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接福（尹振龙）
【李接福（尹振龙）】 1917年6月出生于河南鹿邑县大尹庄。1936年加入中央直属独立炮兵第六营，参加了武汉会战。1939年加入第五军二〇〇师，参加昆仑关战役。后流落桂林打零工谋生，现居桂林市临桂县庙头镇。 一 我原名叫尹振龙，老家是河南鹿邑县大尹庄村的。 我屋里头一起有五兄弟，母亲40多岁就去世了。我10多岁的时候，由于屋里头太穷太苦，我就去做学徒学打铁，学了几天都学不好，又总是不给吃饱。刚好一个当兵的同村人回家探亲，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跑出来了。 1936年3月，我进入中央直属的独立炮兵第六营三连，因为懂打铁，上面安排我在连部做掌工。当时的炮都是靠马拉着走，四匹马拉一门炮，连队里要养马。 我和另外几个掌工一起主要就是帮马打掌钉。那个年代，炮兵和骑兵部队都离不开掌工。 1937年8月，部队奉令调往湖北省武汉下游的长江北岸田家镇半壁山一带防守。 田家镇是长江北岸最重要的军事重镇，与南岸的马头镇、富池口相呼应，形成长江屏障武汉的门户，因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出重兵镇守。武汉会战前，国民党军统帅部在田家镇设立了“田家镇要塞司令部”，驻有炮兵部队和一个步兵守备营。 1938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们趁黑坐轮船去田家镇长江边布防。第二天一早，我们二连和三连两个连队就已经分别架好四门炮在东西两岸，就等鬼子过来。 7点多，鬼子的船开过来了，炮兵接到命令开始向河中开炮，战斗很激烈，我们用野战炮打沉了鬼子两只汽轮船以后，他们就不敢再过了。后来到了后方才晓得，政府登报讲，当时日军被我们打沉的有四艘军舰。 日本人也很狡猾，看那个地方太窄，他们的船只危险，又有我们的炮兵把守，蛮难通过的，就派了大量步兵迂回过来包抄偷袭我们。没多久，负责保护我们炮兵连的步兵顶不住，被打退了。我们连长用望远镜观察附近战况，发现有一队步兵正向我们的阵地靠拢。他讲：“不对，这不是我们中国兵，这是鬼子！” 他估算着日本兵距离我们只有500米远了，就大声喊：“赶快动手！炮兵把炮弹换成空爆弹。”原本大炮炮口都是朝上的，连长指挥改成平射，计算好距离和爆炸时间对着鬼子平射。 观察军官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喊口令指挥炮兵，远距离多少公尺（米），近距离多少公尺（米），爆炸时间多少秒，接着喊：“发射！” 轰——轰—— 炮弹在鬼子的头顶爆开，弹片像下雨一样，他们想跑都跑不了了。炸死了好多鬼子哦，他们就像风吹草一样地麻直（桂林话，意思是一直）倒。 要不是连长发现他们，我们差点儿全部给日本鬼子打死了。 开始的时候，看见那些鬼子就和蚂蚁一样的多啊，我们的野战炮射程原本可以打12公里的，打到最后炮发热了，只能打到8公里左右了。那时候一直拿起炮弹就放，拿起炮弹就放，那炮弹炸得响啊，我的耳朵现在都还是聋的！打到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炮弹都快打完了。直到下午4点多，才把他们打退。 我们把炮收拾好，然后用马套起，其中有一门炮拉不上来，想想反正也没有炮弹了，就没管它，拉着其他的七门炮赶快跑了。这一仗我们炮兵死了十来个兄弟，保护我们的步兵死得比较多。 我们顺着长江岸边，边跑边打，边打边败，跑了四五百公里以后才到汉口。 
《抗战老兵》
二 后来部队开始南撤，因为我有点小伤，上面讲可以坐火车。火车地板上堆着枪炮、装备，上面一层堆着大米，到处挤满了人，遇到前方有一点点坡度就上不去。 从汉口坐火车撤退到小火车站楚地塘（音），七八点的时候，鬼子的飞机来了，“咔咔”丢下几个炮弹，火车头被炸到河里，车身有些被炸到田垌里，铁轨也炸得乱七八糟。 当时我看见飞机过来，就赶紧往旁边跑，我跑得最快，后面还跟着和我一起的几个人。我刚跑到一棵大树下，炮弹就在头顶炸开了，那棵树被炸得光溜溜的了，我摸了摸脑袋，头发都被打下来了，一手的血。我当场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当时我就想：我操！这样炸下去，也不晓得老子这百来斤菜将来是要被黄狗吃还是黑狗吃！所以后面再遇到危险的事，一有机会我就跑下来，当兵不是好当的！当兵的人在战场上就好比讲是死了没人埋。当兵的脑袋都是背在背上的，哪时候掉了都不晓得。 好苦的啊，一个月才给两块六毛钱。 火车走不动了，我们就开始走路。我右边屁股这里长了个鸡蛋大的疮，走路的时候痛得要命。那个当官的骑着马，看我慢腾腾的，就大声喊：“快走吧快走吧，被日本人抓到要杀头的！” 我讲：“又不给我点药，光在那喊有什么用？” “哪里有药啊？” 没办法，医官只给了我一点碘酒，喊我自己擦，一直把长疮的那里擦到发白，然后一咬牙把它撕破以后把脓挤出来。太痛了！我就在半路上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继续上路，一路上人多得很。有些逃难的妹娃子也跟着我们走，还有些跟在队伍后面逃难的小伙子，只要报个名字就算是士兵了。 因为屁股上的疮疤痛，我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日本兵一路在后面追，他们的飞机也一直丢炮弹来炸，我们随时都有被炸死的危险。枪在田家镇就上缴了，想向鬼子来几枪都没有办法，只能老老实实逃命，我之前用的那把枪是可以打五颗子弹的汉阳造，七斤多，加上子弹一起十多斤重，走路都走不动了哪里还扛得动枪啊。 一路上没有人管伙食，只好自己随便买点东西吃，有时候几颗花生米就是一餐。 哎呀，那个时候一两天不吃东西不要紧的。我又痛又害怕，一边走一边哭。 走到半路追到自己的连队。以为找到队伍踏实了，那晚就睡得特别死。结果上衣口袋里好不容易省下的十多块钱，被人家偷了。你讲倒霉不倒霉？后来，我们的两个班长每人给了我两块钱。 三 队伍一路经过湖南岳阳、长沙、衡阳，最后到了广西全州县休整待命。 没多久，上面命令要我们连队把马匹、武器、装备送往兴安县，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西安。 当时我们营的第一连在陕西西安。 上面讲人到了西安以后，每个人发两个月军饷，然后就地解散，也不晓得是真的假的。营长开玩笑讲，我也要失业了，到时候在西安开个饭馆算了。他有钱啊，当营长的吃了那么多军饷。 在全州的时候，连长给我升了中士班长。有些人不服气，讲这个小伙子什么都没做，这么年轻凭什么做班长？我讲，连里那么多匹马的掌钉都是我弄，怎么就不能做班长？ 最后我没有去西安，就在全州住了几个月。后来听说第五军二〇〇师骑兵团的一个连里有100多匹马，他们也驻扎在全州县。我和另外一个人就想去投奔他们，哪晓得误打误撞进了他们的师部。 那天走到半路的时候我们跑去湘山寺里躲雨，结果被他们师部的卫兵当逃兵给扣下来，说前方正打仗呢，你们两个怕死鬼想开溜？信不信关你十年。 卫兵不容分说把我们直接押到湘山寺的临时水牢关起。那哪是人待的地方？ 里面黑麻麻的，臭气熏天不讲，蚊子满天飞，咬一口就立马肿起个大包。我开始憋着气强忍着那难闻的味道，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鼓动那个人一起冲出去。 我讲在这里被臭死还不如挨他用枪打死！ 于是两个人冲到地牢门口和卫兵吵起来，那个卫兵凶得很，妈的，正吵着呢，一个胖胖的当官的人正好从外面回来，就问什么情况。 卫兵喊了声：“参谋长，你来得正好！” 哦，原来是他们的长官，我就赶快讲，我是独立炮兵第六营的掌工，来投奔二〇〇师的。参谋长听完我的话以后讲，让我看看你的技术，要不对付的话就枪毙你！ 在卫兵的监视下，我当场打了一副掌钉给他们验证。 参谋长拿起掌钉掂了掂以后讲，你小子还可以嘛。以后老实点就是。 我的妈呀，老子打仗没有被打死，差点给当成逃兵打死！全靠老子技术过硬，这样才是进了第二〇〇师。 第二〇〇师师部有个专门负责给马看病的少校医官，年纪有50多岁了，他因为和军长杜聿明关系好，有点权势。有一回，他的烟枪被师部缴掉，就直接跑去找军长讲情，居然又要了回来。医官让我跟着他，帮着管理十多匹马，没事的时候抓点虫子帮他喂喂鸟，还有鸦片抽，快活得很！ 医官后来喊我当副官，老子没当。我想啊，当了官就回不去了，而且钱也不多，没当！ 我当中士班长就有30块钱了，20块钱的工资，还有10块钱的补助。平时还经常有其他团部的喊我去帮着打马掌搞私捞，一下就打好了，打一副就给一块钱，我私捞的。其他团部因为马不多，自己没有掌工，就要经常请我帮忙。 几个月以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昆仑关战役打响，我们部队接到命令开赴昆仑关。队伍坐火车到了柳州就开始步行，师长戴安澜骑着马由马夫牵着走在前面，我们走路的跟在后面，一路爬过十万大山开往昆仑关。广西好复杂的，听说六〇〇团走到半路被当地人抢了，还挨打伤了好多人。 到了昆仑关，刚驻扎下来没几天就参战了。当时在前方的是荣誉第一师和我们第二〇〇师。 开战的时候，日本鬼子一般白天用飞机轰炸配合步兵出击，我们主要是晚上摸黑行动。每天到下午6点以后战场上才安静点。 白天，日本人的飞机开得好低，他们在飞机上用机枪对着地面猛扫。中国人基本是被鬼子的飞机炸死和被机枪打死的。 晚上我们的队伍比较厉害。部队下令，抓到一个俘虏给几十块钱光洋，我们当兵的讲，不晓得什么时候自己就死了，要钱有什么用？所以见到鬼子就直接杀了。 我得了一双日本人的皮鞋，鞋底都是钉子，走起路来“咔咔”响，那双鞋我穿了好几年才烂呢。 那时候只知道执行命令，有时候也不晓得日本鬼子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有一天，有几个被打散了的日本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和几个战友二话不说把他们消灭了。 我基本都在师部，离前线好近。 那时候双方好多大炮在对射，枪炮声、厮杀声都听得好清楚。 我们的士兵都是不怕死的，那时白天休息，到了晚上才悄悄开过去布阵，在敌人密集的交叉火力和大量飞机轰炸下，经常一打就打到天亮。日本兵的火力太猛烈了，而我方士兵通常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一仗下来，阵地上经常尸横遍野。 昆仑关的战斗中我们伤亡很大，听说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光有一个坑就埋了4500多个牺牲的士兵。 四 民国二十九年（1940）1月，打完昆仑关以后队伍又走回柳州，然后坐火车到湖南祁阳休整了几个月。我不想再当兵了，找了个人来顶我的位置，然后请假到全州县住了一阵。 听讲桂林甲山有个枪炮修理厂，我去那里做了几个月修理工。 5月左右，桂林到龙胜县的公路上要修路工人，我就跑去那里修路了。一年多后，公路修到临桂庙头乡的时候，我在工地附近黄塘认识了一个姓李的当地人，她认我做干儿子，我随干妈改姓李了，后来又有人介绍了本县的姑娘张氏给我认识。 民国三十一年（1942），我和张氏结婚以后，就正式留在临桂了。后来我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加起来有九个孙子喽。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