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常淼。
口述人：常淼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王元萍（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 采访地点：南京鼓楼将军庙40号干休所 采访时间：2016年9月14日 整理人：肖晓飞 一、接触革命与思想斗争 我1927年9月出生，江苏海安人，家住海安镇马庄村。我小时候父母双全，父亲叫常坤如，母亲叫张远凤，父亲是个老实人，母亲思想稍灵一些，她有个侄子是共产党，参加过红军。我有个哥哥去世了，那么我就成了老大，家里有一个弟弟和妹妹，还有个祖母，祖父当时已去世。我七岁开始上私塾，读私塾时成绩很差，连阿拉伯数字也不认得。上完私塾开始读小学，插班读二年级，考了个倒数第二，不过三年级以后，我成绩很好，每次期末考试都是第一名。我没有读过六年级，念完五年级参加同等学力考试，考初中，被录为正取生。初一上完就直接跳级上初三，接着开始读高中。 1943年我开始上高中，学校叫丁许庄中学，这是个边区中学。这个中学初中和高中都有，都是三年制，高中有一个师范性质的班，读师范班公家就有补助，标准是一个月四十斤到六十斤粮食，一般都是贫苦人家吃不起饭的人。学校由于师资和设办原因，教学内容有时候会有所删减，比如第一个学期的内容没有讲完，下学期来就不再接着讲。边区中学在抗日宣传这块的比例很大，会给我们讲中国的形势，讲中国往哪儿去，讲社会分析，学习社会发展史的简本。平时的活动也会宣传日本人烧杀抢掠的暴行，有时候还组织学生躲避日本。 我家里的情况当时可以算自给自足，属于富裕中农，不穷但是也不富，上学可以，但是很紧凑。海安当时属于农村，在农村来讲我家是比较可以的，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的情况就是这样。1944年当兵时我是学生，上高中二年级。我为什么选择当兵，而且是选择参加新四军？这是有历史情况的。 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经常到我们那扫荡，这当然是敌人。鬼子到我们村就到处搜人，干杀人放火的事。我还记得1943年端午节时分，江家河有一家开染坊的姑娘，被日本鬼子糟蹋以后杀害了。国民党中央军也在我们那里，是韩德勤的部队，那时候我们传统观念比较深，认为中央军是老牌子，应该是好的。也有新四军，皖南事变以后东进，到了黄桥以后要往东台、盐城方向去，路过我们那儿，对新四军的印象十分深刻。还有一支军队呢，就是“联抗”，联合抗战部队，谁的呢？黄逸峰的。当时对黄逸峰的历史背景不了解，实际这个黄逸峰是中国共产党人，“联抗”实际上也归新四军指挥，只是以中立面貌出现，吸引更多人参加抗战。那时“联抗”是联合一切中国人抗战，所以对“联抗”也是有好感的。当时家乡的形势比较复杂，有敌人，有汉奸、伪军，有国民党中央军，有新四军，有“联抗”。因为家乡是边区，各方错综复杂，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也就比较多。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我作为一个学生还是比较单纯的。 那时我就在想，把学好好上，高中上完了，如果有条件就争取上大学，没有条件，那么高中完了以后就可以做事了。我当兵是有很多原因的，我能丢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这其中思想斗争比较复杂。社会上流传“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国民党的教育部长也说“读书就是救国”，你救国必须读书。可是面对敌人的侵略，掠夺、屠杀、烧抢、奸淫掳掠，这些事情国民党当局基本上不讲。在我们脑海里，中央军是不抗日的，虽是中央部队，但不抗击日本人。“联抗”是抗日的，但打得最凶的、最厉害的是新四军。可是新四军究竟怎么样，在我脑子里是个问号。老百姓传言新四军的前身是红军，为什么讲这个问题，我们那个地区和红军有历史渊源，1930年时，就是民国十九年，红十四军在我们那个地区打游击，由于寡不敌众，站立不稳，后来撤了。红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个好的印象、红色的印象、反抗侵略的印象。我当时很小，才两三岁，后来听父母长辈讲，才知道红十四军是好的。 1943年，我还在学校里，当时讨论过二次世界大战反攻靠谁的问题，苏德战争和中日战争最终胜利要靠谁？讨论的结果，大家认为不靠别人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那靠谁？新四军。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地区讲八路军很少，基本上讲新四军。 真正见到新四军是黄桥事变以后，那一年是1943年，新四军路过我们家乡，从我们家乡奔海安、东台，印象是很好的。还有一个印象，我们家乡有个交通站，有三个人穿成便衣住在我们家，我们家条件还算可以，他们就利用这个交通站传输信息、护送人员，接收、了解社会活动情况。这三个人中，负责的人姓黄，好像叫黄柏龄，腿有点跛，一个姓耿，还有一个小陈。小陈就比我大两三岁，我那时不到十七岁，还没当兵，印象里小陈还是个小鬼。小陈每日来来往往，穿越如皋到海安之间东大河，负责交通，来回送人、送信、送东西。小陈的事迹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小陈负责传递情报，每天都要过河，早晨出门，晚上回来。那时四分区通（州）、如（东）、海（安）、启（东）是“清乡”地区，周围都封锁起来了，小陈有一定渠道进去，他通过地下党员送信。有一次出门，下午大约三四点时分，小陈正准备过河回来，河边公路上伪军的据点加强了岗哨，要查过往人员。身上的信件怎么办，查到缴获了肯定不行，保护信很重要。小陈很机灵，眼看船离河岸越来越近，他急中生智，假装招手和船工讲话，不小心身体一歪，掉进河里了。他没有顺着水流往下漂，而是假装拼命追着船，在水中悄悄把身上的信件扔在河里了，后来被船上人捞起来，自己也全身而退。 这三个人住在我家，当时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讲，晚上在一起，他们也不多话，对新四军的情况不大讲。那个时候也不能多讲，多讲的危险性大，你讲得不好就是大问题。他们平时吃饭也不和我们一起，只是借我们家锅灶自己做。刚开始和我们不熟悉，后来渐渐熟悉起来，偶尔吃饭叫他们也会过来。那个时候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深，比如说起早带晚的帮助我们劳动、打扫卫生，待人接物也很好，这三个人对我们很亲热，随着住的时间越长，感情就逐渐增加了。 我后来回想，为什么他们会住在我家？和我家地理位置有关。我家四周围是一条河，有个码头靠近我家。我家厨房在东面，堂屋坐北朝南，后面是猪圈，他们住在东边，厨房南面是采水的地方，人从码头一上来，厨房那里就能看见，如果有生人进来，他们可以方便撤走。此外，也有可能和我们是本分、老实人家有关，比较可靠，不会出去乱说。 十六岁上高一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有活动，日本人这样侵略下去，我们的日子还能过吗，将来还能该找到工作吗？那个时候想法很简单，出来当个老师就很不错了，我很羡慕老师，觉得到小学当个老师挺好，自己识得几个字，教教别人就不错了，当老师是我最初时的设想。可是面对现实情况，到底是读书还是拿枪去？考虑来考虑去，结合看到的、听到的，明白受人欺侮当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每次日本人来，我们都要“逃日本”，躲起来，所以要起来反抗，赶走他们。汉奸绝对不能当，我们叫他们“二鬼子”，穿黄衣服，新四军穿灰衣服。帮助敌人做事也不行，什么“伪治会”，这些都不能干。帮助日本人做事，中国人不允许，老祖宗不允许，子孙后代也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这期间，对日本人的仇恨思想在增加，反抗情绪也在增长，就慢慢促使自己下定决心去拿枪杆子，到哪儿拿呢？当时还不那么果断，还在犹豫、徘徊，联想到所见所闻，新四军和“联抗”是打日本人的，刚开始时对中央军印象不错，现在呢问号越来越大。所以我当新四军是有个思想变化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做的决定。还有个变化，就是一开始我认为新四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新四军，一到部队里面，才发现不知道哪个是共产党，我还以为新四军都是共产党，后来人家告诉我不是一回事。连队支部书记肯定是党员，他姓葛，其他的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党员。连队里很多人打仗勇敢、冲锋在前，纪律表现非常好，这些进一步促使我加深了对新四军的感情。 我参军到部队的过程很有意思。1944年一过完春节，大概正月初三或初四时，我就跟家里讲我要离家，父母不同意，因为我是家里老大，你走了，家怎么办？这是个大问题，父母不同意是人之常情。但是，父母积极支持我上学，于是我就说过完年要早点回学校去，看看同学。农历二月时，家里给我准备了一套换洗衣服，一床被子，那天吃过早饭我就出发回学校了。为什么吃过早饭走，我主要是要家里放心，防止变卦不让走，别人家看到了也不会起疑心。所以，我就以上学的名义离开家乡去当兵。我到了部队以后给家里写信，都是署名在学校，到外地一年以后就变化了，不是在上学，是做生意，因为你地址在不断变化，但学校是固定的，怎么变化？当时我跟随部队南下，地址在随时变动，就说我出去做生意了，写的内容也很简单，打开一看就两三行字，最近在外做生意，很好之类，家里知道我安全也就放心。我后来想想，当个新四军也不容易，可是自己也高兴，这步棋走对了，没走错门。实际上，我是解决了敌我友的认识问题。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