”，所以就让小女儿马瑞雪到南方(广东)去寻找逃命之路。并获得偷渡香港的“船位”。王慕理伯母告诉我，直到上了奔往香港的小船，个个都紧张之极的时候，思聪还不断回头看看他心爱的祖国。他真不情愿离开那一片黄土地呵。经过一夜的冒险，小船开到香港沙滩了，他还是不死心，还回过头去遥望大陆，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我知道这个时刻他想仰天长啸，但不能出声，只能独自心痛又心痛，痛心又痛心呵。他全心全意热爱的新中国，乱套了；他刚要为祖国歌唱的歌喉，被堵死了；他热烈期待的学院学子变形变态了。哪样不痛心呵？

　　第三时刻：痛哭、痛哭的时刻

　　王慕理伯母告诉我，到了美国之后，马思聪一天也没有快活过。美国欢迎他，给他旧金山的金钥匙，给他费城的金钥匙，他也没有开心过。他是《思乡曲》的作者，乡愁压倒他的一切。在他心目中，再好的金钥匙也没有故乡的一草一木好。他太爱那个名叫“中华”的国家了，他太爱那些名叫“炎黄子孙”的同胞兄弟了，唯有为他们歌唱，唯有为他们拉小提琴，他才高兴，他才从心上到脸上都冒出笑容。

　　一个天才的中国歌者，性情变了。变得很忧郁，变得沉默寡言，变得很爱哭。王伯母说，“唯有我知道他为什么总是哭，就因为思乡、思乡、思乡。在国内，他的《思乡曲》是用小提琴拉出来的；在北美，他的思乡曲是用眼泪流出来的。我们到台湾，台湾请他当音乐学院院长，他没答应。也只有我知道，尽管他也爱台湾，但台湾还是不能安慰他，广大知音毕竟在大陆，虽然那一片土地常常受难，但那里毕竟有无数同胞用全部心灵在倾听他的琴声呵”。王慕理伯母真像诗人，她说这些话，句句让我难以忘却。尤其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她告诉我的另一个历史性时刻，也是最悲伤的时刻。有一天，他又在哭，我去劝他，他竟然对我生气，大声叫喊说：“你不要阻止我哭，你要让我哭个痛快！”二十年前他在那场暴雨中是要笑个痛快，今天在异邦土地上则要求哭个痛快。他太伤心了。颠倒的岁月，浩茫的心事，刻骨的乡愁，一件一件，一樁一樁，时时都在压迫他。歌喉，五线谱，小提琴，大钢琴，此刻都不能帮他的忙。他只能痛哭，痛哭。王慕理伯母不愧是马思聪的知音，她知道，唯有大洋彼岸那一片家园土地能止住他的眼泪，所以他临终前只有一条心愿：“把骨灰送回我的祖国。”

　　马思聪已经去世二十六年了，但我还常常和女婿、女儿一起缅怀他，也缅怀王慕理伯母以及他们的儿女马碧雪、马瑞雪、马如龙。歌者已去，歌魂猶在。他们的歌声、琴声还继续在我们心头缭绕。今天，知道大山出版社蒙宪兄将推出《马思聪蒙难记》，才想到，除了应当记住马思聪那些受难的歌声之外，还应当记住属于他名字的那些历史性时刻。他的痛快，他的痛心，他的痛哭，也是音乐呵，这是历史大舞台上的生命乐章，这是深爱中华也提醒中华的心灵歌哭。我将会像儿时把红领巾佩带于胸前一样，永远把这些乐章这些歌哭铭刻于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