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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口述人：邵倜 采访人：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陈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7年1月5日 采访地点：江苏淮安邵倜家中 整理人：肖晓飞 
抗战老兵邵倜
一、战火中的求学 我的老家在江苏南通平漕，我家是读书世家。我的高祖是清朝的举人，祖父叫邵子山，父亲叫邵伯言。我的祖父、叔祖父都是清朝的秀才，废除科举以后，他们又上了师范学校，一直以教书为业。南通很多读书人都是我祖父的学生。在当地不算富裕，但是社会地位比较高，很受人尊敬。解放初期，我们老家由于运河扒河道，老家的房子拆除，家中的旧书、家具都没能保留下来。 父亲没有学历，在张謇主办的通州师范见习班学习，开始时做小学教师，以后到老《南通日报》做记者、编辑，后来担任主编。他还曾做过南通县参议员，参加编纂《南通地方志》。在报馆的时候，他代张謇写一些应酬的文字，当时社会上请张謇写字的人太多，什么寿联、祭文、传记、诗词……张謇大忙人一个，哪有时间，多是由我父亲代笔。父亲的这些文字都有简报，登在《南通日报》上，后来编成一个文集，叫做《诚庵文存》，可惜在“文革”时都被毁掉。父亲的照片也没保存下来。 后来，父亲到南京汇文女中教书，不久经人介绍，兼任卫立煌长公子卫道杰的家庭教师，因此与卫立煌结识。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卫立煌公馆门口见过卫道杰一面，那时远征军反攻缅甸已经结束。 父亲虽然没有学历，家学还是很不错的，书香子弟，文章写得很好。当时他收入在一百元左右。抗战爆发以后，父亲离开南京参军，做了卫立煌的部下，从上尉做起，一直做到少校、中校、上校。最后参加远征军，在龙陵为国捐躯。 我生于1927年11月，家中兄妹三人，长兄邵杰，小妹邵佶。抗战以前，哥哥在镇江中学读书，1942年到大后方，在武功的第三临时师范读书，后来在西北农学院毕业，抗战胜利以后回到家乡，在银行工作。妹妹叫邵佶比我小很多，一直和我母亲在一起，长大后在张謇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读书，这个学校里女生倾向革命的人很多。抗战胜利后她偷偷地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参加了新四军，在苏北军区工作，解放以后调到了福州军区。悄悄参军以后，母亲到处找也找不到，后来妹妹来信说“你们不要找了，我已经在部队里”。 1933年，我虚岁7岁，开始上小学，上学时父亲人已在南京。母亲不识字，按照道理，我应该是正常读小学一年级，但是不知道怎么把我送到幼稚园了。在幼稚园，我是大小孩了，整天学习什么“排排坐，吃果果”，我就不愿意去。第二年该上二年级了，我转到大王庙小学读书。1935年，二年级没有读完，我跟着父亲到了南京，考入五台山小学。在南京的时候，父亲带我去看过中华剧团的海京伯马戏团表演，当时一张马戏团门票的价格很贵。父亲还带我去游玩过中山陵、玄武湖、夫子庙、故宫，五台山附近的清凉山更是常去之处。父亲是教国文和历史的，一边带我看，一边给我讲解。 此时华北的形势很紧张，日本要进攻中国，南京的形势也很危险。父亲说，我们在南京举目无亲，万一有什么变化，在南京寸步难行，还是回家乡去吧。所以我又回到南通。 南通有好几个小学，除了南通小学，通州师范小学也很有名。我就读于省立南通小学。我的级任老师很有名，是大画家范曾的母亲廖镜心，教授语文，和我们家也算世交——南通的读书人之间走得都比较近，廖老师“文革”时候受迫害去世了。我读书的时候，从来也不用功，廖老师就不太喜欢我，但是教常识的陈老师很喜欢我。我的常识、算术差不多都是满分，但语文只有刚过及格线。 回来以后读三年级，仅仅读了一年，又迁到海安李堡的外祖父家。李堡是个小镇，并非兵家必争之地，迁居到此就是希望有个照应。外祖父是一个小业主，开了间小商店。我的大舅是县政府的科员，小舅是国立东南大学毕业的，在外地教书，另外两个舅舅做生意为生。 我们到李堡以后，就读于李堡小学，读四年级。此时沿海很多地方被日军占领，和父亲的联系也就中断了。家中经济靠父亲支撑，父亲有钱也寄不回来，吃饭成问题。我就住在外祖父家里，母亲和妹妹寄居在别人家，哥哥邵杰在后方上学。一家五口，分在四个地方。 读了没几天，卢沟桥一声枪响，日军全面侵华，我们又逃难下乡，读书又一次中断。日军到了李堡镇镇上，周围人都逃走了，也无人抵抗。后来，日军找到地方上一些有威望、名气的人出来，担任维持会，并在地方上组织了保安队。 逃难回来，接着上四年级，一直上到五年级。在李堡小学，开始时老师也不大喜欢我，结果考试的时候，我考了个第一，后来五年级连续两个学期考了第一，让老师刮目相看。我是全科优秀，体育、唱歌成绩都很好。 这时候，如皋中学搬到李堡。哥哥说：“将来读书的机会很少，说不定随时随地都会失学，多上一天是一天，机会不能放，中学搬到这里来，你就以同等学力去考中学。”于是我去参加考试，考上了如皋中学。这样，我小学一年级、六年级都没有上，直接读了初中。 一年以后，新四军过江，学校停办——开学照开学，但无人上课。如皋老百姓起初对新四军似乎没有好印象，老百姓私下称“方方”（四字是个方形），布告上写的谭震林等人的名字。新四军来了以后纪律也不错，不过我们学生和新四军没有接触。 1941年7月，李堡镇以后发生了一件大事——日军派了九架飞机轰炸李堡。实际上，李堡并非军事重镇，后来听说是来轰炸陈毅的。那几天，苏北很多地方如马塘、丰利、掘港，都遭到了轰炸。我亲眼看到了九架飞机投弹，可以说李堡这次轰炸，我是亲眼目睹日军飞机丢炸弹并能描述出来的人。 当时我上初一，那时胆子很大，我听到机声，爬到屋顶上观看。轰炸前一个小时，一架日本飞机飞来，高度很低，连驾驶员也能看得见，转了两圈走了。过了一会儿，九架飞机来了，声音很大，三架一组，成品字型飞过来。第一架飞机侧身俯冲下来，紧接着机身摆正，一个炸弹就甩下来了，炸弹不大，远远看去，外形颇像灭火器。我立刻从房顶上跳下来，赶紧跑到房里，还没来得及躲到床下，就听到爆炸声，接着就是地动山摇。 这次轰炸，外祖父的房子中弹，有一半倒塌，外祖父、大舅母都在轰炸中都遇难。我的表哥、表姐也都受了伤。李堡镇被炸死五十多人，炸伤一百多人，房屋毁坏约两百间。估计这次轰炸大约扔了二十多枚炸弹，当地的记录说是五十多，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多。四十年以后，我到李堡探亲，和当地的人谈起这次轰炸，很多当事人对这次轰炸都已经淡忘了，年轻一代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我和如皋的官员反映这个事情，一连写了三封信，建议做几件事情——在李堡学校建一个亭子，树一个碑，纪念殉难的人，这个也不要多少钱——但是反应非常冷淡。之后我给南通市委宣传部写了一封信，说是可忘孰不可忘，这样的事情都能忘记，还能记住什么事情？尔后，南通市委宣传部给李堡镇下了一份指示，李堡镇委的一个干部给我写了一封信，三页纸，洋洋洒洒数千言，谈李堡的发展，但是对我谈的事情只字未提。信上没有单位，没有盖章，也没有具名，我看到后无话可说，这个事情也不了了之。 在如皋上完了初一，我又回到了南通。此时的南通，城区都被日军占领，新四军则在乡村活动，周围还有很多“和平军”（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汪精卫所统辖的伪军）出没，此外还有韩德勤的部队。我的一个叔叔在南通的私立平漕中学工作，我就到那里读书。公立中学都被日伪接管了，平漕中学由几位老师发起，是三不管地带，新四军不管，“和平军”的子弟也在那里上学，所以也不管。 一年以后，即1943年，我上初三。初三没上几天，父亲写信来，说有人到内地，你在老家既没有饭吃，也没有前途，你赶紧到后方吧。 我们同行七个人一同到内地，五个学生（内中有我和表哥二人）、两个已工作的知识分子。从上海坐上火车，那时候坐火车有严格的规定，头等车只有日本人才能坐，二等车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乘坐，我们这样的平民只能坐三等车。不同档次的车厢有严格区分，我年纪小，刚上车还很好奇，伸头朝二等车厢看了一眼，马上就有人来赶你走，不让靠近。路上有伪军盘查行李，我们不敢暴露学生身份，只带了衣服、被子，带着地方伪政权办的“良民证”上了车。火车经过南京，到了徐州后，换乘汽车，接着坐架子车到安徽的亳县——这里是中日军事分界线，过了亳县就到内地。 1943年端午节前后，我们到达洛阳。那时候国民政府在洛阳等地办了“战区失学失业青年招待所”，专门接待从沦陷区逃过来的青年，类似于中转站一样，免费供应食宿。留在洛阳的有三个，同行的苏州四个人去了重庆。我们三个人为什么留在洛阳？因为苏州那几位经济条件好——再走就要花钱，所以我们三个留了下来。 洛阳招待所由第一战区司令部派人接待，收留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能证明你从沦陷区来的，都能收留。我就凭着身上揣的良民证，办理了入住。招待所里一天两餐，发一个大馒头，将近一斤，还有牛肉粉丝。我们肚子小，大馒头吃不了，就留下一块，拿到外面卖牛肉汤的店里，可以换一碗牛肉汤。住宿就是打地铺，大家都挤在一个大通铺上。 洛阳招待所大部分都是从河北、北平来的学生，江浙来的学生很少，这里平时散漫、自由得很，也没人管理，更无人来做学生工作，有一部分青年后来去了延安。 到洛阳招待所不久，父亲来看我，父子相见，自然很开心。在洛阳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也不长——经常见面，但不住在一起。那时候公教人员很苦，我住在洛阳招待所，有时候去看望父亲。在洛阳三个月，等待分配，教育部将我和表哥分到了陕西洋县的国立七中。这批学生一般都是直接安排在洛阳先修班，但是先修班有一些人事不太协调，我的二舅刚好在教育部工作，所以我们被安排到洋县国立七中。 洛阳招待所给我们发一张证明，坐火车可以不用买票。洛阳还有一个基督教会，每个人到学校凭分发证，没有其他附带条件，都可以去教会领三百元补助费。我们离开洛阳到宝鸡，换乘汽车，票都买好了，遇上大雨，秦岭的公路被冲坏，无法通车，在宝鸡等了一周。本来我们的费用（车费、生活费）是有预算的，雨天路坏，多等一周，吃住就成了问题。我们找到当地的青年会——青年会具体属于什么组织我也不清楚，请求帮助，青年会免费给我们腾了一间空房住宿。雨停路好，我们继续上路，坐车到汉中，最后赶到洋县。 到了洋县七中，我应该上高一，学校安排入学考试。由于我们是教育部分配来的，觉得自己很厉害，有点心高气傲，心想我们还需要考试吗？教务主任王江是一个大学新毕业生，西北大学地理专业出身，为人高傲，他认为你们牛什么，教育部安排的有什么了不起？要求入学加考一门地理。本来考试没有问题，主科都无问题。可是地理是副科，在学校不受重视，我们离开家乡，离开学校快有半年了，这样一来，地理考试不及格。结果，我还是读初中，被安排在洋县七中的初三。后来的事实说明，王江这个人野心很大，此后洋县七中闹学潮，发起驱逐校长运动，听说就是他在背后支持，据说他想当校长。 第二年，我重新参加考试，考上洋县七中。 在洛阳还有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打架。兵叫丘八，学生叫丘九，是兄弟俩。我们在洛阳时，就和士兵打过一次架。洛阳有很多伤兵，待遇很差，脾气也很大。我们这些学生从沦陷区来，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有一回和他们起了冲突，有几个学生回到招待所，说：“大伙儿跟着去！”大家马上集合起来，抄起棍子就去了。到了洋县，和当兵的又干过一次架。我也跟着去了，根本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一群人乱哄哄地就打了起来。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