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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利】 农历1919年十月二十五生于广西兴安县湘漓镇双河茶园脚村。 1943年7月被抓入伍，在云南省宜良县境内训练营地被编入第八军一〇三师三〇八团二营重机枪三连二排二班，曾作为重机枪副射手、主射手随部队在中缅边境地区云南松山等地参与对日军作战；1945年升为下士班长；1945年9月从柳州脱离部队逃回家务农。2014年5月3日上午7时辞世，享年95岁。 
唐太利
一 我父亲早年去世，是母亲一个人将我和哥哥抚养大的。 民国三十二年（1943）6月，桂乐师管区征兵，政府的人来村里抓丁，他们讲我家里的两兄弟必须要有一个人去当兵。我拈勾拈中了。我当时也不懂什么，就是这样去当兵的。我哥哥负责在家里种粮食、养母亲。 最开始，我们被带到兴安县城，在灵渠边的万里桥和马嘶桥附近的一座湖南会馆住下。会馆里面住了两个连，一个是第四连，一个是我们第一连。管得不算太严，有些人就逃跑了。我没跑，我晓得我两兄弟总得要有一个去当兵的。 一个多月以后，上边给我们发了军装，是黄色的衣裤，没有鞋子。 我们那个连调到灵渠头的蒋家山农村住下，在那里住了一个多礼拜。当时我们去附近的肚里江洗澡，班长、连长怕我们逃跑，都一起跟过去守着。后来喊我们坐火车到了河池金城江，接着团长回干带着我们徒步行军经过贵州省贵阳市，休息了半个月再接着走。一路上又有好多不愿意当兵的人从队伍里开溜，最后到达云南省宜良县，休整几天以后在开阳（音）坐火车到了百色镇（音）。记得那旁边有个大湖的呢，那个湖望不到边，好大哉。 队伍走到云南省宜良县的时候，我们一个团就只剩下七八十个人了。 到了那边以后，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工，挖战壕、修工事。记得那里有个岩洞可以趵热水出来，我们还在那洗过热水澡。 在训练营地，我被编入远征军下辖的第八军（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一〇三师三〇八团（团长文安庆）二营重机枪三连（连长麻德行）二排二班。我们那个连有四个排，每个排有一个重机枪班。我们穿的是中国的军装。 在当地我们接受了半年多的军事训练，主要训练重机枪、冲锋枪、中正步枪等科目。负责培训我们的是中国教官，美国人是在我们训练结束以后，准备进攻松山的时候才来的。 二 日本鬼子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由缅甸沿滇缅公路向云南进犯，计划和从广西经过贵州西进的日军在昆明会师，以截断中国最后的一条国际补给通道。侵占缅甸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攻占了滇西龙陵、腾冲之后，继续向东侵犯，攻占了滇缅路上怒江西岸的战略要地松山，强行通过惠通桥，企图夺取保山和昆明。 民国三十三年（1944）7月，远征军长官部将收复松山的任务交给第八军接替，并限定了时间要我们一定要攻克。固守松山的日本鬼子是第五十六师团一一三加强联队，兵力听讲有3000多人，他们不仅配有重武器，野战防御工事也修得非常好。 当年8月份，我们部队坐汽车到达保山，休息了两天以后，步行过桥到了腊勐街，守了几天，又再急行两天到达松山的前沿阵地。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腊勐乡怒江西岸，主峰高2000多米。东距惠通桥约22公里，西到龙陵约39公里，是惠通桥至龙陵的咽喉，也是滇缅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对于怒江峡谷，西岸的松山是一座超级“桥头堡”；对于滇缅公路，松山是扼断其咽喉的巨手；对于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则为前沿屏障。 因松山一直久攻不下，影响滇缅路的总反攻，加上在广西境内的日军正向贵州那边进犯，企图实现和滇西的鬼子在昆明会师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转达蒋介石的紧急命令：“限第八军于9月上旬内收复松山，如果再攻不下，军法从事！” 部队打仗都有侦察兵的，每次我们出发前，都有人去前面侦察好，探好了路线以后马上回来向当官的汇报，当官的根据侦察兵汇报的情况制订好进攻线路。 我们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只做了简单调整，从成家寨（音）那边绕了一大圈以后，在第一〇三师师长熊绶春的指挥下开始进攻滚龙坡。我们开始是在滚龙坡和日军打起来的，然后拿下大垭口阵地，最后冲上松山口，把日本鬼子消灭掉了。 当时，美国人的飞机在空中掩护、丢炸弹。我们在下面用重炮、机枪扫射。 扫射过后，我们的步兵就又向前推进一截。攻打松山的仗打得很激烈，双方死伤都很严重。我们的老营长邓先贤（音）战死以后，杨永康副营长就升为营长，接着指挥。 虽然每天用飞机轮番轰炸，重炮不断猛击，步兵昼夜不停地攻击，但是敌人占据的松山顶峰堡垒没受什么损坏，一直没能攻下。 那时候团长文安庆讲：“跟着我来，我还有点私房钱，只要拿下阵地，我赏你们每个人十块钱。”当时正好是夏天的雨季，在对松山的攻击中，天气一时雨一时晴，基本整天都是满山云雾，路非常不好走，战壕里经常水盖过脚背。恶劣的气候加上日本鬼子浓密的火网，造成我们重大伤亡。仗打得好激烈，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一心只想着怎么才能把日本鬼子都消灭掉。 松山的战斗结束后，活着的人就抓紧时间去收尸，把那些战死的战友尸体收拢，埋在了大垭口。其他部队的埋在其他地方。那个年代，连块碑都来不及立。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连队里单最后一次就埋了18个人，其中就有敢死队的机枪射手。 打仗是残酷的，随时都有受伤或者被打死的危险。万幸的是我没有受什么伤，因为射程的关系，机枪连基本都是跟在步兵的后面作战。 有一天下午，为了争夺滚龙坡的一个小高地，我们连的几挺重机枪受命同时在一个半山坡向日本鬼子的阵地射击，日本鬼子的炮也猛烈地向我们开火。双方的枪炮声“轰隆轰隆”响了好久，我们的步兵都没有办法攻下山头。因为下着毛毛雨，天很快就黑麻麻的了，前方几十米远的地方都看不太清楚。 连日的作战，我感觉有点累了，就趁装弹手装子弹的时候眯了一小下眼睛，想休息一下。 哒哒哒…… 一阵急促的枪声响起来。 哎哟！ 身后传来一声惨叫，把我从迷糊中惊醒。 我回头一看，是装弹手王金泉（音），一个40岁左右的湖南人，被一颗从鬼子碉堡里面射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右边眼睛！ 马上有人冲过来帮他包扎，包好以后很快就用担架抬下去了，后来又送去保山医治。我们一个班有好几个人，装弹手受伤以后另外的人马上就补充上来了。 班里还有专门的观测手，枪打偏以后他就负责马上纠正。 松山是死人死得最多的。好多连队的人都冲上去了，伤亡惨重。第四连的连长先组织了敢死队去强攻山头，人被打得差不多了，我们排长罗新龙（音）也受命带了十多个步兵补充到敢死队去冲锋，结果右胸也中弹负了重伤。 我们排里也有步兵，负责为机枪手扫清障碍，保护我们，日本人杀过来，步兵就跳起来迎上去和他们肉搏。 第二天，我们机枪连就已经推进到山头。 最后几天的战斗里，日本人烧掉了他们心中最神圣的军旗，准备全员“玉碎”，他们的指挥官也被我们的猛烈炮火击毙。日军的“拉孟守备队”除了九名俘虏和少数逃脱的，全部被干掉。 民国三十三年（1944）9月7日，终于攻下松山，日本守军被打死完了。我们第八军是从没打过败仗的，这次战役中伤亡了3000多人。我们三连也损失惨重，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 在打扫战场时，怕有活着的日本鬼子开枪，我们机枪连受命架好机枪在山坡上死死盯着，由步兵负责清理。 步兵只在一个山洞里抓到七八个吓得半死的日本女人。当时天气非常冷，我们的人在洞外烧火烤，那些女人也靠拢过来烤火、点烟，她们讲话我们听不懂。 后来上面派人把她们送到了在保山的司令部，听讲那些可能都是日本人的家属。 日本人挖了个大洞，让她们一起住在里面。 日本人在松山的碉堡、战壕等防御工事都修得蛮好，战斗中我们总是抢占他们的碉堡，抢过来以后把枪口调一个方向对着他们开火。我们的枪日夜不停地打，枪管都打红了，你停下枪，日本人就打过来了啊。 因为担心其他的日本鬼子又攻回来，上面命令我们在那守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们才从战场撤下来，走了两天两夜退到保山。我们重机枪连跟着军部的人从保山坐飞机回到昆明，休整、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宜良县休息了半年左右。 在宜良的时候，我们听讲日本人宣布投降了，心想仗终于打完，这回总算可以回家了吧。 在洋街过完年，领导升我做了上等兵，没多久就当上了下士班长。当了班长以后，上面给我发了一双皮鞋。当兵好苦的，平时我们都是靠自己打草鞋穿。从开始当兵，到当班长之前，我一直都是穿草鞋的。 开庆功大会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身为第八军副军长的李弥，他是云南盈江人。会战中，李弥比较卖命，跟始终在军部指挥作战的军长何绍周不同，他一直在前线，一边鼓舞士气监督部队进攻，一边指挥炮兵部队集中火力轰炸日军阵地。 他讲，仗打到我老家来了，要和日本鬼子拼命，大家多多辛苦！ 当时给我们发了一千多块钱作为奖赏，是国民党的票子。那一千多块钱值老屁钱！那时砍菜（桂林方言，意思是买猪肉）要十多块钱一斤，只几下就用完了。 我先后当过副射手、主射手。当时我们算上班长一共六个人守一挺捷克式重机枪，配有两根枪管，这一根打热了，就取脱插销，换上另外一根。开枪的时候给一个人专门装子弹，那一根弹带有一米多长，可以装两百发子弹。我有个孙子在北京读大学，学机械专业，他讲他参加军训时用过那种机枪，他回来还专门问过我当年是怎么用枪的。 三 民国三十四年（1945）9月，我随部队离开云南回到广西，途中听李弥讲准备移师广东打内战。在路过宾阳县的时候，我就和几个人一起悄悄脱离部队走到了柳州，打算从那返回兴安老家。 那时候世道乱，宾阳到柳州那一路上到处都有土匪。我在宾阳刚从队伍出来一天多点，就遇上了五个打劫的，他们端着枪，把我身上票子之类值钱的东西全部搜光，连衣襟衣角都不放过，全部仔细检查过一遍才放人。 事不凑巧，我们刚走到柳州，又被第二十军的人拦下，当时我们还没有换下军装，一看就晓得是逃兵！他们也不打你，臭骂一顿后就关起来。 挨扣在柳州住了一个星期，就挨押着过鹿寨到了桂林二塘这边。他们也讲要坐飞机去和共产党打仗，我就又趁没人注意的时候跑了。因为急着回家，我只用一天时间就走回了兴安。 内战我没有打。我是中国人，打日本鬼子我就打，打中国人我不打。 好不容易回到家，屋里原来的女人没要我了。我去当兵以后她改了嫁。 民国三十六年（1947），我和现在这个文奶奶结了婚。 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来，家里条件苦，我就给地主做长工种地过日子。帮地主做一年事情，年底给12担谷子。我们这个大村有十多个地主，我的邻居杨锡达家里也是地主。你帮地主做事，他管你餐餐吃饱，那时候田里总养有鱼仔，冬天就吃干鱼仔。你帮他做事，他还要待你好点哩，哪会打你。附近的大地主王建白（音）、周家冲（音）等等，我帮好多地主都做过工。 共产党来了以后就蛮好了。 第一年就免了租谷，以前你如果租地主的田来种，每亩田一年要交120斤租谷的。共产党来了以后，第二年还分了谷子、田地给我们。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靠编织竹箩筐卖钱养家糊口，我有六个小孩，养大他们也不容易。我现在90多岁，想起那时去当兵才二十啷当，到现在差不多有70年了。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