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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抗战老兵李连仲
口述人：李连仲 采访人：齐春风（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叶铭（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博士后）、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 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 采访时间：2016年7月21日 采访地点：南京 整理人：叶铭 一、少年从军 我叫李连仲，曾用名李培英，1918年出生于河北保定，1934年考入国民党第10军军医学习班，1937年毕业后分配至10军41师野战医院做司药员。抗战爆发后参加南京保卫战，侥幸逃出南京城。1938年加入74军，在51师野战医院工作。抗战期间先后参加过武汉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雪峰山会战等。抗战胜利后参加内战，淮海战役结束后回到南京，后在市总工会、浦口医院、第一医院工作，最后从市总工会退休。 我家在河北保定市，离北平一百多里路。家里算是中农成分，我有弟兄4个、2个妹妹，都是共产党员。大妹夫原来是我们那边的区委书记，后来做了驻印度文化参赞，最后是湖北省外事办副主任，厅级干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都听说日本人侵略了，很残暴，老百姓很害怕。我那会已经念了两年私塾和小学，到1934年，我16岁的时候，因为家离北平近，家里害怕我的安危，于是爷爷叫我去南方找工作，我就和一个同乡到了湖北省襄阳市。我离开老家3年后，全民族抗战爆发，家乡成为八路军游击区，就是白洋淀，小兵张嘎那个地方。 到了那边，工作不好找，恰好老10军，就是军长为徐源泉的那个军，在招考医生训练班学员，我就报考了军医学习班。两年多以后毕业，1937年分配到第10军41师，在野战医院做司药员。大概到了4月、5月间，我们医院有个北京籍的少校调到团卫生所当主任，他很喜欢我，都是北方的嘛，让我跟他一起去。“七七事变”爆发后，我们师部在四川万县，团部在夔府。12月份，从四川坐船到南京参加保卫战，在栖霞山尧化门一带布防。我们那会带了很多药品和器械，因为药品太多了，不能跟着部队，少校就让我和另外2人在下关商埠街看着。过了3天，还没有人来接，那会大概是12月11号左右了，上海退兵和逃难老百姓很多，下关乱了。我们3个人商议了一下，因为我和少校关系好，我就说我去找部队。我雇了一条船，走了一个多小时，大概在11号找到了部队和少校主任。主任说，上面来命令了，南京不守了，晚上就要过江。我就问：“那药品怎么办？”再要坐船去下关，因为是上水，大概要两个多小时，主任说来不及了。我们师长丁治磐说，我们守的地方是死地，就找了几十只木船，找了1个团长指挥。上完一只船，走一只船，再回来接着渡。留在南京的另外两个人此后一直都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走掉，我至今也不清楚。我们那时1个师有2个旅，4个团，过了江之后走了两个多小时，向西过铁路到安徽全椒，整了一下队。又走了十几天到湖北麻城，停下来整顿。 二、在74军抗日经历 大约是1938年，正月过年的时候，74军在上海、南京损失很大，第10军抽了几千老兵去支持。我听说74军需要医务人员，于是和另外两个老兵去麻城县城找74军，最后在湖北荆门找到了74军51师。我们去军医处报到，因为74军需要医务人员，很欢迎我们。我们3个人，2个分在野战医院，1个分在团卫生队，继续整训补充。74军军长是俞济时，我们51师师长是王耀武。1938年要我们支援台儿庄，军部和58师在徐州下车，51师在铜山下车，下车时间大概是下午两三点。下车后我就去找房子住，医院需要大房子，我就找了个中学。大概下午三四点的时候，9架日本飞机先炸了火车站，后炸了铜山县城。 我其实本来已经找好防空洞了，但是看房子的人把后门锁了，我就想躲到城门头。我们院长就大喊，不让我躲到城门头里面，让我去院子大门两边找地方躲。我出门就一直跑，跑到城南找到一个防空洞躲了起来。日本飞机飞走了，我回到住的地方一看，原来想躲的城门头被炸了一个大坑，院长救了我。几天后台儿庄战役结束，74军奉命从徐州到郑州转武汉，又到九江，在九江德安布防，准备武汉会战。 长江江北是第五战区，司令官是李宗仁。江南属于第九战区，司令官是陈诚。我们军隶属于第1兵团，由薛岳和罗卓英指挥。武汉会战大概1938年7、8月间开打，我们在江南有20个师，日本有3、4个师团，还有旅团。打了半个多月，在打一个山头的时候，51师有个团长带了100人的敢死队从后山翻到山顶上去，下面部队开始进攻，这就是张古山战役。 顺便说一下，战前十几天我得了伤寒，我们马主任到后方医院买药，我吃了就好了。部队的卫生条件差，发病率高，其中肠胃病最多，还有呼吸道疾病。那会水都不干净，都是喝的池塘水，和老百姓喝得一样。 仗打起来之后，伤亡很大，我每天除了抢救伤员还要转运伤员。我们医院在德安以南十几里路的镇上，我每次去带伤员，送到修水北边20里路的地方（名字没有听清），每天我都要带百十个轻伤员。伤员到医院，一般在前线团卫生队都处理过，我们医院处理那些没有处理过的，我们技术不高，一般都不能做手术，就是用急救包，包扎好送后方医院。受伤很痛苦的，救不下来就死了。万家岭、张古山都是如此，我们担架兵太少，很多人下不来。 因为汽车很少，送弹药去前线的车回来的路上带重伤员，轻伤员都是自己走去的。马路上人来车往，和现在城里大马路一样。日本飞机就来了，飞得很低，不但丢炸弹，还用机枪扫射。我们都趴在路边的洼地里，每次飞机来都有人死伤，路上很乱。半个月左右天天都这样，这是抗战以来最危险的时期，感觉比上海的时候还危险，虽然我那时不在74军，但听部队里面都这么讲。我们年轻人为了抗战，都是不怕死的，院长也让我们坚持下来。部队经费很困难，各种设备都跟不上。医院里一般都是一些救急包，还有夹板。药品一般都是消化道、呼吸道药品，药品比较少，医疗条件不好。 医院的伙食很简单，几乎没有荤菜。后方伤兵医院平时都是素菜、素汤，吃得都是陈米。抗战时候官兵生活很艰苦，营长以上要好一点，连长以下都是很苦的。1943、1944年前最困难，营养根本谈不上。后来美国支援我们，才有了肉罐头吃。后勤补给也很差，军服一年发两件，夏天单衣，冬天棉袄。有了美援以后，每人能发一条羊毛的黄毯子。不过抗战时候部队（官兵）逃亡很少，抗战胜利后反而有很多人回家去了。 前方非常紧张，打了20多天，万家岭战役结束了，106师团基本被我们消灭了，是最凶的一次战争。74军立了大功，王耀武接替俞济时当了军长，张灵甫当了旅长，这个俞济时是蒋介石的外甥。战役结束后，我们向修水撤退，后来保卫南昌、高安、上高，在江西两年多。 记不清是1940年还是1939年，长沙战役开始，74军奉命从江西出发支援长沙。部队到浏阳过捞刀河，到了一座三四百米高的交吉岭（音）。日本人侦查到74军从这里过，来了9架飞机轰炸，74军损失很大，超过了淞沪、南京的损失。我们十几个同事，包括院长和马主任都因为过捞刀河的时候船翻了，牺牲了，王耀武非常生气。部队到醴陵集结后，就往长沙开去了。敌人离长沙四十里的时候，发生了长沙大火，烧死了很多人，城里没有几间房子了。当时长沙警备司令叫酆悌的，是黄埔一期的，被枪毙了，那时湖南省省主席是张治中。以后，74军一直在湖南了。74军后来改到了第四方面军，保卫全国最大的、陈纳德搞的芷江飞机场。 三、战后到解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知道抗战胜利，那当然很高兴，心里想着国家给一个适当工作，成家立业，或者自己开诊所也行。8月底的样子，74军奉命守卫南京。我们从邵阳武冈步行十几天到汉口，在路上碰到日本军队，他们交枪去了，到武汉集结，他们就和我们走在一起。到武汉后乘船两天到南京，军部在孝陵卫，那时军长是张灵甫了。51师师长是邱维达，师部在中山北路。我在151团卫生队当队长，我们团在板桥。 大概是1946年吧，我们在板桥受降日本1个师团。我们74军那时作为南京的警卫部队，大约在1946年9、10月间参加内战。我们74军，就两次，一次在孟良崮，一次在淮海。淮海战役时，在突围的时候有一部分大概100多位伤病员在徐州，除了伤员还有病员，我那会是野战医院副院长，部队乱了，我就换便衣去徐州住了几天。那时徐州外来人口多，城里很乱。军管会发通知，愿意离开徐州的去登个记给开路条。我就去登记了，因为我那会爱人在南京。 1949年年底全国解放，我找了个以前的同事在板桥开个诊所。1950年参加工作，先在上新河那边的搬运工会医务室，1953年调到市总工会。1957年困难时期，下放到浦口医院。1960年因为爱人去世，家里人口多，市总工会把我调到第一医院，做了1年。组织对我们还是很关心的，后来市总工会恢复医务室，我就回去了。1969年下放农村，下放9年，在公社卫生院，后来又回总工会。1980年62岁退休，因为那会还是顶替制度，小儿子顶替我去文化宫工作。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