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看到某报纸上提到去年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的有关报道,一些代表的发言让读者为之振奋,让人重新回忆起我国电影事业曾经辉煌过的历程。由此、我曾与上海电影制片厂知名导演凌之浩、老艺术家高博及其同事们近一个月的接触情景又涌现在脑海里。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当时在东北长白山下一个小县城的旅店业总店做财务工作。一个夏天的午后，有人敲我的办公室，说是要找在这里工作的一个上海人。当眼前这两人知道我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后，自我介绍说：他们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这次来我们这里拍摄一部抗美援朝时期反映中朝友谊的电影，片名叫【心弦】。那位年纪约50岁开外的人说自己叫胡波，是此次上影【心弦】摄制组的剧务主任，负责摄制组全体人员的生活后勤。他们此行有三、四十人，原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后听说我是个上海人并在此工作，故寻踪而来。并提出了一些生活上的要求。我请他俩稍息一会，赶紧找经理商量，双方谈妥后，胡波主任马上将他的那些人员搬到我们这个旅店里来了。

       我们这家旅店是前两年新近建成的，地处大街边市口较好。那时这偏僻的地方还未普及电视机，人们对电影演员的崇拜绝不亚于现在任何一类“粉丝”。何况这次剧组里来了上影厂的大导演凌之浩、著名老艺术家高博及俞萍、薛国平等名演员。人们能亲眼目睹银幕上的演员，真是一饱眼福。我们虽然对进出旅店的陌生人作了一些询问，但还是有人以各种理由想法进来看看在旅馆里休息的演员。凡要拍戏时，凌之浩导演总要随演职员们到达外景现场去，而没有拍戏任务的演员有些则呆在旅馆房间“嘎讪胡”。外来的人主要争着看看老演员高博，一开始高博倒也大方，有时干脆坐在门口值班室里让人随便看，不时还做些俏皮动作扮点滑稽怪相。时间稍长他也守不住了，便与俞萍、韩涛、胡依依等人躲到二楼尽里头我住的那个房间来了。我这个“主人”一时没有什么东西好招待客人，一想、我们旅店有个制作“冰棍”（上海叫“棒冰”）的车间，于是请工人们在制作冰棍的原料里多加些炼乳，做出了“雪糕”，用来招待这些上海客人。

       多日下来，【心弦】摄制组的每个成员与我都很熟悉了，他们不管要办公事或私事、我俨然成了他们的一位向导。他们的每日三餐标准也得到我们当地政府的最大照顾。按当地规定：我们食堂的粮食供应必须配搭一定比例的粗粮。当时我县有一位上海人任县委办公室主任，他与县里有关部门领导沟通后，为让【心弦】摄制组所有人员吃好，我们食堂那期间凡需要的大米、豆油、猪肉、鸡蛋、白糖等统统给予了满足。

        当摄制工作接近尾声时，我想该为摄制组全体朋友好好饯行一下。那天下午我来到厨房，只见厨师王师傅在奋力剁肉，我就提议在晚餐上加个红烧肉（这是上海人最喜欢吃的），王师傅说不知红烧肉怎么做法？我就用右手指向砧板上的肉块，说时迟、那时快，一边在和我说话，一边在剁肉的王师傅，手举刀落、刹那间将我右手食指削下一块指甲大小的肉来，顿时血流如注、食指肉内的白骨清晰可见，我浑身即刻感到一阵麻木和剧痛。胡波主任那天正好在房间，闻讯后急忙找来摄制组兼职卫生员为我包扎，随后又招来部队司机（当地驻军协助拍摄此部影片），将我急送医院做进一步治疗。晚宴上，摄制组里年纪最大的张小毛师傅心疼地拉着我向大家说起这事，张师傅还说：这桌子上的红烧肉饱含着我的心血；这食指上的伤疤见证着我与【心弦】摄制组全体同志的友谊……

        此后，上影厂这些朋友每当知道我回到了上海，他们都会邀请我进厂参观、或看现场拍摄新影片，或是去新光剧场观看还未公映的新电影。尽管电影这个市场后来冷落了，我但与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至今，这右手食指上的刀疤，成了我与上影【心弦】摄制组永久的纪念。

       电影、这个曾经是亿万中国老百姓文化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的精神食粮，祝愿它 涅槃重生后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欢乐，走向更加繁荣。（完）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