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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插队五十周年回想

时间:2019-11-21来源:金陵老孙 作者:孙建社 点击:
再过几天又是一年一度的11月21日了,这虽然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但在我记忆中却是一个刻骨铭记的日子。50年前的那天,即1969年11月21日,前一天刚刚度过十六周岁生日的我,与100多位上海静安区京西中学69届初中同学,为响应伟大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

  再过几天又是一年一度的11月21日了,这虽然是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但在我记忆中却是一个刻骨铭记的日子。50年前的那天,即1969年11月21日,前一天刚刚度过十六周岁生日的我,与100多位上海静安区京西中学69届初中同学,为响应伟大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在上海虬江路车站,踏上驶向北大荒的火车,前往黑龙江省逊克县车陆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然而半个世纪前的印记,时刻在我脑海里浮现,在心灵中跳动,为了这毕生的记忆,特收集了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配以文字做成这并不能称之“美”的“美篇”,来怀念自己50年前的下乡时刻以及以后的学习与工作岁月。

  

京西中学69届初中三班部分同学下乡前夕在校园合影留念。
  1969年11月21日虬江路火车站,火车开动前夕,我们五个同班同学,也是即将插到同一个生产队,在同一铺炕上睡,同一口锅里吃的“三同”同学,张允武、钱杭、楼小帆、方华根与我在火车前留影。

   
   一群尚未成年的十六七岁的稚嫩孩子,此时离家,离开父母,离开故乡上海,前往一个几乎是未知的北大荒边陲小屯,心里既忐忑不安,而又是充满激情与好奇,可能还有更多更多,然而至于去了以后何时把家回,自己人生前途在何方?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一无所知的,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因为在当时,“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相信组织,听从组织安排”是人生的信条,“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是我们这一代在共和国旗帜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崇高使命。
  汽笛一响,车轮晃动,亲人分离的时刻到了,刚刚还在叮咛嘱咐,互相致意的车上车下的亲人、朋友、同学,刹那间恸然大哭,“惊天地 泣鬼神”,车上车下人之手紧紧抓住,然而无情的火车越行越快,亲人,故乡再见!
  随着火车“轧登登,轧登登”的晃动,我们这趟知青专列,跨长江越黄河,驶过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六十多小时后于24日清晨到了小兴安岭南麓的北安车站,尔后又搭乘了一天半的汽车,11月25日中午终于抵达了插队落户的目的地——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逊克县车陆公社东双河大队。
       东双河大队当时只是一个不足二十户人家的小屯,地处小兴安岭北麓,东西两侧分别是两条发源于小兴安岭,向北流入黑龙江的库尔滨河和逊别拉河,北临黑龙江。小屯分为相隔两里多地的前后屯。我们到时虽是中午,但气温已是零下二十多度,放眼望去四周皑皑白雪加上片片杂树林,簇拥着几幢被厚厚雪覆盖的茅屋。队里将我们二十来人安置在前屯住,与已来半年的十几位齐齐哈尔青年一起在后屯的知青食堂搭伙吃饭。
       此刻,我们这帮十六七岁,只有六年小学文化的“上海知识青年”才真正意识到,下乡插队的新生活将于此时此地正式开始…
       北大荒黑土地的确“养人”,地多土肥,我们劳作一年,挣上两百来元收入,买张车票回上海探家,并住上两三个月,甚至更久,褪去农村的土气,呼吸一下城市空气,享受一下江南冬日温暖阳光,然后再赴边疆农村接受“再教育”。候鸟般生活已成大多数知青的生活方式。


    

  摄于1971年元月,首次回沪探家期间与同学楼小帆、钱杭合影。
  
      对比一年又两个月前,我们五人在火车站的合影,我们是不是胖了?成熟了些?其实我们当时都只有十七岁,仍然是未成年人呢。


 
  
上述照片摄于1972年夏季,时年19岁。背后就是黑龙江,对岸就是俄罗斯,当时叫“苏联”。可知道当时正值中苏对抗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因此这里就是打击苏修侵略者,保卫祖国边疆的最最前沿的前哨阵地。
      本人可算是知青中“幸运儿”,1970年冬季县里上了一个钢铁项目,建了个反修钢铁厂(其实只是将废铁熔铸成铁块疙瘩而已),生产队推荐我以“亦工亦农”身份(与今天所称的“农民工”相同)去钢铁厂工作。约半年左右后,全县(约四万人口)的废铁炼完了,铁矿石在那儿也不知道,于是厂子关闭,然而,几乎同时喜从天降,县里之前向省申请的铁厂工人指标也批下来了,农民工成了国家职工,县里已不能随便将我们一百多人号打发回生产队了,所以厂子工人分别安置进各个县直企事单位。我与五六位上海知青和本县知青一起进了县粮库,时称奇克粮库。从71年5月到78年秋上大学,一直在粮库工作,当过搬运工、木工、保管员和保管统计等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国内政局逐渐好转,许多领域出现一系列振奋也令人宽慰的变化,许多知青们开始以“病退”(因身体不适合在农村劳动与生活,退回原籍)和“顶替”(顶替退休的父母回上海工作)途径,纷纷像当年下乡时一样,义无反顾地返回上海,78年知青返城形成风潮。这张照片就是我粮库一上海知青回上海之前和单位职工,其中也有多位上海老乡,一起拍的合照。


    
   我这时再次成为“另类”,选择参加高考离开北大荒的道路。于是凭借父亲寄来的文革前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学习数学,凭借母亲(上海外国语学院教师)自己编撰的讲义学习政治,凭借祖父(几十年语文教龄的小学老师)寄来的他收集的77年全国各省市的高考语文试题和各种手抄的语文复习资料,学习语文,凭借能够收集到的各种历史地理材料,包括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教材,学习历史与地理。必须说明的,人家是“复习备高考”,而我这个几乎无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却是“速成自学迎高考”,于是生剝活吞般接受中学知识,懂了的要记住掌握,不懂的也必须囫囵吞枣地记住。经过半年多的挑灯夜学,走进考场,给老师提交的第一份作业,居然是高考试卷。对于当今的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但是,当时我的确就是这样学习应考的。。
      苍天保佑也好,有志者事竟成也好,我居然被牡丹江师范学院金榜题名,虽然该校并不是我中意的理想大学,但是毕竟可以进大学读书了,赢得了一个为国人赞誉称号“七八级大学生”。
  我带着这份县公安局开的一次性边境通行证,离开逊克前往牡丹江师范学院报到。这张通行证现在已是具有文物价值的收藏品了吧。


 
 进大学不久后的班级同学合影,当时我是25岁,属于“上有大下有小”的平均年龄。


 
 大学毕业合影,1982年7月。当时我已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为82级“国际共运”专业硕士研究生,也就是说,从1969年11月到1982年7月,这十三年里我经历农民、工人、大学生三种角色转换,由一个16岁未成年的“知识青年”,转变为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怀揣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录取书,离开黑龙江回到了上海。
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由于个人原因来到南京师范大学执教,从助教起直至教授、博士生导师。
  此照片可谓是自己三十多年高校教师生涯的浓缩。摄于2018年11月。
  
从事高教三十年证书
        2017年3月办理退休手续,时年63岁有余。目前不甘寂寞的我仍在学校发挥“余热”。

(本文后半段内容已作删节,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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