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1973年，兵团组建了5年，粮豆总产和单产年年都在下降。总产由1968年的26亿斤下滑到1973年的4.7亿斤，单产由1968年的217斤/亩下降到1973年的128.6斤/亩。5年间总共亏损了6亿多元，对此状况，李先念副总理做过一段批语：“这个兵团的生产情况，真有些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当时我正在兵团连队工作。但我所在的五十团五连情况却正好相反，我们的生产逐年攀升，是五师的样板连队。1973年实现打粮1700吨，盈利20万元，比1972年多打粮200多吨，多盈利近5万元。粮豆单产近300斤/亩，是128.6斤/亩的2.3倍。如果兵团几千个连队都像五连一样，兵团的状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怀揣着一股说不清是忧国忧民还是政治责任感的犟劲儿，我竟就给人民日报写了封信，并请他们转李先念副总理。
那个年代给党报和中央领导写信，好像挺时髦。有的人赶潮流，有的人反潮流，有的人出风头。平心而论，我是一时的冲动。作为老三届六八届高中生，我满腔热忱地来到查哈阳。这热忱过了五年也没有变，当时除了务农，还做着五十团五连团支部宣传委员兼报道组长的工作。听了连队的广播喇叭里传达的李先念副总理的讲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要从路线上找找原因。”我就有了一个很直观的想法——我经常为自己连队写稿，对近三年来连队生产发展的数据是清楚的。我们是一年一大步，三年三大步，兵团总体上怎么就会“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呢？这个问题一定是可以被解决的。我想呼吁兵团各级领导到五连来看看，交流交流经验，找到我们做的不一样的地方；既能解决兵团总体的问题，也能借此机会宣传五连。我从内心里希望兵团的工作搞好。当时生活上尽管很苦很累，但大多数知青都认可兵团这个体制。有现役军人领导，算解放军序列，政治空气浓厚，入党提干成为制度，关键是有工资，饿不着。可以说，各地知青已经习惯并适应了兵团的生活。五连就有三十多对知青成为有情人和眷属，打算一辈子扎根在边疆了。
我在信中甚至还直接给了解决生产问题的意见：多积肥，养好田，轮作不撂荒，精耕细作多打粮。经费使用上要量入为出，预算核算落实到班组，事事有核算。
一天，在五连蹲点的团政委张锡岭把我叫过去，对我说：“你的信，李先念副总理见到了，还作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批示。”这让我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那时年轻的我，仿佛干了一件天大的事。春风得意，欣喜不已，觉得广阔天地里，我将大有所为的。却不知，这其实已给自己留下隐患。
我给在查哈阳蹲点的兵团鲍鳌副参谋长写了很多次信。一观察到关于连队经营管理和庄稼轮作的问题，就组织自己的见解，给出建议。
一次，我听到连长孙贵和一营营长卢俊才说，五十五团领导冬天布置的水利会战工程已经完工，到了春节后又改变了方案，推倒重来，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此事我写信给鲍副参谋长，希望他关心此类事情，避免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还有一次，得知五连要发展烧酒、养猪、养蜂等副业生产，招了一些能人，要给高工资。我又写信，希望兵团给政策，更希望有条件的连队都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大力搞好副业生产，不做“王小二”。鲍副参谋长给我回信，说一个青年人能关心兵团的建设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后来，张政委和刘铭君副政委在五连蹲点，和广大知青战友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但事无巨细的关心同志思想，重活累活还干在前面，还给我们讲他们的经历，启发和教导我们工作。他们的身传言教深深感动了我，鲜明地对照出了有的师团干部到五连吃小灶，工作不深入的情况。为此，我写了一篇调查报告给兵团党委，题目是：“扎扎实实地调查研究，有成效地推动连队建设”。新任指导员倪永刚后来对我说，你写给兵团党委的信，兵团任茂如政委有批示：这个青年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尖锐，各常委传阅。我很兴奋，觉得自己又为五十团、为五连做了一件事情。
图： 黑龙江查哈阳农场新风貌
1974 年的春天，查哈阳还是北风凛冽，春寒料峭。五连开始了春播备耕工作。一天下午，我正赶着小牛车在积肥，被人通知连部找我。原来是兵团宣传处长韩忠志和一位大约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要约见我。见到我后，青年忱挚的握住了我的手，自我介绍说：“我是兵团战士报的记者贾宏图，我们以后多联系。”
他们对我写信的内容了如指掌，当谈到兵团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工副业生产，多赚钱，避免亏损时，韩处长说有的团不接受，很难推动。他很谦虚地问我，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我想，这跟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系，认为赚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说：“钱、财的管理是主要的症结，兵团当前的状况要彻底扭转。”韩处长殷切地对我说：“你很有思想和见地，还要继续研究问题。知识青年嘛，要有所作为。”这对我又是一次极大的鼓励。
继韩处长之后，兵团副司令员王统受任茂如政委的委托，来五连调查研究，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我觉得自己的信起了作用，感到天宽地亮，心里面豁亮极了。
不料，乐极生悲。那年，五连的时任指导员作风有问题，我因为坚持向上级党委反映，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报复：被开除团籍，调去放羊、积肥、打石头，甚至我反应的问题中的一些受害人，也不站在我这一边。自命不凡的我，品尝到了现实生活的残酷和冷漠无情，从满腔热情滑落到心灰意冷，从精神抖擞变为萎靡不振。好在，我给李先念写过信，我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兵团领导知道我，我也曾是个典型人物。这个精神力量成了我支撑下去的武器，咬牙坚持，卧薪尝胆。直至张政委亲率工作组查清了案情。我恢复了团籍，并被调到学校教书。
虽然曾经的赤忱难复，但教书工作，仍让我感到精神富足。离开农场前，我是五十团团直学校、后称三分场中心学校的语文教研组组长。参加过九三管理局中专考试的语文阅卷、五十团招聘教师语文考试出题和阅卷工作。经我修改定稿的小学生陈胜梅的朗诵稿在地区和省里的朗诵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如果不是巨大的返城潮，我想我会留在查哈阳，一辈子当语文老师的。
弹指一挥间，三十五年过去了。我在2007年的除夕之夜写了一篇《我在私营企业里发扬北大荒精神》的文章寄给翁德坤。他是《黑土情》杂志主编，也是下乡知青。他肯定了我的这篇文章，说：“文章很有个性，有意义。我把你介绍给贾宏图，请他在一百个知青的故事里，写写你的事情。”我欣然地说：“真巧，当年我跟贾宏图有过一面之交。”就是1974年初和韩处长一起找我谈话的那个年轻人。
(贾宏图
他是哈尔滨知青，当年跟着领导顶风冒雪千里奔波调研总结，努力探索兵团建设发展之路。现在已身居高位，在黑龙江日报社社长的位置退休到省人大工作，不但是全国闻名的知青作家，还是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报告文学领域里的著名作家。)
世界那么大，又是那么小。是北大荒的情结，是血浓于水的黑土情，使我时隔三十五年第二次见到贾宏图。我带着这篇文章在2008年4月初，在上海接受贾宏图的采访。
我俩忘情地畅叙北大荒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提起当年给李先念写信的事，我不胜感慨：“我们当年政治上幼稚，也很冲动。尽管是客观地向党报和中央领导反映问题，提建议，但越级写信，暴露阴暗面，政治上有风险。幸亏李总理，还有兵团领导都是正面作了批示，我才没有惹出大的祸端。”贾宏图意味深长说：“也不尽然。那个期间，知青们对兵团的建设，贡献还是蛮大的。至今北大荒还没有忘记咱们。苍茫大海里的一滴水，这里面，就有你的一封信的作用。历史的一些东西嘛，还要辩证地看。”
是啊，历史的东西还要辩证地看。那个年代的政治环境诡异变幻，人们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水平却简单划一，陷在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潭里。给上级乃至中央领导写信，有可能一夜红透大江南北，也可能招来灭顶之灾。尽管我也经受了曲折和挫折，但还算是个幸运儿。现在想起来，写信这件事，既是我在兵团时期的一道亮色，也是一抹灰色的记忆。
我心里释然。这件在我心里梗塞纠结一辈子的事情，也算是尘埃落定了。现在，我成了《知青》杂志的编辑，与同事们一道，用手里的笔，继续书写着北大荒这块神奇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