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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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南藤桥河边留下的足迹

时间:2019-11-24来源:一壁残阳 作者:梁 卫 国 点击:
抚今追昔,回忆我在南田农场十年的知青往事,心潮澎湃,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永生难忘。在3500多天的时光里,我经历了春的希冀、夏的热忱、秋的失意、冬的沉寂,既有奋斗成功的喜悦,也有坎坷挫折的烦恼,在无数经验教训的累积中,感悟了人生的艰辛。 人生第

  抚今追昔,回忆我在南田农场十年的知青往事,心潮澎湃,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永生难忘。在3500多天的时光里,我经历了春的希冀、夏的热忱、秋的失意、冬的沉寂,既有奋斗成功的喜悦,也有坎坷挫折的烦恼,在无数经验教训的累积中,感悟了人生的艰辛。
  人生第一站  
  1968年10月13日,我和广州市二十中学的20多位同学上山下乡来到了海南岛崖县南田农场,被分配到黎场分场黎场队(兵团时期为二营六连),在这里开始了我的人生第一站。
 
▼作者梁卫国(后右一)在农场
  南田农场地处三亚、保亭、陵水一市二县交界处,创建于1952年1月。农场1969年4月被编为三师八团,1974年10月撤消兵团建制后复称原名,下辖单位有东风、黎场、红旗、爱国、长田、响水、海燕等分场。我们黎场队离藤桥圩镇有五公里,改制后仍属黎场分场。
 
  我是广州市20中学初二(5)班的副班长,又是班里仅有的两个共青团员之一。那时候,“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与广大知青听从时代召唤,投身于海南农垦事业,凭着对祖国的热爱、对农垦事业的执着,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铸就了时代的精神丰碑。生活的艰苦、劳动的艰辛、文化的贫乏,让我们知青在南田农场这个大熔炉里,经受磨砺,发挥才智,感悟人生。
 
  刚来黎场队的时候,我们住的是茅草屋,用黄泥裹稻草糊成墙壁、茅草编织成片盖房顶、木板及树条做成简易门窗,不怕下大雨和太阳猛,就怕台风常来光顾。我们睡的床是简易床,就在四或六根地桩架上横木,放上小竹子或小树条捆绑好,铺就竹编或麻包、稻草,最后摊上草席,成了一张柔软的单人床。如果木料、竹子、树条砍得不对季节,不用多久就会招惹虫蛀,夜静人深时虫子啃噬之声不绝于耳,早上起床但见竹木粉末遍及蚊帐顶之上、睡床底下。
  我们吃的很简单,缺少荤腥是常事,每月仅有几两油,一年难得吃几次猪肉(除了元旦、春节、五一、八一和国庆以外)。记得就饭较多的,不外是茄子、通心菜、萝卜干。要是遇上连续风雨天,拌饭多用豆瓣酱、酱油,甚至还用淡盐水。
 
 当胶工的知青,夜里二三点钟就要起床,头戴胶灯,拿着胶刀,挑着胶桶,走进各自林段去割胶。在大会战的日子里,我们每天头顶烈日、背负青天,手拿长砍刀、锄头、十字镐,或开荒砍岜,或整出环山行,或深挖橡胶穴。在沉寂山林、荒芜野外、茂密草丛,随时都会遇上毒蛇、蜈蚣、蝎子、蚊虫、蚂蚁的侵扰,手臂、脖子、腿脚等露出部位,往往首当其冲。夜生活是单调的,多是坐在饭堂的横木条上,在低瓦数电灯或昏暗的煤油灯下,进行政治学习或阅读报纸。有时为观看别处放映的一场电影或一出革命样板戏,不惜爬山涉水,来回步行十几里山路,临近深夜才回到连队,但没睡几个钟头又要起床割胶……
  生活的艰苦,劳作的繁重,气候的炎热,的确使我们这些城市长大的知青不堪重负。然而,连队的老工人就像贴心的兄长,默默地关注知青的成长,给予必要的助力和推力。他们在工作上言传身教、毫无保留,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如天冷了给我们烧洗浴热水,有好饭菜时叫上知青去品尝……,等等。

 
  老工人艰苦创业、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高尚精神,教育了知青,也感动了知青。广大的知青战友不负众望,继承了老农垦人不停创业永向前的精神,与农场老工人一起艰苦奋斗、风雨同路,结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厚感情。
  在南田农场的十年知青岁月里,我认真工作、发奋读书,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我当过割胶工、放牛娃、团部宣传队队员、营部学校教师,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不但思想成熟了,还增强了体质,拓宽了知识面,积累了经验。当知青时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让我受益非浅。我1978年5月返回广州城后,当过工人、教师、基层干部、越秀区委新闻秘书,总是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那一段知青经历,就没有今天我在事业上的成功。所以,沧桑的是豆蔻年华,不变的是知青情怀,受益的是整个人生。


 
  
 
  知青小伙房  
  我们黎场队(六连)的茅草房宿舍依山而建,前面是一片小树林,后面有藤桥河水利沟流过。水利沟宽约两米,水深不到一米,是我们知青洗衣、洗澡必去的地方。大会战收工回来,女知青喜欢跑到水沟边,坐在河沿上,把脚伸进河水中,让凉丝丝的流水冲洗着,享受母亲河的亲吻;男青年则喜欢在上游没膝深的河水中走来走去,弄得水流哗哗响,水声中夹杂着欢乐的笑声。
  队里的大伙房(职工食堂)临近藤桥公社通往保亭县的公路,大伙房有一口水井,井台是圆形水泥地,半米多高的井栏用砖石砌成,井口内径约有一米,大致是井深七八米、水深两米。井台外竖立杠杆提水井架,平衡木杆一边系着大石头,一边系着绑紧水桶铁把的竹竿,打水时手抓竹竿一次次向下压,提水时手抓竹竿一次次往上拽,让装满水的水桶升上井面来。水井的水很旺也很凉,人们在白天到水井洗漱、洗衣服、洗菜,在傍晚时到井边打水洗浴。
  农场工作任务多,日常劳作繁重,亟须补充营养,但物质匮乏,自我供给不足,总是无能为力。由于油水不足,肚子往往饿得快,嘴特别的馋。那时吃肉问题靠连队自己养猪解决,两三个月都闻不到猪肉味,吃一顿肉如同过年。所以每到杀猪的日子,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涌向伙房等开饭,一拿到手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把碗里的几块猪肉一扫而光。既然如此,只好个人动脑筋想办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知青回家探亲返回时,就有人带来了煮锅和一些食物,但想开伙也不容易。


 
 
 1969年农场改兵团建制后,更是严格控制个人开伙。知青宿舍是茅草房,前面是一片小树林,后面就是藤桥河水利沟。平时要想简单煮东西吃,就在房前屋后挖个坑,找来三块石头,垒砌“三星灶”。煮熟之后,见者有份,各人饭盅放在地下,按顺序给倒入。若缺进食的碗筷,则就地取材,用胶杯代碗碟,折树枝作筷子。要是凑钱吃“大餐”,煮好后就盛进洗脸盆,然后七八个一组,或坐或蹲围成一圈,中间放着两三盆热菜,大家一边享用一边说笑。以上,这就是我们知青伙房的“初级阶段”。
  有一次我们居然被“落汤狗”恶追,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一年的冬季想吃肉嘴馋了,大家凑钱到附近黎村买了条狗,准备宰杀烹煮吃“大餐”,但对杀狗烫毛这些事半通不懂。人家把狗送来后,把狗吊起一会儿就以为“杀死”了,随便扔在“三星灶”旁边,想等水煮滚后再烫毛。谁知刚把狗按在盛着热水的水桶烫毛时,那狗猛地跳将出来,碰翻了水桶,热水把炉火浇灭,周边湿漉漉的。狗儿站起猛甩身上热水,两眼发红,吡牙裂齿,样子狰狞,狂吠不止,眼看就要冲向人群……恰好从部队复退的老工人老贺挑水路过,只见他神情淡定,放下挑水担拿起扁担,对着“落汤狗”就横扫过去,狗儿“嗡嗡”叫了两声就倒地不动了。他怕还有什么意外,用草绳把狗的四肢捆紧了再交给我们,然后就挑着水桶离开了。大家又重新打灶,然后生火、烫狗、烹狗,不到一二个钟头,香喷喷的狗肉就可以开锅啦!
 
  来到农场五六年了,为了方便生活,我们几个知青决定也学学老工人,建个知青小伙房。在老工人的指导下,大家七手八脚地备好黄泥土和稻草、大小均匀的树枝条,以及竹子、木板、茅草夹片等建房材料,接着动手搭建房子。挖坑立桩架横木,或钉或绑固定架子,搅泥草糊泥墙,盖屋顶搞门窗……仅仅用两天时间,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知青小伙房就大功告成了。接着,又添置了简易桌椅、常用餐具。
  有了这间小伙房,就有了一方自己的小天地,可以经常改善生活,保持充沛的体力和好心情,还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乐趣。比如,再也不用到水利沟洗冷水澡,可以打扑克、下象棋,可以促膝谈心、谈天说地。当然,更是不时改善生活、凑钱吃“大餐”、招待往来朋友的好地方。
  许多人都喜欢吃田螺,而炒田螺是我的拿手好戏。有时候为了打打牙祭,我便跑到田埂边、水沟里摸些田螺回来,用清水养了两天,剪去田螺尾部,沥干水份。开炒之前,先把铁锅底烧至高热,把备好的食油从旁倒入,撒进适量食盐。待油温骤升、油烟冒出、油盐味达到最浓时,便把蒜头、豆豉、紫苏叶、辣椒丝、生姜等佐料一齐倒在锅里,翻炒少许再把田螺倒入,生炒至熟。这道菜式香气扑鼻、味道鲜美,让人直呑口水,吸引不少人驻足。当一碟冒着热气、香喷喷的田螺端上饭桌时,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吮吸起来,吃得满头大汗,直呼过瘾!
  在我们来到的第二年,黎场队改称二营六连。为了拓展橡胶种植面积,团、营部决定在六连(黎场队)、八连(黎光队)与九连(黎明队)交汇处的荒山野岭,建立一个新的连队---七连(黎华队),并把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了六连洪学成连长(知青们习惯称为洪队长)。他领命后就很快挑选了一批人,要先行开进七连新址当“垦荒牛”。在这些人当中,就有我、锦泽、小李等八个广州知青,我们当时感到很光荣。
  翻开三师八团(南田农场)的地形图,可知其地势是南平北高,尽管有藤桥东河、西河流经八团若干地域及藤桥圩镇后合流进入大海,滋养了沿途两岸的广阔地区,藤桥河水利沟也从五连(巨龙队)、六连、八连等处通过,但离七连尚远,真有“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感觉。
 
  1969年待组建的七连(黎华队),位于群山腹地,周边是荒山,虽说没有“一览众山小”之奇峻,但也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态势。这里仍是一片荒山野岭,乱石成堆,杂树错落,茅草没顶。要在这样的山头“开疆辟土”,寻找水源及打水井必不可少,而鉴于多石山区地下蓄水量有限,打井注定是一场恶仗。
 
  幸好这次带队的是洪队长,他约有四十岁左右年纪,具备了种种有利条件。说起他:身材不高,身板结实,做事干练,经历丰富,头脑灵活,用粤语来说是“计仔多”(即办法多),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点子王”。在我们的眼里,他似乎总是智计迭出,有使不完的劲,没有过不去的坎。以往跟着他,心里很踏实,做事有信心,这次自然也不例外。据说他原在海口农垦局工作,因为喜欢提意见,得罪了某些人,被下放到南田农场黎场队来。
 
  现在,这里的生产、生活设施还是一张白纸,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要带领我们创建新连队,几近“白手起家”了。但我们知道,新连队的蓝图已在他心里绘就,只要坚持不懈、艰苦奋斗,同时假以时日,一切都会好起来。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连队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人和作物及牲畜都离不开水。现在连吃水的水井都没有,生活用水要靠拖拉机拉来,困难只是暂时的。所以,为了眼下也为了将来,首要任务就是打一口水井。我们这些广州知青,在广州见过许多现成的水井,如越王井、三眼井、吊碑井等,就是没有挖过水井。这里是荒山野岭,该在哪里打水井呢?能不能打出水来呢?我们感到很困惑,一点头绪都没有。不过,我们都很信任洪队长,对他非常有信心。
 
  打水井要先选址、定位,选定挖井位置,才可以动工。这时只见洪队长来到山坡一块平地,从口袋拿出四五个胶杯,分别朝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倒放一个,里壁粘附些许细盐。他神秘地告诉我说:“明天早上,看看那个胶杯吸水多,就在那里开挖。”果然,第二天一早,他逐个翻开胶杯细看,已经心中有数,指着中间的一块地方对我们说:“从这里开挖,一定会有水的!”他边说边用木棍插在中心位置,又找一条绳子绑住,以木棍为中心、绳子为半径,画了个直径2.5-2.8米的圆圈,表示就在圈内开工。
  
  打井需要的东西还真不少,如十字镐、钢钎、锄头、鉄锹等工具,水泥、钢筋、石子、河沙等材料,横木、铁线、绳索、箩筐等物件,这些在连队都容易得到,很快就备齐了。人工挖井是一项艰辛的工作,首先是怕找不到水源,其次是怕水位太低、石头过多、水源不旺。正常需要二三周的时间,如遇到麻烦还不止,这要看是否有眼光,也要看运气好不好。


 
  
我们每人的装束很简单,头戴一顶军帽(没有安全帽),身穿短裤和背心。直径2米多的范围并不大,只能安排每组两人轮流干。挖不深时使用十字镐、锄头、鉄锹,越往深处要倚靠十字镐、钢钎。挖到1米多深时,洪队长叫暂停一下,抓了一把泥土捏一捏、闻一闻,高兴地说:“如果泥土水份与前面相差无几,说明情况很糟糕。现在感觉水份明显增加,说明我们挖巧了,大有希望啊,放心挖下去吧。”
 
  至此,洪队长心里就完全有底了,于是指挥我们协力合作,把一个预先制作好的直径约2米、高度50厘米水泥井圈放入井坑里,置放端正且成水平面后,就在井圈外埋土,然后又依此法放入第二个、第三个,这时就与地面持平了,接着放上第四个。以后要做的事,就在底下井圈里挖够50厘米左右深度,再沿着井圈底边掏空泥石,让底下井圈在重力累积的压力之下,带动上面井圈徐徐下沉,然后又在上面放一个井圈。如此作业周而复始,直至挖到预期深度为此。挖到三米多深时,已见到细小水流,但越往下挖难度越大。碰到小块石头还好办,要是碰到硬岩石层,就抡大锤打钢钎破石块,只好慢慢地掘进,速度必然会减慢。
  把底下的泥土、石块运上来,依靠特设装置。洪队长指导我们竖立杠杆提土井架,用平衡木杆提土,设置及操作有如老连队的大食堂水井,但这回大竹竿的一头绑着大树头,另一头绑了一根很结实的铁钩,井下的人把挖出的淤泥石块装入土筐里,挂在铁钩上,上边的人就通过平衡杆和大竹杆把土筐提上来。二组挖井人员只在白天轮班干,以确保施工绝对安全。
 
  随着每天土筐多次一起一落,运上来的土越来越多,水井也越挖越深。一般来说,在下面作业的人危险性大,在上面作业的人危险性小,但也有例外时。有一次,知青小李在操作提土时,不小心一时失手,大树头把平衡木杆的一头拉低,而另一头带着大竹杆猛地提升,把站在井边的锦泽刮倒并跌落到井底下。当时众人无不提心吊胆,幸好下面的人警觉,把他稳稳接住,上面的再把他吊拉上去,真是虚惊一场!
  挖到四五米深时,见到了较大水流,让人心情异常兴奋。挖到深度七八米时,清澈的泉水一小股又一小股从井圈交接处涌出来,此时井坯就算挖好了,剩下的事情是砌井栏、造井台,进入了收尾阶段。尽管打井过程困难重重,但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耗时三周,终于挖出一口旺泉水井。这是一口好井,泉水取之不尽,水质清冽甘甜,彻底解决了新连队的生活用水问题,大家皆大欢喜。
 
  虽然我已经离开南田四十多年,七连(黎华队)那口水井却不时地在眼前浮现,成为抹不掉的记忆。近日读了李逢友先生刊登在《知青足迹》中《那挑水的背影》一文,由此联想到黎华队老工人的淳朴和无私的本色,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作者简介
 
  梁卫国,广州老知青,在市第二十中学毕业后,于1968年10月上山下乡到原广东农垦海南垦区南田农场(兵团建制是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八团)务农,也曾在农场小学任教,及在团宣传队担任演员。1978年回城后,曾在越秀区总工会、区政府从事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并多次被《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等省市新闻媒体评为“最佳通讯员”。2010年12月退休后,注册了《广东志願者证》,在“赵广军生命热线协会”志願服务队做义工,同时为多家报刊撰写稿件。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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