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为作者） 01 1970年的春天，我十七岁，下乡去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正式的名称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我成了一名兵团战士。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烟波浩淼，气象万千，古称彭蠡、彭泽。江西的五大河流赣江、抚河、鄱江、信江、修水，都注入鄱阳湖，经过湖口，汇入长江。鄱阳湖和洞庭湖一样，是大自然历经亿万年演变形成的调节长江洪水的天然水库。夏天长江上游中游发洪水，长江水位高，洪水就流入鄱阳湖，夏天的鄱阳湖就像是一片汪洋大海，波浪翻滚，无边无涯。冬天长江水流小，水位低，鄱阳湖湖水就流入长江，冬天的鄱阳湖，一片荒滩沼泽，水草丛生，是农民放牛、渔民捕鱼的天堂。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湖底的沼泽荒滩，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围起来就是良田啊。1960年代，方圆七十公里的鄱阳湖浅滩——鲤鱼洲就这样围垦出来了，这就是我要去的沼泽荒滩。 鲤鱼洲又是一片水面古战场。元代末年，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水军，在鄱阳湖大战，地点就在鲤鱼洲这一片水泊。传闻，朱元璋的水军获胜后，在鲤鱼洲的制高点造了一座庙，称为天子庙，意为朱元璋有天命护佑，有天子命。农民渔民常来烧香，祈求天子保佑五谷丰登，保佑不发洪水。岁月流逝了几百年，天子庙早已坍塌，了无痕迹，而天子庙的名称还在。这处名为天子庙的高地就是鲤鱼洲的中心，是九团的团部，有学校，有商场，有整齐的马路。 而我分配去的新建31连，位于湘子口，是鲤鱼洲最偏远的东南面，是一片刚刚围垦出来的土地，地势低洼，沼泽连绵，水草遍地，水草深处，藏着很多传播血吸虫病的小小钉螺。 五营31连，这个新成立的连队，上海知青来之前，匆匆忙忙在这片沼泽地高处盖起一排草房，草房中间齐人高的地方用草帘子一隔为二，分为男女生宿舍。男生睡地铺，高处仍然潮湿绵软，知青穿着皮鞋的脚，一脚踩进去，脚拔出来，皮鞋还陷在泥里。潮湿的地面上，铺一层稻草，这就是床。女生略有优待，用毛竹打桩，铺上一长排杉木板，总算是睡上了通铺。上海知青刚到鲤鱼洲的那一个月，正逢雨季，淅淅沥沥的春雨，昼夜不息。新盖的草房漏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男知青只好和衣穿着雨衣睡在潮湿的稻草上。半夜里，女生宿舍里传来一片轻轻的啜泣声。小女生都在想家吗？ 一个下雨的晚上，男生宿舍走进一个中年军人，穿着军用橡胶雨衣，在潮湿的地铺上，和衣而眠。等第二天早上中年军人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年军人是崔团长，鲤鱼洲最大的行政长官。崔团长和我们同睡一晚之后，回到团部就下达命令，撤销31连，上海知青分到五营各连。 我所在的班被分到五营22连。  （22连文艺宣传队的知青战友） 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阳光灿烂，22连开来了一部带车斗的拖拉机，知青的箱子等重物放上拖拉机车斗，随身物品自己挑在肩上，朝22连走去。女知青有优待，22连派出几名男知青来为女知青挑行李。杨君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就是22连派来挑行李的男知青。他挑着两件捆扎好的被褥。女知青的被面是鲜红色的，用透明的塑料布包裹好。月贞，我海防中学一个班级的女同学，现在已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五营22连的年轻女战士，她穿一件鲜红的衬衣，紧跟着自己的被子走，就是紧跟着杨君的扁担走，她是怕被子弄脏。在春天一片翠绿色的田野里，缓慢移动的红被子和红衬衣，万绿丛中几点红，几乎成了一道风景。十七岁不到的少女月贞，浑身散发出美丽的青春朝气，一步不离地跟着自己的被子走，引得杨君不由地朝这个皮肤白净的漂亮少女多看了几眼。这一看，就印到心里去了，就成了一辈子的缘分。后来，知青们说笑：杨君挑着月贞的被子，顺便将月贞也挑回家了。 月贞刚刚安顿下来，去井台打水，一不小心，一只铅桶掉到井里去了。正好杨君在井台上洗脚，见到后，就去打谷场上扛来一根毛竹，插在井底，顺着毛竹滑到井里，再捞起铅桶爬上来。春天里，天气虽然已不冷，但跳到井里，还是很冷的。月贞感到难为情，脸颊上飞起两朵红云，轻轻地用上海话说：“谢谢侬谢谢侬！”大概就在杨君为她跳到井里捞铅桶的一刹那间，她爱上杨君了吧。 刚来鲤鱼洲的杨君，朝气蓬勃努力上进。他打了入团报告，发誓要“滚一身泥水，炼一颗红心”。干什么活，他都要多干一点。春天的农村里，下雨天，一般就不出工了。而杨君穿着雨衣，裤腿卷到膝盖上，赤脚走在冰凉又泥泞的田埂上，手里牵着一头水牛去耕田，这种技术活，知青一般是不做的。杨君拜老职工为师，苦学苦练，学会了耕田耙田耖田。尤其是耖田，要将高处的泥推到低处，让水田平整如镜面，既是技术活，又是力气活，都是老农老职工在做。杨君是知青中少有的技术农工。春天种甘蔗，甘蔗要浇大粪，这活儿又累又臭。杨君挑起一担粪桶就朝厕所走去，我们刚去鲤鱼洲时，厕所很原始，就在连队菜园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大坑上铺着杉木板，杉木板上搭一个草棚遮羞避雨，人就踩在杉木板上往大坑里拉屎撒尿。粪坑里，一堆堆的金头苍蝇叮在粪便上，一泡屎掉下去，金头苍蝇“嗡”地飞起来撞在屁股上。眼睛看下去，一团团白色的蛆虫在粪水中翻滚，让人恶心。很多男知青学会抽烟，就是因为厕所气味太重，拉屎时抽一支烟，可以对冲臭味。知青只要神色坦然地上茅厕，习惯了茅厕的脏与臭，他就可以在农村长期地生活下去了。杨君用粪勺子在粪坑中搅一下，躲避着粪坑中特有的大个头金头苍蝇的冲击，忍着冲鼻的臭味，装满一桶粪水，晃晃悠悠地稳步走，中途换一次肩，走二里路，来到甘蔗田，再一勺一勺浇在埋在地垄中的种子甘蔗上面。一天干下来，身上全是大粪味道。收工后，杨君先去食堂烧好一锅热水，就在井台上洗去臭味，再去吃晚饭。先洗净再吃饭，这就是上海知青和当地老职工的区别。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收工后，杨君去食堂烧热水时，少女月贞正往灶膛里塞稻草，白净秀美的脸被炉火映得通红。水烧开后，月珍将开水舀进铅桶，轻轻地对杨君说，你拿去洗吧，这是为你烧的水。说完，月贞的脸都羞红了。杨君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明白了，月贞对他有好感啊。 从此杨君干活更有劲道。早稻收割后，他也尽可能多装多挑，肩上的一担稻子，像一座小山，几乎要擦到地面。他属于知青里的“劳动党”，几乎是拚命一般地干活。很快，他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后，杨君更加卖力劳动，他写下了入党志愿书。 冬天，鲤鱼洲要加高加宽圩堤，防备来年夏天鄱阳湖洪水的冲击。鲤鱼洲的冬天比夏天的抢收抢种还要辛苦。天不亮就起床出发，走一个小时到圩堤脚下，此时天刚蒙蒙亮，鄱阳湖湖面上的北风呼啸着吹来，脸上感觉很痛，手也冻得僵痛。知青挖土的挖土，挑担的挑担，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挑担更劳累些，杨君选择挑担。 1973年夏天，鲤鱼洲遇到特大洪水，老天日日下着倾盆大雨。大风刮来时，波浪“轰隆”一声卷上堤岸，护堤的一堆堆红山石，平时两个人都抬不起的巨石，就像一片片饼干，被轻飘飘卷入湖中，坚固的圩堤瞬间被冲刷出一个很深的大洞，可以开进一艘机帆船。知青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心惊肉跳，对洪水的力量感到害怕。杨君在圩堤上抗洪，知青们手拉手，在圩堤前的湖水里，随着波浪起伏，用年轻的躯体阻挡浪潮，减轻浪涛对圩堤的冲击。那些天，我在连队里驻守，扛着五六式步枪天天巡逻值班。 1973年的冬天，为了修复被洪水破坏的圩堤，各连队都在圩堤脚下搭了低矮的草棚，人住在里面，省下从连队走到圩堤的时间。那样，可以从早到晚挖土挑担修圩堤，真是忙得披星戴月、手脚不停。杨君就是这年冬天修圩堤时患上了疟疾，当地人称为“打摆子”，就是一会儿发冷，全身像是被冰水浇了一遍，一会儿发热，全身像是被开水浇了一遍。他去卫生员那儿量了体温，摄氏四十度，高热，赶紧去团部医院看医生，一去就住进病房。打针吃药连着三天，杨君退烧了，病没有好透，他居然逃出医院回到工地，挑起土箕，迈着软绵绵的步子，一步一步爬上圩堤。我也有过这样发着高烧仍在挑担的经历，那时，我们真能吃苦啊。 在农闲或休息日，杨君和我就会躲在蚊帐里读书。那时，鲁迅的书可以在新华书店买到，《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读得如痴如醉。 03 鲤鱼洲当时的名气很大，东北面是清华大学试验农场，东南面是北京大学江西分校。这两处地方，和湘子口一样，是新围垦出来的地势最低洼的沼泽地。从1969年到1971年，清华北大各有两千名教职员工在此战天斗地走“五七道路”，好多著名学者、教授都在鲤鱼洲“改造旧思想”。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71年春天，北大分校“革委会”抽查三百五十八名教师，结果一百五十人患上血吸虫病，占已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九。据此，北大校党委决定，撤销北大鲤鱼洲试验农场。而我们知青听到的版本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反映清华北大好多教授在鲤鱼洲患上血吸虫病，周总理批示，在鲤鱼洲的北大清华所有教职员工回京，清华北大的试验农场、分校全部移交给九团。多年之后，我买了一本北大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陈平原主编的《鲤鱼洲纪事》。这是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年鲤鱼洲生活的回忆散文随笔的结集。陈平原写的序言首页下面，有一小节作者的注：“为撰此文，查阅网上资料，方才注意到，老北大人挂在嘴边的鲤鱼洲，原来也是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的所在地。1970年前后，数千（笔者注：应为上万）上海及南昌的知青来到这里，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这也隐约透露出，‘五七干校’与‘知青下乡’，二者确实是‘难兄难弟’。”这篇序言引用了1970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发《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的开头部分：“去年，两个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满怀革命豪情，到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办起了教育革命的试验农场，在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上，奋勇前进！” 因为清华试验农场的老教授们体力弱，夏季的抢收抢种来不及，老农说，过了立秋插秧，稻谷是瘪的。为了不误农时，我们连队的知青都去帮忙插晚稻秧。鲤鱼洲的三伏天，中午特别炎热，干活要中暑，午休时间很长。在一个四面透风的草棚里，老教授们还为我们知青表演节目，表示慰问。一位中年教师为我们知青作了一个演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那时，我非常渴望能读大学，对这个细节印象极深。 刚去鲤鱼洲时，我在一个周日曾去造访北大江西分校，分校建在五营24连边上的一块低洼地里，教授、学者们都住在一栋栋用毛竹稻草搭建的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外面都糊满了大字报。此时，正逢“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好多大字报在倒写的人名上打上红色的大叉，是在揭露隐藏的阶级敌人吗？上海知青的胆子比较小，我怕逗留时间太长，引起别人注意，浏览一下就离开了。但是，那种“斗争”的气氛，让我心惊胆战。多年后，北大教授季羡林写了一本《牛棚杂忆》，其中第十八章写到鲤鱼洲：“不知道是出于哪一级的决定，北大绝大多数的教职员工，在‘支左’部队的率领下，到远离北京的江西鲤鱼洲去接受改造。此地天气炎热，血吸虫遍地都是。这个部队的头子说，这叫‘热处理’，是对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迫害。我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在‘热处理’之列。”经济学家厉以宁，当时在北大江西分校的10连锻炼改造。如今的北大江西分校旧址陈列室里，挂着厉以宁重返故地后写下的书法“是非亲历不知难”。据有心人南昌知青吴慕林统计，去鲤鱼洲锻炼改造的有国学大师季羡林，历史学家邓广铭、商鸿逵、侯仁之，哲学家冯定、张岱年，文学家翻译家金克木，还有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 04 鲤鱼洲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我们知青也多次被告知，不要下河去游泳，但是赤脚下水田插秧、耕田、挖水沟是必须做的农活啊。可能是年轻人血气旺盛，抵抗力强，知青中患上血吸虫病的人也有，但不是很多，没有北大清华教职员工那么普遍。知青中容易生的病，一是急性肠胃炎引起的腹泻，二是被蚊虫叮咬引起的冷热病，就是“打摆子”，三是黄疸型急性肝炎，四是风湿性关节炎。 我离开上海到鲤鱼洲，母亲塞给我十元钱。我第一个月拿到十六元工资，心里还是蛮开心的，长到十七岁，终于赚钱了，尽管工资很低。想想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亲工资少，负担重，不能再花父母的钱了，就从邮局寄回家十五元。十元钱还给父母，自己还孝敬了五元。这一来，这个月我的伙食费不够了，饭吃不饱还在拚命干活，后果很严重。我因为过于劳累且营养不良而患上黄疸型急性肝炎。我生病时，眼睛是黄的，皮肤是黄的，尿也是金黄色的。在团部医院里，一位军医为我检查后，拚命用肥皂洗手，再用酒精一遍遍消毒，我就知道大事不好了。写信回家告知父母，母亲读信后大哭一场，又将钱给我寄回来，父亲在信中痛骂我一顿，买了好多带鱼，做了很大一包鱼松，寄来给我补营养。我本人也很后悔，这才明白，生活不能节俭过头，节俭过头要影响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做不成，一切等于零，还要麻烦家人来关心你。能力不够的时候，不能逞能，逞能害己害人。 为治疗黄疸型急性肝炎，我左手拎着一个网线袋，右手拎着一个旅行袋，去南昌的兵团医院住院。在半路上，碰到一位北大分校的中年教师也去南昌，他与我同路。我们俩走了二十里路去坐长途汽车。这位老师知道我生了肝炎要去住院，没有嫌弃我，没有与我保持距离，一路安慰我，一路陪我到南昌，真是让我感动。我很后悔当时没有问问他的名字。这不是我无礼，而是因为我患病后有气无力，加上心情灰暗，想不到这么多。 一直待我身体彻底康复后，我的心情才好起来。] 作者朱大建为原福建军区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九团政治部 上海知青 ，新民晚报副总编。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