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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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纪实

时间:2019-02-27来源:一代知青 作者:王海军 点击:
1974年元旦后,我怀着孕,去干校看望了妈妈。我要返回农村时,从不流泪的妈妈拉着我的手,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妈妈、我和妹妹 回村后,我们也不懂得怀孕期间要增加营养。其实,就是懂,也没有钱来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们那里除了山药蛋、胡萝卜什么菜
1974年元旦后,我怀着孕,去干校看望了妈妈。我要返回农村时,从不流泪的妈妈拉着我的手,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妈妈、我和妹妹
回村后,我们也不懂得怀孕期间要增加营养。其实,就是懂,也没有钱来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们那里除了山药蛋、胡萝卜什么菜也没有。整个夏天,一点肉也没有。连攒带买准备了点儿鸡蛋,还要留着坐月子。听人说多活动点生产时会顺利一点。我就坚持天天出工劳动,照常做家务,一直到生产的前一天。当然,挑水,端猪食盆这样的重活是不敢做了。那一段,杨永增天天乐得嘴都合不上,一会儿要听听他的孩子有什么动静,一会儿要摸摸他的孩子是不是又在蹬腿呢。我虽然觉得挺辛苦、挺累的,可是一看他那笑脸,一切不适、不快就都云消雾散了,心里也就乐了起来。就这样,在莜面、山药蛋的滋养下,我努力地度过了漫长的“十月怀胎”。
1974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的五月二十二。我早上起来,正在拉风箱,忽然一阵肚子疼,杨永增赶快把我扶到炕上,然后跑到东院叫来了二嫂。二嫂来了一看,说:“先见红,疼死仍(人)。”接着,就烧水、铺草纸……忙成一团。杨永增不同意请村里的产婆,坚持要请医生接生。这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二嫂让二哥披个雨披牵个毛驴去请七、八里外唯一的学过接生的农村医生——张连登的媳妇。我上炕躺了一会儿,肚子不疼了,什么动静都没了。张连登媳妇来了,也快到中午了,二嫂做了饭给大家吃。我抓起个花卷,咬了几口,忽然肚子又剧痛起来。大家赶紧把饭收下去,又忙活起来。因为下大雨,不能让人都出去,也没让杨永增出去。杨永增就坐在我旁边,我使劲攥着他的胳膊,都把他掐紫了。还算幸运,在老公焦急、关切、鼓励的目光中,我顺利地生下了我的宝贝女儿。



我女儿出生的小屋
我往起坐,想看看孩子什么样,大嫂、二嫂一起叫:“停停睡的,不敢起来!”我也累极了,就躺下闭着眼睛休息。过了一会儿,二嫂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呵,就吃点儿莜面、山药蛋,孩子还长了一头黑发。她使劲蹬着小腿哭,小脚丫才有我中指的两节长。再仔细一看,头尖尖的,又黑又红,满脸满身都是褶子,像个小老头。好丑啊!我们俩都还长得可以嘛,这小东西是像谁呢?看不出来。丑也是我闺女呀,我想接过孩子来亲亲,又不会抱。二嫂一边帮我托着,一边说:“将将养哈(生下)统(都)窄(这)样,奶上个三几天,就蜕出来了,赶过满月,就决发(越)喜仍(人)了。”屋里几个女人七嘴八舌的“好娃娃呀,迷留骨(额头)宽宽的,亥(和)她妈一样样的。”“嘴嘴搭她爹了。”“再明儿更(跟)上她妈尅(kei去)别(北)京,可要好活(过好日子)了。我也沉浸在初为人母的欣喜与自豪之中。
过后不久,我们村有个产妇,孩子生下来了,衣却下不来。接生婆用秤钩子去钩,结果产妇大出血死了。Z大姐在生第三胎时,忽然难产,差点送了命。原来,自古就有人说,产妇是一条腿在阳间,一条腿在阴间。生孩子就等于去鬼门关走一遭。我妈和我的三个姨,年轻时都是八路军,都有孩子寄养在农村夭折、丢失的经历。这时,我才明白了老妈弹泪为哪般。
二哥冒着雨去离我们村五十里的下营盘把二姐接来了。二嫂早就给准备好了红布条。把红布条挂在门上,我就开始坐月子了。
二姐也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村老娘娘。与二嫂不同的是,二姐的小眼睛中闪着“女强人”般坚定的目光,一看就是个厉害的主儿。二姐一看到我和孩子,小眼睛眯成一道缝,眉里眼里都是笑,竟变得十分和蔼。当时,村里的女人坐月子什么都不让吃。开始,只让喝小米粥,还是瞪眼米粥,就是稀米汤。后来才让吃点豆面面条。杨永增和二姐争执了一番,二姐也就答应给我吃得比别人稠一些,还可以用米汤泡馒头吃。杨永增求爷爷告奶奶的搞来二斤红糖,加上留的鸡蛋,就是我们的全部营养品。当时,别说尿不湿,就是卫生纸也没得卖,只有黄草纸。孩子就用二、三层旧布匝成“尿片片”,拉上了也得洗出来再用。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脏话都是二姐干了,还给我们做饭。洗出来的“尿片片”,就在炕头上烘着。大夏天的,二姐又不让开窗子,屋子里满是奶腥气和尿骚气。
第九天,二姐家中有事,傍晚回去了。大姐说第二天一早来。半夜,孩子哭起来,杨永增睡得呼呼的。我把孩子放到他耳边,他还是不醒。本来,把他推醒就是了。可是我忽然觉得一阵委屈,就自己坐在那儿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忽然觉得鼓涨的胸部倐倐地瘪了下去。我吓得止住哭,推醒了杨永增,看看竟是一滴奶水也没有了。第二天一早,大姐就来了。大姐更老一些,是个嘴也不停,手也不停的老娘娘。一进门,听说没奶了,就开始叨叨:“他四妗妗,做妈的仍(人)了,可不敢哭,瞭娃娃莫(没)纽纽(奶)咋呀?”她抱着孩子哄着:“毛仔可怜了,姑姑抱抱,揣揣(摸摸)小肚肚,饿得板塌塌的了, ……。”那时我们没有奶粉,也没有任何下奶的东西,急得大姐催着二嫂和其他亲戚满村求正在奶孩子的女人,这个来给吃一口,那个来给吃一口。三哥还到邻村找人要了点羊奶。幸亏,过了两天,奶又下来了。饿坏了的宝贝,贪婪地吸吮着,一口赶一口地吞咽着。我也松了一口气。是啊,都当妈了,大姐不说,我也不敢再哭了。大姐一直伺候我坐完月子。
终于熬出来了,这么多人帮忙,怎能不过满月呢?那些年,旧礼数比较少。大姐给蒸了个大大的面库垒(面圈),上面一圈插了九个大馒头,一个面佛手。两个人捧着面库垒往孩子头上套去,嘴里念叨着:“头上套了脚(jia)上抹(ma),娃娃活(hua)到一百(bie)八。”“九佛梨,一佛手,守住亲(qing)娘永不走。”我们的大侄女,比杨永增还大三、四岁,她比我早一天生下了她的“六六”。她不能来,就让她的大儿子来了。她儿子大概十六、七岁了,他对我们孩子伸出手说:“小姨,来,外甥抱抱。”大家都笑了起来。
过完满月,我妹妹从插队的山西阳高来看我。这时,孩子已经很好看了,长得像我。我妹妹抱着她说:“大奔儿头、抠抠眼儿,吃饭抢大碗儿。”这时,我才开始干给孩子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事。后来,我大姨说:“你还真不简单,在农村生孩子,还活了。”
现在,杨永增的侄辈、孙辈,有好多在北京打工。都成家立业了。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一怀孕就到医院去建档,检查无数遍,吃许多营养品。都到医院去生,还大多是剖腹产。生了以后,大人、孩子都金贵得不得了。尿不湿、婴儿车、各种玩具、各种营养品,……奶粉都要进口的。每每看到这些,我都会不由地想起当年……。
鬼怕知青
下乡头几年,偶尔有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地说:XX跟上XX了。(跟上鬼的意思)可能怕我们知青听见,说他们搞封建迷信,说的时候总是离得我们远远的,更没人跟我们细说。
我坐月子时,因为哭得没有了奶,孩子也饿得直哭。大嫂一天来了好几次,每次都说:“不是有了不干净的了?”第二天,孩子嘬一嘬,胸部有了倐倐的感觉,可能奶快下来了吧。大嫂又来了,她说:“该管(不用管)他咋的了,有的莫(没)的试达一下吧。”我想:“人家一天几趟来关心,不由着她,她心里老不舒服。”我也想看看她们这一套怎么搞,就暗示老公杨永增听她的。大嫂用纸卷了个长长的纸棍点着火,不知她怎么弄的,着的比较慢。只见她一边嘴里叨叨着:“南来的绳绳(神神)别(北)来的怪,来的欢欢走的快……。”一边用纸棍迅速的在我胸前一晃,又在孩子身上一晃,接着小脚颠颠的飞跑到院门口,把剩下的一点火用碗扣在矮墙头上,又给孩子叫了几声魂,就好了。真好玩,坐月子不能哭,不知是不是也不能笑呀?因为怕大嫂生气,我使劲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两天来的忧愁一扫而空。不一会,奶就下来了,孩子吃饱了也不哭了,大嫂颇为得意。不知你信不信,反正她信了。
农村没什么娱乐,一有点什么事,大家就纷纷跑去看热闹。我是一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总是很积极地往“现场”跑。
有一次,二嫂的大闺女我们的二侄女来住娘家。她岁数跟杨永增差不多大吧。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村妇女,不像那些神神叨叨爱装神弄鬼的人。听说她跟上她爷爷(也就是我公公)了,我想看看所谓跟上鬼到底什么样。是神志不清、发烧说胡话,还是借鬼发挥说说平时憋在心里的话。我跳起来就往东院跑去。她家院子很大,我跑到她家屋门口,刚迈进一条腿,正好刮来一阵风,她家房顶窑洞(烟囱)上立着挡风的一块土坯掉进窑洞里,忽通忽通一阵响。在场的人一起说,“走了,走了。”我进了门一看,二侄女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了。她坐在炕上,额头有些汗珠。见我进来,她很清醒地说:“四婶过来了?欢欢上炕。”听说,她刚才叫着她四叔(杨永增)的小名,嗔教他不烧纸。还说我们回北京时,他给看门来着。(看来,我们不烧纸,亲戚们有意见。)“跟上鬼”时究竟什么样,我没看着。还是“耳听为虚”呀。
又努力了好几次,总是我一进门,人家就好了。我还觉得挺遗憾的。有一天,一个聪明的老乡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他说:“后死的鬼到阴间亥(和)递个(过去)死的鬼告诉(交谈),村呵儿(里)来了一伙伙恣肆(知识)青年,窄(这)干家肆可生杀了,可厉害了。打仍(人)、叼(抢)东西,甚灰做甚。(我们刚下乡那会,正赶上‘挖肃内人党’,有些知青参加了批斗,还抄了几家,把人家的东西拿回来吃。)苛(全)村呵儿(里)的狗都不敢鸟(咬)恣(知)青。窄(这)狗们的不怕鬼,倘或碰上,接(趁)早圪绕开些,操心叫抬住,可要叫折点个灰。……”他兴致勃勃地说着,好像忘了我也是个知青。他忽然感到了我的不快,尴尬地解释道:“窄(这)鬼风(分)不清好恣(知)青还是灰恣(知)青,一紧儿(一齐)都躲上走了吧。嘿嘿。”“奥、奥,原来鬼怕知青啊!怪不得我一次也看不到。”我勉强地应道。
既然信则人怕鬼,不信则鬼怕人,那为什么要信呢?
知青安置办主任
这天早上一睁眼,看杨永增头肿得大了一圈,眼睛成了一条缝。再看他的手和脚,肿得都发亮了,一摁一个坑。他浑身发软,几乎爬不起来。我赶紧请了赤脚医生来看,医生说是急性肾脏炎。还说,最好是去大医院看看,不然转成慢性就麻烦了。那时,孩子还在吃奶,我们手头又没有一点钱。一时竟陷入了困境。




年青时的杨永增
这时,村里有个人对我说,县知青安置办公室每年都有救济款,让我去试试。73、74年大批知青走了之后,县安办早就不把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当知青了。我觉得去也白去。可这人说,听说有个女知青,也是在农村结了婚的。丈夫死了。她找到安办女主任的家里,饭熟了就自己拿着吃,晚上就自己上炕铺被睡。主任赶紧把她安排到县招待所,给她买了饭票,然后,很快地给她办理了返城手续。我想也许这个主任还不错,就去试试吧。
在去县城的三十里路上,我一直在心里盘算:进门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要不要学习那位女知青呢?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直打鼓。到了县城,打听到女主任家,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头都没敢抬,讷讷的说了我的困难和来意。“你嫁给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了,贫下中农咋过你咋过。救济款得发给知青用!”这主任操着后山普通话,无情地说。听到这粗哑又生硬的声音,我吃惊地抬起头,这是个女人吗?我看着她,她也瞪着小眼睛盯着我。我被那一句话噎得不知再说什么好了。想想躺在炕上的老公,我心中叹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忍了忍气,鼓了鼓劲,准备再说点什么。
这时,她们家的饭熟了,摆到了炕上。可能有那个女知青的前车之鉴,她们全家人都充满戒意地望着我不吭声,连内蒙人习惯地让一下都没有。按计划,我该自己去拿着吃了。可我的勇气鼓了又鼓,手却像被拴住了一样,怎么都伸不出去。“我……,我……,” 刚说了两个字,就不由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主任“嗤”了一声,轻蔑地撇了我一眼,也不撇那二圪揽普通话了:“哭甚了?俺们家又莫(没)死(人)!剋(去)别处哭圪!”我真不知道是该继续哭,还是该停止。原来的计划和想了一路的话,全都忘记了,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离开她家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只有那瘦高的个子,男人般的线条、声音,瞪着的小眼睛,还有那无情的、蔑视的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其实,她不给我救济款是在意料之中的。可她把我“开除”了知青籍,对我真是莫大的打击。从那以后,我也把自己“开除”了知青籍,很少和其他知青来往了。不去呼市看他们,也不通信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时不时的就会想到,我就是个农妇了,就像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一样,死了就埋在老杨家的祖坟里了。可我偏偏又不是个平常的农妇,总比别人凭空多出几分烦恼。
我当时又气又急又悲,可生活却不容我悲戚。杨永增还膀眉肿眼地躺在炕上,等我去找钱治病。吃奶的孩子,还等着我去抚养。还得出工去挣工分,打口粮钱。油、盐、酱、醋,吃饭穿衣,点灯的煤油,烧火的炭,要的都是钱。不是欲哭无泪,而是欲哭也没时间啊!我顾不得去跟这XX生气,牙一咬、心一横: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我跟亲友借了几十块钱,先给杨永增开了点药吃着。然后,我给妈妈写信,请她向扣发她工资的中联部申请点补贴。还给当时能联系得上的大姑、五姨写信求助。很快,三处各寄来了100元,就是300元了。在当时很多了。我妈让我哥给寄来一盒卡那霉素针剂,还寄来一包冬瓜子(在干校食堂帮厨搞的,说是可以治肾脏炎。)我五姨还寄来了黄芪、杜仲、大枣。大概因为平时不常吃药打针,刚打了8针卡那霉素,杨永增的肿就全消了,几乎和没病一样了。剩下两针,后来我们家的羊生病,给羊打了。邻村有个人和杨永增几乎同时得的肾脏炎,那人半年多都消不了肿,后来转了慢性,几年都没好。
开始,我出去找钱、去县城寄信、取钱,嫂子、侄女、侄媳妇,总有人帮我照看病人、带孩子。最初那几十块钱,也是大家帮我凑的。后来,杨永增好些了,可还不敢干重活,二哥、三哥、侄子们每天都会有人挑水给我送来,还常帮我干重活。在大家的帮助下,杨永增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灾难,算是挺过来了。尽管我已深深体会到,面对艰辛之时,笑要比哭难得多,累得多,心神也要疲惫得多,但我还是选择了笑。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多亲友帮助我,鼓励我。我只有过得好好的,把发自内心的微笑送给他们,才是最好的回报。冲那给我带来伤害的小人,我更应过得好好的,把不屑的冷笑送给她,善恶定会有报的。我也决心不再悲泣,以仰天大笑直面已过去的艰难困苦和未来未知的险阻坎坷。于是,在别人眼里,我勇敢地闯过了难关,又乐呵呵的生活了。
有惊无险
刚下乡时,到冬天,我们村女知青就一起回北京去。当时,我父亲不知下落,母亲在干校隔离,不许探望,家里也封了门。我妹妹也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我们俩加我哥一家三口,就挤在我哥家一间小屋里,住在一张双人床上。别的知青一回北京,都是乐不思蜀,迟迟不肯返回内蒙。我看把哥哥一家挤成这样,就想回内蒙了。正好到了月底,没有钱买我和妹妹的火车票。我们来时已向我妈妈的单位申请了一点补助,估计再申请可能不会给。我就给五姨写了封信,打算等五姨一寄钱来就买票回内蒙。

左起:我嫂子、我哥的孩子、我、我妹妹、我哥哥

这一天,我到街上逛了一圈,一摸兜,仅有的两块钱让小偷掏走了。当时,那个懊丧,比现在让人骗走两万块钱还痛心。晚上,哥哥嫂子回来,四个人把兜都掏空,都是些硬币、毛票,一共不到两块钱。买点不买不行的东西吧,这几天只好不吃菜了。这一天,我和妹妹又出去逛街,身上只有1角5分钱。我说:“反正也是没钱了,把这1角5分花了吧。”我们俩人就开始琢磨买点啥。走着走着,我们俩忽然相视大笑起来:“想不到大名鼎鼎的XX之女,居然攥着1角5分钱满街琢磨。哈哈,哈哈!”最后,我们买了一个酱猪脑,俩人分吃了,正好1角5分钱。这猪脑别提多香了,以后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猪脑。
五姨寄的钱到了,我和妹妹买了火车票各自上路了。到了呼和浩特,正是夜里。我在火车站候车大厅找了个空椅子,把带的一个箱子放在头边,就睡起来。人逐渐多起来,没有空地儿了。有个人就坐在我腿弯儿,趴在我腿上睡起来。我睡醒了坐起来,看这个人不年青了,干干瘦瘦的,戴个皮帽子。他一开口就问:“你是江苏人吧?”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是蒙着了,还是怎么看出来的。听他说话公鸭嗓子,不男不女的。既然趴在我腿上睡,就是女的呗。我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他闲聊着。这时,他把皮帽摘下来,露出了喉结骨和短发。诶呦,原来是个男人。他说他是来车站接人没接着,所以就在火车站爬了一夜。越看他越是不怀好意。这时,站外传来汽车的声音和人走动的声音。我提起箱子就往站外走去。一出站门,天黑曲曲的,也看不见行人和汽车了。我挺害怕,后悔不该出来。正想返回站里,那人也追了出来。这时,一对农村老夫妇提着几个大包走出来。我赶紧跑过去,说:“大爷、大娘,我帮您提一个。”从火车站到汽车站,要走很长的一段窄胡同,胡同里黑乎乎、静悄悄的没有其他行人。那人一直跟在后面叫:“小王,我们认识不容易啊!”直到我们进了熙熙攘攘的汽车站,那人才走了。我吓得心咚咚直跳,心想,幸亏这对老夫妇了,不然,没准出什么事呢。
到了武川县城,天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风刮到脸上生疼生疼的,眼睛都睁不开。入冬以来的积雪都没有化,白茫茫的一片根本找不到路,一眼望去,一个人影都没有。武川属于丘陵地带,沟沟壑壑很多,一刮白毛风,沟里的积雪有时会有一人深,要是掉进去,可就没命了。原想搭粮站的汽车,村里或邻村的马车。可这天气,人家都不出来了。我只好住进了县城的车马大店。住了两天,没钱了。同住在大店里的一个蘑菇窑的女知青给了我一块钱吃饭,可还是没有住店钱。看天晴了,我把箱子提到店老板屋里,请他帮我存着,我回去找人来拿。老板说:“漏(路)还莫(没)踩开,操心跌进壕子(沟)呵儿(里)。再住一天哇。”这时,旁边坐着的一个后生问:“你是哪忽揽揽(哪个地方)的啦?”我说是天力木兔大队霍家沟村的。他说:“你寻不见漏(路),哦亥(和)你们村安明子是亲亲了,哦漏(路)过你们村,更是(跟上)哦走哇!”这人还骑了个毛驴。他用毛驴把我的箱子驮上,他自己也只好走路了。一尺多深的积雪,三十里路。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好几个小时,他把我送到转身就走了,也没去他亲戚家。看来,他并不是顺路,起码是绕了路。我居然连他的名字都没问。好像是什么长尾巴梁还是长尾巴沟的。
终于回到我们的知青小屋了,再小再破,这儿才是我的家。想想一路风险不断,真有点后怕。幸亏是有惊无险,平安回来了。以后,我可再也不一个人出门了。
老喜板板
老喜板板孤身一人,是村里的五保户。大家只知道她是跟老喜从外地迁来的。她说不清自己姓什么,闺名叫什么,老家是哪里,也说不清老喜是她的第几个男人。按她平时零零星星的述说,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克夫命吧,嫁一个,死一个,老喜至少是她的第三个男人。
老喜板板个子高高的,脸盘圆圆的,满脸深深的皱纹记录着一生的沧桑。你若跟她说话,她把眼一眯,笑得扑喜喜的,挺典型的农村老板板形象。她不曾生育过一男半女,所以特别喜欢小孩。见了小孩子,总要抱一抱。她特别爱到我家来,就是为了抱抱我女儿。
孩子很小时,我把孩子放在二嫂家,就去生产队出工劳动了。二嫂也是一大家人家,有许多活要干,怎么好意思总是麻烦人家呢?想想孩子如果会翻身会爬了怎么办呢?这儿的老乡一般都在炕上钉个铁橛子,用绳子拴住孩子的腰。可是,拴上也不能走远。不然,绳子脱扣了,橛子拔起来了,或绳子绕到孩子脖子上了,都是很危险的。
看老喜板板这么喜欢孩子,我灵机一动,让她上炕抱着孩子,我来做饭。那天,正好有人送给我一绺韭菜,我做了韭菜鸡蛋摊饼。老喜板板吃了个不亦乐乎。她还详细地问了做法,说晚上回去自己做。第二天,老喜板板一早就来了。我问她做好摊饼了吗?她笑着摇摇头:“莫(没)抬(做)成,圪搅了一锅白面圪髑(du),圪(给)接壁(隔壁)家猪吃了。”原来,这老喜板板活了一辈子,什么饭也不会做,每天东游西串,各处钉锅(蹭饭)。钉不上,就不管怎样,把生的搞熟,塞进肚里。我边笑边让她再上炕。经过几天观察,这老喜板板只要一上炕抱上我们孩子,一上午也不下来,连厕所也不上。真是尽心尽职。我试着问她,每天来给我抱孩子,我管她中午、晚上两顿饭,行不行?她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几天下来,平安无事。
这天晚上,我收工回来,见老喜板板没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脸色发黑,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一摸她额头烫得吓人。我赶快接过孩子,一眼就看见好几个虱子在窜。我让我先生杨永增给孩子抓虱子,我送老喜板板回家。老喜板板家又黑又脏又乱,炕席已经烂得拿不起来了,炕上只有一个烂棉花套子。我想给她倒点水吃药,只有锅里有一个没洗的盛菜的浅盘。我说:“你咋不买个碗呢?”老喜板板无力地答道:“哦老歪歪快死的仍(人)了,圪(给)甚仍(谁)置家产了?”我回家拿了一床被,一身内衣,一身棉衣,还有两个碗……,把她的烂棉套、烂衣服都扔了。回到家,杨永增告诉我,因为发烧,老喜板板身上的虱子就爬出来了。他给孩子抓了几十个虱子了。第二天,老喜板板穿着“新”棉衣,美不滋滋,精神焕发的又准时来“上班”了。
说来老喜板板不聋、不瞎、不疯、不傻。可你要是跟她聊天,说到新社会、旧社会,共产党、国民党。她只有一句话:“知不道。”真好像个外星人。别看她没文化,可她会一套一套的童谣,大约有十几二十套。她抱着我女儿,总是美滋滋的笑着,有腔有调的念叨着:“挠(好的意思)圪蛋(对小孩的昵称),会打炭,莜面窝窝捣烂蒜。……”“……。”我女儿就在老喜板板的童谣声中逐渐长大了。
物小情浓
我叔叔是江苏阜宁的中学教师,我婶婶是小学教师。那时的人,既不旅游也很少探亲。他们没有来过我家,我父亲也没有回去过。我们只是从照片上知道叔叔婶婶。叔叔婶婶有6个孩子,孩子都上学后,他们生活有点拮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向我父亲要过钱,也没提过其他任何要求。每到开学,我母亲都会替我父亲给他们寄一点钱去。也没见他们回信来说点什么。这份情,平平的、淡淡的。后来,我父亲出了问题,母亲也被单位隔离。很多亲戚都受了牵连,失去联系。在那鬼都不上门的时候,叔叔却开始常常写信询问我们兄妹的生活情况。
叔叔婶婶知道我怀孕了,要在农村生孩子了。在离预产期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婶婶寄来了第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两件绒布系带小上衣,白底小黄花,柔软极了;三条带着小鞋子的开裆裤,紫红碎花,又轻又薄;还有一个用碎布头拼的小帽子,漂亮极了。孩子生下来一穿,大小刚刚好。随着天气变凉,婶婶又寄来了夹衣夹裤,毛线帽子,还有一个薄薄的、精致的蓝花小坎肩。冬天将至,又寄来了棉衣棉裤,还有一个棉斗篷。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衣服也一点点变大,样式也不断改变。第二年裤子不再连鞋,成了背带裤。冬天的裤子前面很高,护着肚子和前心,后面还有个屁帘。单做的小单鞋、小棉鞋,总是十分合脚。就这样寄了整整三年,我一点都没用再给孩子添衣服。
我女儿一岁半时,和我母亲(在干校)的合影。小棉鞋、棉袄、棉裤和围嘴都是我婶婶做的,多合身啊!
当时,村里的亲友们羡慕极了,她们说:“燕毛(我女儿小名燕燕)争(真)袅(漂亮、好的意思)了,有这么精巴(精干)的二姥姥。可要袅节节了。”“瞭瞭窄(这)小袄袄、小裤裤,瞭瞭窄样式、窄争节(针脚),想买剋(去)哪儿买圪了。”看看全村属我们女儿穿得漂亮,我也很得意。
这些小衣服,都是我婶婶一针一线亲手缝的。小孩衣服,用布头就行,花不了几个钱,可对我来说却有如雨中送伞、雪中送炭。衣服小小的,那情意至今想来仍是浓浓的、暖暖的。
错位小天才
“在生物界,两种遗传基础不同的植物或动物进行杂交,其杂交后代所表现出的各种性状均优于杂交双亲,……这称之为杂交优势。” (百度词条)
大南大北的远血缘婚配,正符合科学的原理。所以,我所接触到的和听到的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们的孩子,没有一个傻子,没有一个有先天疾病。个个聪明、漂亮,健康。我的宝贝当然也不例外,从小就聪明得出奇。
那年清明,正好下了点雨。我和我先生杨永增就边吟边赞道:“清明时节雨纷纷……。”“欲断魂,多形象啊!”“遥指,在远处呢,更断魂了。写得太好了。”过了一会儿,女儿忽然说:“妈妈,再讲《清明》的故事!”我挺吃惊,和着她当故事听了。我就尽量通俗细致的给她讲了一遍。过了一会儿,她又让讲。讲了几遍之后,女儿忽然手背后站好,晃着小脑袋,用标准的普通话一字一句清晰地背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试着给她讲别的“故事”,她总要问:“甚意思啦?”我就尽量生动地讲一番。背过十几首之后,她不再问“甚意思”了。我试了试,她竟是不用讲解就读懂了。此后,女儿就常追着我要听新“故事”三岁时,她已经会背《木兰辞》了。
有一次,女儿从外面哭回来,说XX男孩打她了。我看她没伤没咋的,就说:“嘿嘿,活该!”孩子站那儿楞了一会儿,转身跑出去了。我对杨永增说:“孩子是一个小社会,有打人的,就有挨打的。有孩子头,就有跟屁虫,还会有受气包。大人是干涉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天天跟着她。”不久,就发现女儿已自己打下了一片天地。村里7、8岁的男孩都听她指挥。
正当我把自己未竟的心志寄托于女儿,心想按我的模式也许能塑造出个小天才时。女儿却自己有了惊人的“发展”。

那次,我和先生去参加民办教师招考,大姐来给我看孩子。我回来后,好几个亲戚争相向我夸赞我女儿:“窄(这)女女争(真)精了,做饭贵贱不搅(叫)她大姑姑倒油。”“你骂她小猪猪,她骂你老母猪。娃娃翻过班来了。”“她三嫂(我们的三侄媳妇)戏逗她说:‘你妈下街离婚圪了。’她接起来就骂:‘你妈接嫖客剋(去)了!’”诶呦,我的天哪!这都是什么时候,从哪儿学来的啊!孩子才3岁多点儿啊!还夸她呢,越夸她还不越来劲儿?!
有一次,邻居家孩子打了三哥家的两个孩子。我女儿爬到东院圪蛋(用扇形土坯旋成的圆形粮仓)顶上,扯开嗓子大骂:“XXX(对方家大人的名字),哦X你妈,你打爷哥哥,爷……。”一点儿大的小人儿,站得高高的,操着地道的后山调,把女人骂街的话,一套一套的抛出来。家家都有人跑出来看热闹,被骂的人也叼着个烟袋乐呵呵的看着。我真是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即使是一个只有三岁多的孩子,也不能随便当众挫伤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耐心地等她骂了十几分钟,骂够了回来,我说:“以后你回北京,北京的娃娃不骂人,你怎么办?”女儿想了想,认真地说:“妈妈,那你得提醒我啊!”好在我女儿很争气,4岁离开农村后,不仅没有再骂一句人,连内蒙话都没再说过一句。只是开始几天不说话,等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
后来,我当了老师,经常碰到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家庭影响大,还是社会影响大;这一类争论和探讨。我总是笑而不言,其实我是不知说什么好。那时我常想,如果把牛顿、爱迪生这些大天才搁咱村里,大概也只是会比别人更会骂人吧!



独守“寒窑”
第三个冬天,我真的没有回北京。场面活干完了,分了红,其他知青全都回北京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后山的冬天特别冷,老乡开玩笑说,撒泡尿都会半截冻成冰。有一天,我早上一起来,推不开门。原来,那年雪特别大,下了一夜雪又刮了白毛风,我们住的是原来的小学校,门是向外开的,雪就把门堵住了。我们那儿地广人稀,每家都住得很远。小学校离别人更远,叫人也叫不到。我又急又怕,在屋里团团转。忽然想起这小学校窗户是可以开的。我从窗户跳出来,才把雪铲开。更难的是每天要去挑水,井台上冻着厚厚的冰。井口也冻得很小,连水斗子都下不去。要打水还得用尖头铁棍把井口凿开。我凿不了井口,看见别人挑水,就赶紧也去挑。井台又光又滑,一不留神就会滑倒。手要是碰到桶上,一粘一块皮。我们那儿冬天不干活,我每天在村里东游西逛,到人家的热炕头暖和暖和,和老乡聊聊天,蹭点饭吃,一天一天的混着。
要过春节了,人们都忙了起来。先打扫屋子,然后炸油糕,蒸馒头,轧粉条,烧猪肉,最后贴对联、贴福字。村里常飘着各种香气,人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浓浓的喜气。那几天,天天有人给我送东西,油炸糕、粉条、猪肉……什么都有,有一大盆了。我很是感谢他们。也为快过节了而兴奋。那天富宽家的闺女,用一个很大的笊篱,给我拿来五个油炸糕,两坨粉条,一块豆腐,一小块猪肉,一碗豆芽,甚至还有一棵葱。想得真周到啊!我特别高兴。也特别感动。可是,人处困境时,往往特别敏感,心理也往往不太健全。我又想到只有人给我送东西,却没有人请我去。我想起了人们常说:大年三十儿晚上接神时,家里没外人。嫁出去的闺女接神时都要避到院里。我当然是外人了。
除夕之夜,我想:我也不懂这里的习俗和禁忌,就别随便去招人讨厌了。就躲在自己屋里,躲在这节日的欢乐之外。我们那时还是不会过日子,门上有一个大洞也不懂得糊上。每天早上,水缸里、锅里都是冰。这时屋里升着炉子,还是冷得要命。冷风从门上的破洞中呼呼的往里刮,门忽嗒忽嗒地响着。我这个一直自诩坚强的人,这时也不由得难过起来。我想我父亲——爸爸,你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年杳无音信啊?我想我母亲——妈妈,我知道你在干校扫厕所,你是否也在想我们呢?我也想我哥哥嫂子——其实他们对我们很好的啊。我更想我妹妹——不知她是否也像我一样一个人在山西农村过春节。我还非常的想同村的知青伙伴——没了你们的吵吵闹闹,我竟是这么寂寞,快点回来吧!胡思乱想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撑着自己,不让自己流一滴眼泪。我赶紧找出毛主席著作,边读边写着日记,批判自己的小资情调,驱赶着各种奇怪的思绪,用革命口号鼓励自己要克服困难,要坚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个冬天,我其实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也没有生病,应该说是平平安安过来了。可那刺骨的寒冷和难耐的孤寂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又想,以后可不一个人在村里过冬了。可是,一个人上路不行,长住哥嫂家不行,一个人呆在农村又不行,那明年该怎么办呢?当时,颇有点走投无路之感。还好,第四个冬天,单位允许我们去干校探望母亲了。不必再为如何度过漫长的冬天发愁了。说到插队,有不少苦涩艰辛的记忆,却也不乏温馨美好的回味。苦和乐本身就是相对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乐往往就在那苦中。
每年秋天,大家都要打一些羊草,以备冬天积雪不化时用。这一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烙了几张饼,煮了几个鸡蛋,切了一些芥菜疙瘩,七七八八也装了一书包。还灌了两瓶水。待太阳升高,晃掉了露水,就该出发了。杨永增把孩子抱到自行车大梁上,然后骑上去,我紧跑几步,跳到二等座上。一家三口,一辆自行车,我们高高兴兴的出发了。
秋高气爽,天蓝地广。大片大片的麦田,绿中又带一点微黄;莜麦还是绿的,微风吹来掀起层层波浪;各种不同的庄户(庄稼)呈现着不同的色彩,好一派五彩缤纷的秋日的田园风光。我们走了很远,找到了一个羊草茂盛的山沟,就开始干活了。打羊草要看时机,太嫩了容易烂掉,一晒就没了。太老了一碰就断,又扎手又不好打,羊也不爱吃。马莲要用镰刀割,割下来的马莲很滑,不好拿也不好捆;沙蓬要用手拔,合用的沙蓬已经很扎手了;还有许多可以用的草。我们或割或拔,忙碌起来。孩子兴奋异常,自顾自地又跑又叫,玩儿得似乎比我们还忙。
打了不少羊草了,休息一下吧。我们往草地上一躺,舒展着身体。嘴里嚼着一些甜草,闻着青草的芳香,看着孩子自得其乐地满世界奔跑、喊叫,那种舒适、惬意的感觉,城里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休息一会儿,就开始“野餐”了。不过,我们可不像现在郊游的人那么休闲,那么文雅,我只记得是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味道嘛,一句话:香,实在是香呐!连水都觉得是甜的。
打下的羊草要晒一晒,圪朽(蔫)了才好捆。我们把打下的羊草堆在一起晒着,换个地方,又大干起来。转眼就太阳西斜了,我们也打下了不少羊草。我们把打下的羊草捆成大大的三捆,一侧一捆,上面一捆,远看就像一座小山似的。杨永增推着自行车,我把孩子放在草捆顶上,在一边扶着她。劳作了一天,满载而归。这种成就感、充实感,这种喜悦之情,只有付出劳动的人才能享受得到。晚霞辉映,照着我们长长的身影,老杨稳住车,吼起了爬山调,孩子咯咯地笑着,我也开心地笑着。
半跳农门
要在全县考核民办教师了,所有民办教师都要经过考试才能上任。现任的和想就任的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好消息瞬时传遍了全县。怀才不遇的乡村秀才各个跃跃欲试。当然,有人欢喜就必然有人愁。有些不学无术,笑话百出,误人子弟的庸师却惴惴不安,生怕丢了饭碗。
当时,民办教师每年记一个强劳力的工分,每月有8元补贴。放农忙假时出工劳动还可再记工分。周日和假期还可以照顾家里。所以,不少人找门路、托关系想当民办教师。像我们这样没背景,又不善奉迎的人,这种好事是轮不到我们的。但凭本事考,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们着实为上级这英明举措激动了一番。找村里的学生借了几本初中课本,复习了一下,就去公社参加考试了。考题十分简单,我十分轻松地答完了所有的试卷。
成绩公布了,我考了全县第一名。杨永增考了我们大队第二名(我第一)。我们很高兴,这下两人应该都可以当民办教师了。考试成绩好的人都很高兴,做着走马上任的美梦。接着,录用结果也张榜公布了。可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样兴师动众的在全县大考了一回,我们大队成绩在前面的几个人,居然一个也没有录用。也就是说,一个新人也没有录用。我这几乎满分的全县第一名,都没能替下三门不到100分的最后一名。一时,参考的人和村里的人,议论纷纷。可人低言微,又有什么用呢?大家都十分失望,也十分气愤。



我这时比要救济款那时强了一点。心想,谁怕谁呀?还能把我们农民资格开除了?于是,我就背了一书包莜面,(准备到车马大店打尖用)去上告。我琢磨,大队敢如此做,公社恐怕也是默许的,就先不去了。可如果告得太高了,一来门槛高,自己也摸不着门路;二来山高皇帝远,等一级一级批下来,黄瓜菜也凉了。我选择了先到县教育局。到了县教育局,我直奔局长办公室。我也没问对方是不是局长,姓什么,就愤怒说:“这次考民办教师,我考了全县第一,我爱人杨永增考了全大队第二(我第一),却不录用。一个新人也不录用,还装样子考什么试?既然是县里组织的考试,我就找县里。如果不解决,我就一级一级往上告,一直告到教育部!”我拍拍那书包莜面:“面都背上了,不解决马上去集宁(乌盟所在地)!”对方马上回答:“全县第一都不用,太不像话了。你先回去,过一两天去公社,我们打招呼,让他们解决!”我颇感意外,心想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过了两天,我去公社。有关负责人居然点头哈腰的和我商量:“录用的人都上任了,你说都是有来头的人,把谁剔下去呢?县里给加了一个编制,你们两口子安排一个行不行啊?互相体谅一下吧!我们也挺难办的!”我们当时比较穷,能有一个人当上民办教师,生活就会大大改观。如果继续上告,是不是一定会有结果呢?官官相护,搞不好连这个名额也丢了。我稍加考虑就妥协了。想来惭愧,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了斗争,也没有为其他成绩好的人争一争了,更没有和那些欺上压下搞关系网的人斗一斗。


就这样,我一分钱没花,从前门登上了乡村小学的讲台。虽然人还在农村,却不用再干农活了。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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