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的时候,这一年马克思44岁,这一年的他,个人生活再度跌入低谷。 就在不久以前,德国有个人叫福格特,在一些报纸上公开大肆污蔑诽谤马克思,马克思本不想还以颜色,奈何这些攻击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于是马克思打算诉诸法院讨个公道。但是,法院却以“罪证不足”剥夺了马克思的起诉权,马克思不得不暂时搁下手头的工作,用文字作为武器来保卫自己。 燕妮看到自己的爱人遭受到“卑鄙的攻击”感到极度痛苦,彻夜失眠,很不幸的是,她又感染上了天花,马克思不得不把子女们送到朋友李卜克内西家里躲避一下。燕妮天花刚刚痊愈,马克思又病倒了,由于精神极度焦虑导致急性肝病发作,病重期间雪上加霜的是,《纽约每日论坛报》把稿费降低了一半,马克思的经济状况更加拮据了。已经长大成人的大女儿心里想,为了分担父母的生活压力,甚至打算背着他们去演戏以补贴家用。 就在这年七月,就在马克思最困顿的时候,他的朋友,叫拉萨尔,来伦敦马克思的家中做客,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当时房东因为马克思欠下了很多房租,勒令其迁居并扣押了家具和杂物。贵族出身的燕妮为了不让拉萨尔看出家中的窘境,把所有能当掉的东西通通送进了当铺,布置了一些“表面上的排场”招待拉萨尔。拉萨尔对此毫不知情,在马克思家里大吃大喝,以至于琳蘅被这位客人的好胃口惊呆了,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拉萨尔比马克思小了七岁,出生于德国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小时候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他也在柏林大学学习哲学,是马克思的小学弟。这位小学弟比马克思更加学霸,19岁就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当了律师。1848年欧洲大革命期间,他投身于革命运动,曾经为马克思领导的《新莱茵报》工作过,还一度曾经被捕入狱,在此期间结识了马克思,并尊称马克思为老师。 但是,马克思对这个学生的态度很复杂:一方面认可他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又不满于他喜好卖弄、张狂轻浮的个人性格。马克思曾评价他道:“他是个专会说漂亮话的人,一个狂妄自大的人。”虽然拉萨尔当面十分尊敬马克思,却时常背后以理论家自居,喜欢听别人奉承阿谀自己。尽管他在博士期间攻读黑格尔哲学,但又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极为肤浅,经常写一些哲学文章在贵族阶级的美酒佳肴中获得赞赏、得意忘形,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不过是“小学生的作文”,充满了“夸夸其谈的文体和争强好胜的轻率”。 后来,当拉萨尔异想天开地计划在柏林办报纸,并提议他与马克思同时出任总编辑时,马克思深知拉萨尔这个人粗鲁和轻率,面对他的强词夺理和咄咄逼人的态度,建议只有在严格的纪律监督下拉萨尔才能担任其中一位总编辑,否则只能是出丑。最后,办报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所以1862年之前,马克思与拉萨尔之间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之中,马克思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师长,只是从性格和一些事实出发,批评拉萨尔的浅薄和虚荣心。这些批评的言辞有时比较尖锐直率,有时比较婉转温和,拉萨尔虽然心中不满,但表面上还能接受。但就在1862年,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了,具体原因有很多,比如马克思要求拉萨尔帮助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引起的个人纠纷等等,而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指导工人运动理论上的重大分歧。 拉萨尔在马克思家里吃完饭,用餐巾抹着油腻的嘴巴,随随便便,洋洋自得地谈到他关于提高工人阶级地位的方案:例如,让工人向国家借钱,依靠国家的帮助去建立合作社与企业等等。拉萨尔认为,自己在德国工人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代表”,又与德国资产阶级政要往来甚密,这样的“天才计划”一定能够实现。马克思劝他不要陷入幻想和胡闹,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帮助工人实现这一目标,这不过是“一个开明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想法,建议他好好读读《共产党宣言》。于是谈话气氛陡然紧张了起来,拉萨尔气得暴跳如雷,高声叫嚷,邻居被马克思家中闹出的动静惊动了,跑来敲门,问燕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燕妮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像风一样扫过我们的每个房间,我们的邻居都被这恐怖的声音吓坏了。” 最后,拉萨尔气呼呼地离开了马克思的家,动身返回了德国。马克思认为拉萨尔已经无可救药,与他断绝了书信来往。后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回忆起拉萨尔住在伦敦的这些日子时,笑称可惜恩格斯没能在场见证这些场景,马克思说:“你只要来这里住上几天,就会有一整年的笑料。这就是我曾非常希望你来这里的原因。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一生有过很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从来不会出于私心与某人为敌,他的敌人不是哪一个人,而是各种各样不彻底的、有害的思潮与流派。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工人阶级来说,毒害最大的就是拉萨尔主义。 拉萨尔关于工人运动的主张,简单说,就是希望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和工人阶级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工人帮助国家实现帝国的利益,国家帮助工人提高社会地位,看上去甜甜蜜蜜、“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而拉萨尔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之所以享有较高的地位,实际上是因为19世纪工人阶级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无法分辨不同理论之间的高低优劣,只能被一些通俗易懂、充满美好幻想的思潮所吸引,这样一来,拉萨尔的观点就无形中得到了不正当的吹捧。 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不可能无条件地对工人“发善心”与让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喜羊羊想与灰太狼交朋友,劝说灰太狼不要进羊村抓羊,这只能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因此马克思认为,如果德国工人阶级信奉拉萨尔主义,并且如果选择拉萨尔作为自己的领袖,情况就比较危险了。 事情果然被马克思言中了。一年之后,1863年5月23日,德国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德国东部第二大城市莱比锡成立,第一任主席正是这位拉萨尔先生。在成立前夕,拉萨尔宣称他与一位国家政要之间通过亲切会谈,达成了共识,工人阶级即将在资产阶级的帮助下迎来春天。他甚至洋洋得意地说,这位大人物根本不知道其实我占了便宜而他自己吃了亏,因为“我吃的是樱桃,而他吃的是石头”。 拉萨尔口中的这位大人物,就是赫赫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我们都知道。只不过,俾斯麦的政治手腕远比拉萨尔高出许多,他利用与拉萨尔的“表面合作”,既控制了工人运动,又同时约束了自由资产阶级,可以说“一石二鸟”。 拉萨尔的背叛行径和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个人独裁作风,日益激起有觉悟的工人的不满,他的个人声威也在逐渐下降。他对这种状况感到厌恶和消极,第二年七月干脆扔下了政党,独自跑到瑞士休养去了。在瑞士期间,拉萨尔遇到了一位美女,可惜这位美女已有婚约在身,但拉萨尔仍然坚信自己遇到了爱情,对她展开狂热的追求,甚至与她的未婚夫进行决斗,最终腹部中弹,三天后因抢救无效死于日内瓦,年仅39岁。拉萨尔这个人最终为自己的轻狂、好胜与自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革命运动无儿戏,导师责任重于山。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深知革命任务的复杂与艰巨。他没有像拉萨尔一样,一味地哗众取宠、卖弄学问,以获得虚张声势的个人满足,而是坚持革命原则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一定程度上是以不太讨人喜欢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导师的谆谆教诲可能会言辞犀利、直指要害,但对于学生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教诲更有利于个人成长了。一旦从校园进入社会,你会发现,恰恰是那些批评的意见,是对你有帮助的,对于那些无聊的捧杀之词,千万不要放在心上。“道我恶者为我师,阿谀我者是吾贼”,对于革命事业是这样,对于个人的成长同样如此。 -本讲完-
本讲老师:肖鹏
下集预告: 马克思与恩格斯可谓是人类历史上的超强组合。马克思为了搞清楚资本家赚钱的秘密,专心伏案写作。恩格斯则自动担负起了马克思的生计问题,可以说,没有恩格斯数十年如一日的无私援助,马克思终究会被生活的困苦所压倒。 明天见~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