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读书”这句话，最早是在小学时从“半夜鸡叫”作者放猪娃高玉宝自传里看到的，形容解放前穷人读书难的情况。想不到在文革和下乡时，“我要读书”也成了我的梦想。直到1977年底在邓小平的指示下恢复高考，我才在1978年圆了大学梦。 （一）1960——1966 小学时代六年的学习生活 从小学开始，我就喜欢看书，同时接触社会实际。五年级时，有一次自由命题的作文测验，我根据平时看报和偷看父亲订的《参考消息》上的内容，写了一篇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政论，深得班主任周老师的赞赏，扣掉我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和卷面不整洁的分，给我打了建校以来的最高分----94分。随后我为了写“平凡的人——记你熟悉的人”作文，整整一星期，每天早上6点起床，和一个收集弄堂马桶粪便的清洁工人一起干活，听她讲自己的故事，交出的作文又得了92分。周老师还把我的两篇作文推荐到学校橱窗里展览了2个星期。老师的鼓励，使我决心以后要考上海最好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或者五十一中学，然后上大学。 964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校外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的社论，要求建立一枝由专职辅导员、义务和半义务辅导员组成的辅导队伍，社会、学校、家庭要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校外教育网。上海的校外教育活动基地有区县的少年宫内的兴趣小组、科技馆、面向青少年的图书馆。少年宫每周还有不少公开的科学和时事讲座，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65年底，在海军成功地进行了八六海战和崇武海战后，东海舰队的一位上校军官对我们这些聚集在少年宫的少先队员开了一场世界海战史的讲座，从二战时德国俾斯麦战舰一举击沉英国胡德号重巡洋舰，日本和美国的中途岛大海战，讲到解放军海军和国民党海军的几次交战，深入浅出，使我从此心仪军事天地。当时的校外教育可以说是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少年宫的棋琴书画、歌咏舞蹈的辅导班都对外免费考试招生。连徐汇网球场都对我们小学免费开放，让我和一批小学生每周都去那里，在一个曾经打到上海市网球比赛第三名的裴指导辅导下练习打网球。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搞到了一张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借书证。图书馆在延安西路乌鲁木齐路口一栋洋房里（现已经拆毁变成高楼），二楼面向小学生，三楼面向初中生。我每周几乎都要去二三次，是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放学后4点半走到那里，不是混到6点闭馆才依依不舍离开，就是借完书后和几个读者小朋友结伴去在附近一栋花园洋房（朋友家）里玩，交流读书心得，我的这几个读者朋友后来都有了大学以上的学历，学有所成。 我当时看书速度极快，六年级时一个星期天，母亲带着我去上海外国语学院上班，我从一个老师那里借到《水浒后传》，半天就看完还给他并要求再借一本。因为不相信我能在半天内看完一本几百页的半文言文小说，那老师就考考我，我准确无误地复述了故事大概和主要人物关系及绰号，令他目瞪口呆。我把少年儿童图书馆二楼想看的书几乎都借过后，在图书馆辅导员余老师的关心下，当了义务服务员，于是可以到三楼初中部边干活边看书，直到小学毕业。  （二）1967——1970中学时代的学习生活 1966年我小学毕业时，文革已经闹腾开了。我们也无法进入中学，只能在小学里瞎混。我曾经去番禺路上的上海铜线厂要求和工人一起劳动，在那里感受了工人大老粗豪放的热情和不加掩饰的原始蠢动。记得我曾经问过工人师傅为什么他们要夸修正主义苏联的天鹅湖好看，工人班长一面流着口水一面诡笑地回答，那些苏联芭蕾舞女演员的白大腿真漂亮。我也参加过小学里的宣传小分队，去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免费喝盐汽水吃包子。最初我顺大溜关心国家大事，从大字报和传单里综合各种消息，说些让大人们也感到惊讶的话，甚至和邻居——一个在苏联留过学的高级工程师打赌，看刘少奇会不会被打倒，结果赢得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 我也带着好奇的心理观察着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曾经跟着人潮看造反派围攻汉口路《解放日报》社，被挤得几乎丧命；曾经白天看到造反夺权的青年老师批斗据说有叛徒嫌疑的潘校长，晚上就看到她吞安眠药自杀后的尸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目睹了大批红卫兵抄砸位于长乐路的著名京剧表演家周信芳家。他们打死了周家咬人的看门狼狗，冲进周家的小洋房，把周家的物品从各个窗口扔了下来，一个非常漂亮的洋娃娃玩具从三楼被扔下，被人们踩得断手断脚。 那时虽然没有赶上免费乘火车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但1967年1月，我和7个小学同学一起沿铁路走到杭州大串联，白天走30公里左右，晚上便找到路边军营的免费接待站，吃完饭，挑掉血泡烫完脚，便一头倒在草铺上呼呼大睡，六天后顺利到达杭州西湖。回上海后又和表哥一起到苏州大串联。直到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问题的通知”，明确各地不再提供免费接待，要求大家尽快返回原地，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我们才结束了免费旅游。 在举国上下都在学习红宝书，许多书籍不是被当众焚为灰烬就是被大捆大绑地送入废品回收站的时候，我不仅不能在学校里学到有用的知识，而且因为图书馆的关闭，书籍也断了来源。幸好同弄堂的一位在学工的大朋友趁晚上值班时，不时从造纸厂即将化为纸浆的旧书麻袋堆中偷出了一些书送给我。虽然有些书如《金陵春梦》只有第二卷残缺不全，看过后还不太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有些书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对小学才毕业的我如同天书。但看了一批中外小说后，我不知为什么突发奇想，想从马列原著中吸取一些营养，于是就和同学一起去上海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对过的上海旧书店去找。有个中年售货员见我们喜欢读书，不时从书库里拿出一些50年代初期翻译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以最低价卖给我们，还告诉我们哪些书是必须要读的书。毛泽东1970年代初期要大家学习的一些马列原著，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等早在三、四年前就在我的藏书中了。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名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各级学校开始招收新生。我也在这一年按地段被分配进了上海淮中中学。1968年9月5日至1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会了毛泽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组织了31000多名产业工人，进驻10个区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每所中学最多100人，平均50人。9月27日，上海市革委会将工宣队进驻中小学情况向中央报告，2天后，毛泽东马上批示“此件很有用，拟可转发各地参考”。当时我们班也进了一个吴姓工宣队队员，人不错，基本上不干预班主任的教学工作，指导我们劳动时，也身先士卒。 不到三年的中学生活的大多数时间化在学工、学农、学军上了。偶尔上过几周文化课，英语记得就学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话，数学课刚学了负数正数和二元一次方程，就因为上面要搞大批判而终止，让热心复课的班主任毕老师也无可奈何。好在文科可以自学，我通过看书看报出黑板报，学会了抄袭背诵美丽的文句。记得报名上山下乡写的一份决心书，充满慷慨激昂的豪情壮语，请一“牛鬼蛇神”用隶书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校门口的公告栏上，在其突然失踪一个星期前总是观者如流，让我好不得意。十年后，毕老师告诉我，这份大字报还保存在一个老师手里，他之所以当年要揭下这份决心书，首先是可以把它当字帖练字，其次才是欣赏我写的文章。此外，还学习了小提琴，杀鸡杀狗乱拉一气，后来在文艺宣传活动中也能滥竽充数伴奏一番。  （三）1970——1977在黑龙江农村七年的学习活动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上海对68届高中、初中和69届初中毕业生分配采取了“一片红”的政策，离开大城市，全部下放到农村去。我班的一位女红卫兵排长就在1969年10月和下放的父亲去了黑龙江插队。 1970年4月，刚满16岁的我去黑龙江呼玛插队时，行李中最重的一个木板箱里装满了我的主要藏书。到生产队不久，我逐渐发现许多知青都和我一样带了许多书，除了马恩列斯毛选集、鲁迅选集和单行本、各种革命回忆录和领袖传记外，有些是我过去听到过却没有看到的书，不少已经被批判的禁书和一些文革前供中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书籍在熟悉的朋友中半公开地传阅。 政治纪实类有锡兰（现为斯里兰卡）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唐人的《金陵春梦》等。 外国文学类有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陀思妥夫斯基的《罪与罚》，赫尔岑的《谁之罪》，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和《叶普根尼·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父与子》，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狄更斯的《大卫·科伯菲尔》和《双城记》，勃朗特的《简爱》，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及载有《羊脂球》在内的中短篇小说集，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但丁的《神曲》，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和《海狼》，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和《汤姆·索亚历险记》，德莱赛的《嘉丽妹妹》，伏尼契的《牛虻》等，还有《福尔摩斯侦探集》及瞿秋白编辑的《海上述林》。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1972和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还有《普通一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革命文学作品。 中国文学类有四大古典《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和《唐诗三百首》，现代作家的《家·春·秋》、《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苦菜花》、《小城春秋》等。当然还有浩然的《艳阳天》、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和工农兵写作小组粗制滥造的《牛田洋》等。 历史哲学类的有《论语》和《孟子》，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册）、艾思奇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等。 因为书少而想看的人又多，只好按朋友的先亲后疏、宿舍的先近后远原则，大家挨个排队交换看了。我的竖排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在生产队里也算是稀有的好书，这样我便有了和别人交换或者优先阅读其它好书的资本。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里因为有200多个上海知青，人多势众，我们干活绝不比当地老乡差，生产队还得靠我们这批知青去倒大木修路搞副业增加收入，所以当地干部也就不管我们的思想动态了，更不会来干涉我们在收工以后看什么禁书了。 林彪事件发生后，由于周恩来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和教育整顿工作，国内出版了一批内部发行的西方、苏联的政治哲学图书和文艺小说，还印了一些古典小说和历史地理书籍。经知青领导同意，我在生产队领了200元钱，准备在队里办个图书馆。回上海探亲时，我拿着有黑龙江省公安局大印的边境居民通行证，自然以省公安人员的面目混进了福州路上的供县团级以上干部购买的内部书店，说忘了带介绍信，书店的一个姓洪的负责人看了我的证件，说了一句我儿子也在黑龙江插队，同意让我陆续选了200多元的好书，如《阿登纳、戴高乐论中国》、《尼克松传》、《纳赛尔传》、《多雪的冬天》、《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摘译》等。此外还买了几套公开出版的数理化复习参考书。我和朋友把书背到了队里，放到知青食堂中新做的书柜中，加上大家捐献的一部分个人藏书，一个有数百册书的图书馆就建成了。不仅有利于知青的读书生活，连当地青年也受到感染纷纷前来借书。 在上海探亲时，一些单位的图书馆也悄悄地对内开放了，那些世界古典名著开始在熟悉的人之间流传和交换阅读，有时一本书只能在一家停留一天。一天我得知解放前出版的《基督山恩仇记》（现在的翻译本改称《基督山伯爵》）一套四册即将流通到表哥朋友家，于是连续四天晚上都乘1角5分的公共汽车去表哥家住，每天晚上11点住在他家隔壁的朋友就把一册盖有上海市教育局图书资料室藏书大印的《基督山恩仇记》送来让我看（表哥已经看过）、另一本世界名著给表哥看（因为他看的《基督山恩仇记》是从我表哥介绍的朋友那里借来的）。我到早上2、3点时就能看完一册《基督山恩仇记》，再接着看表哥看完的那本名著，早上7点半那朋友准时来取书还给某人，再从某人那里取书自己先看，晚上11点送给我们看。我则早上8点步行一个多小时回家睡觉。短短四个晚上，我看了五本八册世界名著，可谓收获之大。 有年回生产队时，在塔河因下雨公路好几天无法通车，客栈里挤满了人，白天大家围在一起喝酒聊天，晚上我们都要去问从塔河开往县里的唯一一辆公共客车的年轻漂亮女售票员第二天能否开车，是否能买上票。由于白天那女孩听过我讲的故事，已经互相认识，所以她笑着对我说，你把《基督山》从头到底给我讲一遍，我保证你有票坐车还不要花钱。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给她连续讲了两晚上的《基督山恩仇记》、福尔摩斯侦探及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的故事，周围也聚了不少人，大家和她又给我递烟又给我倒茶，让我好不得意。等到天晴卖票开车时，我递上到呼玛县的6元票钱，她瞪了我一眼，把5元钱还给我，顺手给了我一张一元写着3号座的票，大声地说你到九十四林场就可以下车了，我马上心领神会。车开后，坐在我身边的她对我说：你咋不信我说的话哩，买啥子票，我们这疙瘩的人就会喝酒，你们上海知青懂得真多，我就爱听你讲故事，下次你坐客车一定来找我。 伴随读书兴趣的增长，我们队里知青学习的风气也越来越浓。我们生产队的知青早就开始自发地在每天晚上学习数理化外语等知识，加上进入了生产队领导班子的知青也是个读书迷，组织了不少读书活动，学习似乎成了我们知青除劳动外最重要的生活。 看书提高了我们的修养，陶冶了我们的性情。记得在好像是李锐编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说毛泽东青年时代为了锻炼自己专心读书的能力，每天捧了本书到长沙城门菜市场去读，还有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名言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既然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那么必须接受上天给你的磨难，天命不可违，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幸福生活，于是也自觉地开始磨练自己。到如今，我既能在任何嘈杂和复杂的环境下静心学习，也能够不懈地努力学习，不会沮丧也不会停止。 我们学习并不完全为了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回上海读书那当然是所有知青的梦想（八年中地县给我队的铁路、林场、工矿招工指标因为没人报名几乎年年作废，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大家还抱着回上海的希望）。从1972年开始，每年我队都有2至3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回上海上大学和去地区中专学习，除了他们家庭出身能通过上面的政审，主要还是靠他们平时确实能吃苦、劳动出色、能够得到队里大多数知青和老乡的推荐。可每年只有两个名额，虽然谈不上算谦让，很多人有自知之明连名都不报，竞争并不激烈，尽量让能够通过政治审查的人先走。杯水车薪，何必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伤了朋友的感情。我们学习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充实自己，从书中吸取精神食粮，使自己能够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中有坚强的毅力和丰富的乐趣。那时我们大家白天干活都很卖力和辛苦，乃至一天有个劳动非常出色的女知青说出了她的心里话，“下辈子我就想变成一头猪，这天下的人和动物只有猪能够每天吃吃喝喝，睡大觉不要干活”。但到了晚上，几乎每个宿舍都亮起了几盏用拖拉机柴油点的油灯，大家各自看书学习（有时也会黑灯瞎火地在炕上听一个人讲从父亲藏书中偷看到的《金瓶梅》等“黄色故事”），早上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乎乎的。 一些知青朋友还自发地组织起学习小组办政治夜校，结合马恩列斯毛著作还有各种通过非正常渠道流传过来的内幕消息，讨论各种社会现象和学习中的疑难。二十多年后，有知青调侃地说，我们当时讨论的经常是政治局级的政治问题。 读书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我们的理论水平。特别是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真相。如斯大林根本不是列宁喜欢和指定的接班人，列宁和斯大林有矛盾，在遗嘱里批评了斯大林，建议解除他的zo书记职务；斯大林在1930年代重用了不少坏人，镇压和冤枉了不少好人。可是《联共布党史》里根本没有涉及这些事，反而事事为斯大林涂脂抹粉，歌功颂德。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里，是否也会有这种不真实的现象？ 读书促使我们深思而不盲从，同时也促使我们试图用书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在1975年，我们知青引经据典，和县工作队进行了一周激烈的辩论和策略的协商，最后竟然废除了大寨式评工分，明确实施以责任制为基础的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制，还破天荒地民主选举了队委会，使生产队的工分值1工（10工分）从1969年6角到1975年底升到2元1角。这都得益于从读书得到的马列主义理论不仅能吓唬住当地的干部，使他们理屈词穷无法束缚干扰，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赢得了老乡的支持，才能促使体制变革获得实效，。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提出学校学生应该以学习为主，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指示下，国务院转发的关于全国高等院校1973年度招生工作的文件中，明确规定大学中专招收工农兵学员时要进行文化考查，“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政审条件也有所放宽，只要自己报名、群众推荐就可以去参加文化考试。我也得到了参加考试的机会，7月20日考数学、语文，21日考政治、理化，每场考试90分钟。从考场出来，除理化外，自我感觉还可以。 但我们不清楚，就在大家拿到准考证的7月19日那天，《辽宁日报》已经发表了一篇“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报道。辽宁省有个与我们一样、也把上大学作为“自幼理想”的回乡知青张铁生，他在理化考卷后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的反感，认为“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垄断了”，“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交了白卷。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该事后，删去了信中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等恳求语，马上指示要公开发表，利用其作为反击周恩来领导的教育整顿的重磅炮弹。当我从电台广播里听到8月10日的《人民日报》转载的有关张铁生的报道后，就知道这个反潮流的白卷英雄的出人头地会剥夺包括我在内许多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上学读书的希望。以后我们队许多人在推荐上大学时并不报名，既然给推荐到县里也会被刷下来，何必要浪费这宝贵名额，还不如让更有希望的人去争取一下。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学习，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似乎支撑了我们要读书的梦想。  那时因为年龄小，下乡没多久就被队长照顾去养猪，一干就是六年。期间由于不怕苦不怕累，曾经把猪养得比老乡家的猪还白白胖胖，一度被生产队送到黑龙江双城学习骟猪及兽医技术、送到公社学习做发酵饲料。夏天早上和下午放猪时，都带上红灯牌九管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和书籍，为防备对岸苏联边防军的越境绑架，有时还背上一把装满子弹的冲锋枪护身。我让我养的狗看着猪不让它们祸害庄稼，自己铺块塑料布垫张狍皮，坐在地头和泡子（东北人对村子中的小河小湖的俗称）边看书听广播学英语，优哉乐哉。有时也会象高玉宝那样，在空旷的庄稼地和山林江边，大喊几声，我要读书，我要上学。1975年，我回上海的时候，自费到上海农业科学院进修一月，跟着一个姓樊的右派老兽医学习，除了动物生理学等兽医知识外，他还教我学了些化学和物理知识。樊医生虽然身处逆境，仍诲人不倦，可惜我后来考上大学后，因他平反后搬家失去了联系。 （四）为高考而学习的一年 1977年10月——1978年9月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末，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废除了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恢复了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的高考。教育部文件规定，“考生应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可惜因为刚回上海，只有小学毕业文化水平的我来不及复习，所以没有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那年，全国有570万人参加考试，最初只录取了3.7%，21.1万人，后又扩招6.2万人。 我队有两名知青在当地考上了大学，还有4名已经转到其它地方插队工作的知青也考取了大学。但当时阶级斗争的遗毒还没有清除，各种限制也多，一些成绩很好家庭出身不好的老知青被告知不能进重点大学，要他们去地方中专。我县一个出身资本家的老知青考分名列地区前茅，他年龄已快三十，又和一上海女知青结婚生子，在当地盖了房子养了鸡和猪。接县招生办电话告知自己的考分后，觉得回上海已成定局，杀掉肥猪请客喝酒，把老婆孩子送回上海，把房子折价预卖给了老乡，把鸡和其它家具生活用品都送给了还留在队里的知青，家里就剩下炕头上的一套被褥和他的藏书。但是两周后，县招生办却告诉他由于政审不合格哪个大学都不敢录取他，地区领导同情他的遭遇，破例同意录取他进地区师专，现来征求他个人意见。去地区师专意味着要和老婆孩子长久分离，留在队里以后再考意味着从头再来，总不能把送给别人的东西全部讨回来，更何况拒绝去地区中专，按照当时规定，考生不服从国家调配，三年内没有高考资格。这位老知青经过痛苦的抉择，决定放弃地区领导的照顾和读中专的机会，办了病退手续回上海。 我在上海复习了半年多。尽管我喜欢理科，但对我这个1966年的小学毕业生来讲，完全没有物理化学的功底，只好选择文科复习。请我中学的班主任帮我复习地理，母亲又找了过去的同事辅导我数学和语文。那时，我最得意的是数学，再难的题化点时间几乎都能解出，实在做不出，就打电话到朋友家，共同探讨。  1978年6月，和其它五位知青坐船回黑龙江准备参加高考。途中，同舱的好友留下一纸遗书在半夜投海自杀。好友的自杀给我极大的震动，乃至十多年后我在撰写《老知青们的故事》过程中回想起自杀了的阿安时依然泪流满面。但当时我心理却意外地坚强起来，可以说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读书。我确信无论遇到何等痛苦困难严峻的现实，只有鼓起生的勇气，才会有出路。牛虻、保尔，那些书中的不屈不挠的英雄在这关键的时候激励着我去奋斗。 1978年高考为全国命题。6月18日，黑龙江先有一场初试，考语文、政治和历史，我的成绩是65、72、78分，但总分并非出类拔萃。得知正式考试时可以加试外语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分，我不听大家的规劝，自认为语文和数学是我的强项，不需要反复复习，地理、历史和政治也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考前再背一次就可以了，决心突击复习英语，加大录取的可能性。借着过去在地里放猪时学的英语底子，整整两个星期，每天十六个小时，把一本7角钱的上海英语高考复习参考书和一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中级英语教材中的句型和单词背了两遍后，才重新开始复习其它科目。 在填写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专业志愿时，我选择的大学专业几乎都是教育学，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是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文革中和上海师范大学合并。）教育系，第二志愿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非重点院校第一志愿是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当时我选教育学专业完全是“投机取巧”和有自知之明，并非是我热爱教育事业。首先是考虑到因为大家不了解教育学专业、报考这个专业的人少，我容易被录取。其次是考虑到老三届们的雄厚实力，如果选中文、历史专业，一进大学，我赤脚狂奔也赶不上他们，而教育专业对大家都是陌生的学科，我笨鸟先飞，努力一下，至少并驾齐驱没有问题。 1978年7月20日早上8点，我和许多知青在呼玛县一中第2考场参加了考试。当天考的是政治和历史，出来后感觉及格没有问题。谁知第二天21日早上考数学时出了岔，感觉上非常容易的题却怎么也背不出公式，出来后自知已经不及格了，和其他考生对了一下题，估计只能拿30多分，这才体会到基础太差和固执己见复习英语的失策。硬着头皮不去想走麦城的失利，鼓足精神考好了下午的地理。第三天22日早上考语文时，由于对语法不甚了解，又丢了不少分。下午考的是英语，因为只计参考分，卷子发下来后，考场上走掉了一大半，半个小时后，就剩我一个考生和两名监考。我脑子也是一片空白，老师破例同意我抽烟，还给我倒了杯白开水。虽然到了大学后才搞清楚英语动词四种形态的含义，幸好考试时对句型还熟悉，选择题瞎猫逮耗子，ABCD随机勾一个算一个，造句时知道句型但单词记不起来也来个土洋结合，如中译英“我们县今年建了拖拉机站”，我就写“Our county set up a TUOLAJI station this year”。三分的题我句型对了，你至少给我两分吧，把卷子涂得乱七八糟，接连换了几张考卷。结束前半小时，监考老师又给了份空白卷，让我把选择题和中译英重新誊写了一遍。由于我不是考英语专业，所以不需要参加英语口试初试。 高考结束后，我就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队长念我多年来养猪辛苦没挣多少工分，破例让我去抬坯子和砖，装窑卸窑。当时在我们知青的策划下，已经实现了定额计件包工式工分，早上起早干三个半小时，下午四点后再干三个小时，努力一下，一人一天可以拿到25分，大概有5元人民币。虽然活很重，也不是每天都有活干，收入却相当可观；特别是白天可以休息看书，非常自由。在高考中结识的不少外队的知青听我们吹嘘察哈彦风景如何如何秀丽，迎门砬子如何如何美丽，也成帮结队来此游玩。 8月24日早上8点多，大雾刚刚消去，我正在砖窑休息，忽然看见老乡刘会计朝我们奔来，不停地喊着刘琪刘琪，你第一个考取大学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数学几乎是一败涂地，哪能会是我第一个拿到通知呢？刘会计跑到我面前，大声地告诉我，你怎么还在干活，刚才公社接到县里电话，让你马上乘船到县招生办领通知参加英语口试，全县就你一个人有通知，恭喜你，你肯定考上大学了，快回去换衣服，小船马上就下来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考试还没有结束，但我上大学读书已经见到曙光了。这时已经能够听到下行去县里的小客船在村子上游8里远的黑龙江上鸣笛，估计还有15分钟就能到达察哈彦码头。我一面让一起干活的伙伴去码头截船，让船等我；一面飞快地奔回山上宿舍，拿了一套比较干净的旧军装、内衣内裤和一双凉鞋，找出英语课本和字典以及出门必备的边境居民通行证，搜出所有的人民币11元5角8分，心想在县里考试这点钱也够了。2分钟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塞到绿色军用书包里，我就向码头奔去。路过一个知青宿舍门口，看见他们正在晒衣物时，忽然想起没有带干净的袜子，不能光脚参加口试，于是打了个招呼，顺手牵羊，把他们晾在绳子上的一双袜子塞到我的书包里去了。 小客轮大概在码头上等得不耐烦了，不时拉着汽笛好象在催我快跑。我带着满脸的砖窑红尘土，穿着破烂的劳动服刚踏上甲板，船员就拉上跳板开船了。岸上的知青伙伴大声喊着，快去洗洗，别那么埋汰让考官笑话，祝你成功。 上船后，我向船员借了个带长绳子的小水桶，站在船舷边打上一桶水，就跑到后舷的厕所从头浇到脚，抹上肥皂使劲檫洗了两三遍，浇了七八桶水，全身上下才换上干净的衣裤。我把脏衣裤和破球鞋等卷成一捆扔进黑龙江，心想再不会需要这破衣服破鞋子破袜子了。看着它慢慢地沉下，周围还有几圈漂浮着红砖尘土的涟漪。虽然没有象范进中举那样疯疯癫癫，但依然兴奋不已。早被冰凉的江水冲洗清醒的脑海里不停地回荡着这样一种声音，我要读书了，我要进大学读书了。 下午一点多，小客轮到达呼玛县城，下船后我马上赶到了县革命委员会大院找招生办，他们还没有上班。看门的人说，招办林主任（光杆司令）下午来不来没个准，把我等得心急火燎。两点三刻时，一个满身酒气的东北大汉慢悠悠地用钥匙打开了招生办的门。我赶紧冲进去，先递上一枝上海的凤凰烟，然后表明我的身份。林主任抽了一口烟，慢吞吞地说，赶上小客轮了吧，你可得好好感谢我呀。原来林主任昨天傍晚把让我参加英语口试的通知交给往上走的大客轮，以为晚上12点多就可以送到我们队通知我了，我再坐今天上午的小客轮下来就赶趟。今天上午8点多，林主任上班时，看见浓雾还没有消失干净，心里打了个咯楞，大客轮会不会因雾大水浅航行有危险在黑龙江里停船抛锚呢？他赶紧给我们公社革委会王主任打了个电话询问大船是否到了察哈彦，王主任告诉林主任大客轮不知停在什么地方，连公社都还没有到。林主任便马上让公社打电话给我们生产队，通知我赶紧坐船下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巧合，这二十分钟几乎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亏得林主任工作负责，早上及时给公社打电话询问，公社又及时用手摇电话通知生产队，又亏得刘会计今天早上不知为什么心血来潮要到大队部算帐，一进门就接到了这个电话马上奔到砖窑通知我，才让我赶上了船准时来到县里。一旦晚了这二十分钟，我搭不上小客轮，就要走70里山路才能到公社，到了公社如果没有车，还要走50里才能到三间房大队边上公路，就算每小时平均能走8里地，120里就要化15小时，至少要走到半夜，而半夜里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 我最初对林主任酒气熏天那么晚上班还有几分不满，现在则是真心实意地双手抱拳连声向林主任表示感谢。但接下来林主任告诉我的消息却让我感到危机四伏，前途不明。和去年外语口语初试和复试都由县外办翻译在县里主考不同，今年由于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成绩都很差，所以不管报考什么专业、凡外语成绩在30分以上的考生都要参加口语复试，大兴安岭地区外语口试复试统一于8月28日在位于地区中心点的林海县进行。我英语仅考了50分，居然还是全县第一，全地区第二！？。 但我十分担忧，一是我绝对缺乏语言天才，不象有些朋友连江青、华国锋等说话的口气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我虽然自学了英语，把一本北京外语大学一年级的课本都看完了，但我的发音只要被教大学英语口语的母亲听到，都要被痛骂一通不停地纠正，乃至弄得脑子发涨非常害怕开口读英语；一旦参加口试，肯定不及格。二是口试成绩不及格说不定会影响我被大学录取，得不偿失吃大亏（但我绝对不会逃避，肯定要拼搏一下）。三是县里没有什么熟人，客车票可能还不太好买。四是路那么远，先要买6元的票乘整整10小时跑600公里的公共客车到塔河，再化6元乘4小时的火车才能到林海，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钱，这是最大最重要的问题。 从县大院走出来时，看见一辆拉木头的林场解放牌卡车驶过，我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原先在我队供销社工作的大刘现在不是在县林业局当会计吗？虽然和他并不熟，但好歹都算是在察哈彦混过，两千年前还说不定是一家呢。他是本地人，脑子挺灵活，路子也粗，找他帮忙搭个便车到塔河省下6元，再找塔河的朋友借10元钱帮忙回来搭便车，就能参加考试并回到队里了。 大刘听说我要去参加考试，马上表示祝贺，打电话四处找人问明天是否有卡车去塔河。但因为县南森林火灾，全县所有的卡车都被调去打火了，所以明天不可能搭到便车。于是大刘又给县客运站打了电话，托人订了后天的票，他告诉我，我来回塔河的票钱他来付，我回来时把票给他就行，他以后出差再搭便车这12元钱就能报销了，并嘱咐我晚上到他家吃饭，再让他老婆拿点钱给我。 26日，我带着大刘借给我的20元和他老婆给我准备的干粮坐上去塔河的客车。车开后，坐在最后一排的我拿出英语课本复习起来，大概不知不觉地读出了声音，前面几排人不时回头看着我摇头晃脑的样子发笑。有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或许是实在无法忍受我发出的噪音，走到我面前问我：“你大概就是到林海去参加英语口试的察哈彦青年刘琪了？”，我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那人笑着对我说：“我也是去林海参加外语口试的。”我摇摇头说不可能，因为林主任告诉我全县就我一个人有资格参加外语复试。但那人接下来的回答却让我喜出望外，“我是县一中的俄语教师，姓叶，地区让我做这次俄语口试的副主考”。 叶老师和人换了座位，坐在我边上和我聊了好几个小时，耐心地听我自吹自擂和倾吐苦衷。我平时是如何如何抓紧时间在地里放猪时学习英语，如何迫切想去大学读书，以及我对自己那糟糕透顶的英语发音在考场上负效应的担心。叶老师劝我不要着急，他乘今天傍晚的火车提前到林海，会向英语主考介绍我情况，让我明天下午到达考场后马上和他联系。 我没有和叶老师同行去林海，却借宿在塔河火车站附近朋友的宿舍里，一来可以节约在林海住宿多住一晚的5元钱，二来还可以和朋友聊天。晚上，塔河的朋友先带我去他的办公室，让我和上海的妈妈通了电话。妈妈听说我要去参加英语口试，也十分惊讶和担心，她只能告诉我考试时不要紧张，给老师一个胸有成竹的好印象，尽量不要说中文等等。塔河的朋友为了祝我考试顺利，打开了一瓶珍藏的茅台酒，第一回闻到的茅台酒的香味令我终身难忘。 27日下午5点多，我到达林海县革命委员会招待所，按服务员的指点，找到了正在食堂吃饭的叶老师。叶老师把我拉到主考老师一桌，要我和他们一起喝酒吃饭，并把我介绍给对过一位近60岁脸色憔悴花白头发的顾老师，他就是明天的英语主考。 在闲聊中，我知道顾老师是1940年代西南联大英语系的毕业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黑龙江一个县城中学教书，后来摘帽。这次因为全省参加英语口试复试考生很多，而大兴安岭地区俄语老师虽多但好的英语口语老师奇缺，所以便被省招办派到我地区来当英语主考。我倾吐了十年文革和八年下乡让我读不成书的苦衷后，希望他能体会到一个几乎不听广播、没有老师、完全靠自学的英语考生发音的困难。我见顾老师和我有同感，也在抱怨二十年来人生的不顺，便告诉了他一个让他兴奋的消息。由于我也有解放前参加地下党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亲戚，所以我对右派的问题十分关注。据我从一些北京高干子弟中得来的非常可靠的内部消息，在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央可能会对1957年反右运动重新评价，给右派平反，至少恢复原工资和级别。顾老师听了这个有板有眼的小道新闻，给我和叶老师杯里斟满了白酒，然后站起来说：“为了我们大家和国家的幸福，干杯！”。 比我先到的考生见顾老师和我这么熟悉，等我回房间后，马上都聚了过来，问我和顾老师是什么关系。他们不相信我只是一个小时前才认识顾老师的，追问我有什么办法能让顾老师那么兴奋说那么多话？顾老师是否向我透露过考题的内容？因为他们这两天向顾老师打听考题都没有结果。于是他们又拖着我去一起去顾老师的房间聊天。 说句实话，我在和顾老师的个别交谈中丝毫没有去探听过明天的考试内容，不是我不想问，而是怕我的提问给顾老师带来尴尬，打破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种无年龄身份差别的感情上的和谐。更何况他也不可能知道考题，就是知道了也决不会透露给考生的。这就是他们那一代教师的品格。但是别人能够理解吗？ 在顾老师房间里，我知道我明天被安排在最后第二个考，时间在11点左右。我估计赶不上11点15分去塔河的火车，便提出我路最远，是否能让我早点考，然后赶上火车当天回到塔河。在场的地区招生办的负责人查阅了考生名单后，情况属实，当即决定把我安排在早上8点30分第一个考。 晚上在房间里，我和大兴安岭英语考试第一名70多分的周某交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又修改背诵我自己写的英语个人简历到清晨3点。 1978年8月28日早上8点半，我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机会在前，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要一搏，成败在此一举。我先大声地说：“Good morning teachers”，用英语向大家问好，然后面对考官们鞠了一躬。这才看清大桌子靠窗那一边坐着主考顾老师和两个副主考，两头各坐了一个女记录员。主考让我面对着他坐下，副主考用中文问我的姓名，我说，“May I speak in English？”，问他是否要用英语来回答。他说用中文回答就行，随后他又问我下乡几年了，在哪里插队。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呼吸也平静了不少。突然一个副主考用英语问：“How old are you?”，我马上用英语回答了他。这时主考告诉我，我们要正式开始考试了，考试分口语问答、发音、阅读理解、翻译四部分。乖乖，那么多呀，这不要把我考懵了。 神差鬼使，我突然心血来潮，先下手为强，用“刘式”发音的流畅英语背诵起我的简历来。大意是我是一个下乡八年的上海知青，在农村我自学了英语，我是在麦地和草甸子和黑龙江边学的英语，尽管我的发音very very poor，但我喜欢学习，我要读书等等。虽然我从考官们的眼神里看出他们可能没有全听懂我的英语在讲些什么，但我坚信他们知道我行云如水般的大段叙述用的都是英语单词而不是俄语或者是中国的任何一种地方土语。 我一口气讲了两分钟，顾老师及时打断了我，微笑地对我说，你英语不是挺不错的吗。两个副主考也给我打气，不要紧张，考试挺简单，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顾老师打开封好的考卷袋，随意挑出一张，开始了发问。简单的疑问句，我尽量用yes或者no来回答或者复述。副主考后来问了些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之类的疑问句我也对答如流，看到考官们不断点头微笑，我的自信心越来越高。顾老师突然又问我：“Where and when you were born?”，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急中生智想起了母亲教我的一句话：“I beg you patten”，意思请他再说一遍，顾老师还没有复述完，我忽然领悟到好象是在问我出生日期，于是我用英语回答“I was born on Febery 1954 in Shanghai ,I am 24 years old，（我1954年2月出生在上海，今年24岁）”。我看到副主考们和顾老师都点了下头互相交换了眼色，我知道我全蒙对了。 接下来让我跟着顾老师的发音念英语单词，我自知没有语言天才，发音惨不忍听，低着头大声跟读熬过了这关，自我评估及格没问题。 第三个考试项目是让我自己随便在一堆考卷中选一张，在两分钟内看完，然后不看卷子回答问题复述内容。上天似乎在眷顾我，我抽到的一篇文章是一个美国工厂的介绍，内容恰好接近我看过的一本大学教材中的一篇课文，过去背过。所以我明快的回答和准确无误的复述让考官们不停地点头。 第四项的英译中、中译英的简单造句更让我超常发挥。什么“我哥哥是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之类的翻译，我不等考官用中文讲完就回答脱口而出。顾老师高兴地用他那纯正的美式英语告诉我：“You are excellent”，副主考也用中文告诉我，考得不错，你肯定能上大学读书了。 出考场之前，我向全体考官说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衷心地感谢他们帮助我圆了读书的梦。 回到塔河的第二天，叶老师也从林海回来了。叶老师告诉我，我的口语问答成绩为优，发音成绩为良，阅读理解成绩为优，翻译成绩为优，总评成绩为优。这时我通过与县招生办的电话联系已经知道我的考分了，在我们生产队名列第三。数学32分，语文63分，政治73分，历史82分，地理88分，总分为338分，离全国重点大学340分的录取线差2分，此外还有50分的外语笔试参考成绩和优秀的口试参考成绩。叶老师分析，我可能会被黑龙江大学外语系录取。 于是我赶紧回队整理行装，找木头打箱子架，弄了六块厚床板准备以后结婚打家具，用方子钉了一副大床架，涂了些猪血红粉（因为没有油漆过的床架，即使有搬家证明，铁路部门也不让托运床板）。我把自己喜欢的书籍，以及东北冬天要用的棉衣裤、绿色军大衣以及黑色棉大头鞋等生活用品，装了三个箱子；然后和一些办了病退的知青一起把行李送到塔河，准备在拿到录取通知后再办理托运。9月24日在我离开塔河准备回队时，从电话里得知我队考378分的小侯已经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其他队里也有人收到了入学通知，但全县考分最高的新街基大队的小沈也还没有拿到通知。我仔细想了想，大学肯定能上，不过可能还要在黑龙江呆下去，这也没什么要紧，能够上大学读书已经让我满足了，心理十分平衡。 搭卡车回到县城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了。看见金山大队考取上海同济大学的小童和他女朋友，满脸洋溢着幸福，手牵着手在县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我上去用手指捅了他一下腰，“恭喜你考取大学，酒饭免了，请客看电影吧！”。小童回头见是我，抱拳做了个恭喜的表示，“同喜同喜，我请你看电影没问题，但你考取上海师大要请我喝酒，我刚才拿通知时已经知道你被录取了，还是我们县里第一名呢”。又是第一名？我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怀疑他在开国际玩笑。小童一本正经地说，“向毛主席保证，千真万确，不信你到县招办去看吧”。我赶紧拉着他跑到对面的县招办，林主任告诉我，我肯定被上海师大录取了。他上午打电话给省招办一个熟人，抄到了我县所有考取重点大学人员的名单，虽然不是正式文件，但消息来源绝对可靠、内容绝对真实。我一看名单开头，“刘琪，上海师范大学；沈X，上海师范大学……”，这才明白小童讲的第一名的含义。但是我发现，除考上海师大的我和沈X外，其他名单上的人都拿到了入学通知，而一个比我考分高17分(不算英语)的朋友却榜上无名，怀疑这份名单的正式性和真实性。我一说，林主任也觉得不太对劲是有遗漏，仔细分析下来可能是只抄了考取上海各大学的上海知青名单，没有抄北京和东北各大学录取的我县考生名单。我和沈X的通知未到，或许是上海师大录取通知书发的晚。 由于担心录取通知书送到县邮电局后，还要转到公社邮电所，一旦误了班船，半个月后才能到达我们生产队。我特地找了在县邮电局工作的上海知青小张，让他每天关心一下邮局到的挂号信登记表，一旦发现有我们的录取通知书，马上告诉我们，我每天晚上七点整在大队部等他的电话。 回到队里，将回上海不再需要的生活用品分给老乡，我还把一些高考复习书籍资料送给了住在我们宿舍隔壁的一个经常来向我求教和借书的当地高中生，我想他可能会成为察哈彦生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当地青年。可惜他在1979年即将参加高考前，由于同学随意敲打一颗在反修军事演习中留在泥土里迫击炮哑弹，成为大爆炸造成的十多名遇难者中的一员，让大家痛惜不已。 在队里等了两天，一些朋友已经收到了东北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而我和沈X的通知却还没有到，真让人心急火燎。到晚上，我都懒得到山下的大队部等电话了。9月27日下午5点多，一个朋友跑上山来告诉我，小张来电话了，录取我和沈X的上海师大通知已经在县邮局了，让我过一会到大队部接电话。 1978年9月27日，离队前最后一次合影 小张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他送信回来，看到挂号信登记表上有我和沈X的名字，但是邮件已经封入明天准备送到我们公社邮电所的大邮袋里了。他赶紧骑摩托车把已经回家了的管理人员带回邮电局，两人一起打开已经用火漆封好的邮袋，他自作主张地拆了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面规定我们必须在9月30日之前到学校报到，看来要等我们乘船出来拿了录取通知书办手续肯定来不及了，问我如何处理。 第二天早上，我与沈X以及公社、县的领导通了电话，最后县和公社领导破例决定，派公社吉普车送沈X到县里拿通知转组织关系，再回到公社办我们两人的户口迁移手续，我要上缴的边境居民通行证等我乘船路过公社时交给等候的民警。由于过去有个知青办户口迁移时没缴出边境居民通行证，他又从内地回来越江到苏联当了特务，他被我方逮捕后交代多次进出边境为苏联克格勃收集传递情报靠的就是这只有一年期限的通行证。所以上级规定不先缴边境居民通行证，谁也不能办户口迁移。 9月28日晚上，队里磨房的发电机坏了没有发电，我还没有彻底收拾完行李。7点多时，小客轮已经提前3小时到了察哈彦码头。在朋友和老乡的催促下，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生活了八年的宿舍，门也不用再锁了，不会再有知青去住了，花名册上的200多个知青现在只剩下5个考大学和2个在办病退的人在队里，而且马上都要离开这里了。天特别的黑，在小客轮探照灯的光束下，可以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人头一片，好象队里的老乡们都出来为我和小侯两人——兽医和人医——送行，祝贺我们去大学读书。面对老乡的热情欢送，我们不停地挥手告别，并许诺以后一定会回来看大家的。 由于10月1日是国庆节，托运行李在10月2日才办完。10月3日，在塔河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我们和沈X等碰头了。当火车开动时，我拿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才确确实实地感到上大学读书不是梦。 由于在县里出发前，已经给校方发了“因路阻不能按时报到”的加急电报，所以我们一行也安心地在路上耽搁了几天，游玩了北戴河和北京等地。虽然上上下下都换了新衣服，同行的一个朋友在投宿在北京某位副部长家时，还是被细心的部长夫人发现床上有虱子。我是直到10月11日才回到上海，结果还引出了一场风波。上海某重点大学在录取我们一行中某个朋友时，发现他的体检报告中记载肺部有生过结核的结节阴影。招生人员犹豫再三，破例录取了他。但因为朋友和我们一样，请了假没能及时报到，校方就怀疑他可能病得走不动路还拍电报骗人，责怪招生人员把关不严，并做了10月15日前不来报到体检就取消入学资格的通报决定，弄得沸沸扬扬，连我的邻居都知道。 当我穿着一件蓝色涤卡中山装第一次走进大学教室时，一位从黑龙江军垦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轻轻地对另一位从黑龙江国营农场考回来的同学说：“看，又来一个黑龙江农民！”。 1978年，全国有610万人参加高考，最初只录取了其中的4.8%，29.3万多人，后来又扩招10.7045万人。我是因为参加了英语口语复试，成绩优秀，所以招生人员根据有关规定，把英语笔试的50分参考分计入了总分，才侥幸进了上海的大学。那年我24岁，全班42人，我年龄还排在第30位。但班上其他人要么是拿国家工资的工人、农场职工，要么是中小学教师，要么是应届毕业生。只有我一个还算是在地里干活养猪、挣工分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我也为此而自豪。 余论： 从1960年读小学开始，到1978年考取大学，我这18年的学习生活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受到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余三分之二也就是12年基本上是靠自学。我的自学能力和学习习惯的形成取决于以下四个条件： 1、校外辅导的影响大于小学的正规教育 应该说市少年宫图书馆这段生活经验培养了我经久不断的读书兴趣。图书馆的辅导员经常引导我们去查找相关的书籍和听讲座来解决知识上的困惑，不时开出一个系列的读书计划让我们去完成，使我们受益非浅，我当时的几个读者朋友后来都有了大学以上的学历，6年的小学教育对自学能力的影响不大。 2周围学习风气的熏陶和互相帮助 从小学到中学特别是插队，我周围都有一批喜欢读书的朋友，你如果不去看书去思考，没有共同的话语和话题，就无法融入这群朋友中，大家互相交流讨论，无疑是一种促进学习的动力。同时周围的许多朋友都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对未来抱有希望，即使在极其艰苦的劳动环境下，也能挖掘生活的乐趣和自然的美。 3、知青家庭背景形成特殊环境的影响 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中203名上海知青中，除13名来自上海七宝镇和4名来自当时市郊闵行区外家庭出身不详，其余186名来自上海徐汇区的知青中，出身于工人市民家庭有79名，出身于共产党16级以上干部家庭有46名（包括解放军少将，13级以上高干）、出身于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有31名（包括文艺界导演、演员、工程师、医生、报社主要编辑）、出身于一般职员家庭有15名、出身于中小学教师家庭有7名、出身于资本家家庭有4名、出身于国民党将领家庭有4名等。 由于当时基本上是按中学集中分配到队里的，毕业于汾阳中学、五十四中学、南模中学、华光中学、淮中中学、市二中学、五十一中学、中国中学、曙光中学等的知青家庭，集中居住在以康平路、高安路为中心，辐射至余庆路、华山路、常熟路、淮海路、复兴西路、复兴中路等当时所谓的“上只角”。一半以上的知青文革前家境都比较富裕，也有一些藏书，文革中父母虽然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依然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能够及时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在我们生产队里形成了一个自学读书的氛围。 在察哈彦生产队插队的203名上海知青家庭出身背景分析表 曾在察哈彦插队后获得大专以上学历上海知青的家庭出身背景统计 根据1999年察哈彦插队的上海知青大聚会的粗率统计，虽然去察哈彦插队前大多数人是69届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后来203名知青中至少有40多人有大专以上学历，也就是说五分之一的人象我一样曾经受过高等教育（但其中家庭出身为工人的只有10%），有20人左右现在定居在海外和港台地区，许多人回来后尽管没有读大学，但还是努力学习，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和其它技术资格证书，所以在下岗的大潮中还能自谋出路。 毋庸讳言，这个比例在众多的知青群体中是比较高的，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小学的教育质量对于我们这批知青获得大专以上学历没有明显的影响，尽管我们这40多名知青不是凭家庭出身走后门才获得大学以上学历的，但家庭背景所带来的经济状况稳定和信息获得的优越这些潜在的文化因素似乎比智商、遗传基因和能力对我们这批知青影响大得多，这也可以反证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并不是由学校造成的，而是与社会文化有关。 4、个人努力 十年文革的浩劫，摧毁了较好的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网，阶级斗争的结果，泯灭了多少青年读书的梦想。高考制度的恢复，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侥幸者和受益者。 从小学毕业程度到大学，从农村回到城市，从挣工分到拿师范生生活费，连跳三级的我不仅应该感谢上天和命运给我的机会和运气（否则无法解释那么多的巧合），更应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好心人，感谢察哈彦生产队的学习氛围，感谢那些给我智慧和力量的书，才使我梦想成真。 一个人的人生会遇到许多艰难挫折，有些是单靠个人力量无法改变的苦涩的现实，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你都需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和积极的努力，绝不能只是唉声叹气叫苦连天。否则一旦机遇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却可能又没有办法去把握它而错失良机。所以我要一直读书，这或许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吧。 文章来源：《知青杂志》 本文由“老知青家园”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