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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口述③|九旬老八路吴湘聚:少时熟读斯诺作品,向往延安(上

时间:2017-07-28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课题组 点击:
【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

      【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95岁八路军吴湘聚。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供图
 
      口述人:吴湘聚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王喜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9月26日
      采访地点:安徽工业大学教师家属区
      整理人:肖晓飞
 
      一、熟读斯诺向往延安
 
       我叫吴湘聚,1922年3月30日生于河南濮阳。老家在濮阳别驾寨村,意思是老百姓曾在此地与前来巡游的皇帝告别。我是地主家庭出身,爷爷是大地主,家里有一千多亩地。父亲叫吴凌图,兄弟三人,三兄弟分家后,每人三百亩地,就变成中小地主。老家在冀鲁豫交界处,土匪活动较多,别驾寨村待不下去,就搬到濮阳城中,我生在濮阳城。当时濮阳不归河南省管,而是河北管。
 
      家中五个孩子,其中兄弟三人,我排老四,上面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吴湘丁和我一样,投奔的延安,后来在辽宁师范大学工作,已经去世。二哥吴相焱1937年在许昌时不愿意去延安,到淅川继续读书,毕业以后考上黄埔军校,1949年以后去了台湾,1989年、1992年回来过两次。我离开濮阳六十多年,后来只回去过一次,待了一天,老家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13岁以前的我一直生活在濮阳,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包括六年的小学时光。6岁开始上学,学校叫濮阳县立第一模范小学。后来我才知道一年级班主任是老地下党,叫刘晏春,他上的是中央党校,后来在大后方延安遇上。1949年我在芜湖时候,我的父母曾找到他,他当时是平原省委组织部长,父母通过他得知我在芜湖,他把我父母送到芜湖来,这样我才和父母重聚。
 
      1933年小学毕业考初中,一般的县城没有中学,濮阳县较大,自己有财力,设有一个初中,但质量不高,因此我就不愿意在濮阳上中学,跑到河北省省会保定——那里有好几所好的中学。
 
      我上的叫育德中学,是个私立中学,在保定可以说是一流中学,在华北也很有名。河北、河南的学生很多,还有湖北来的学生,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两点:一是教学质量好,它的毕业生报考北大、清华,录取率是百分之六十,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二是学校有特殊政治背景,所谓“特殊”,是因为它由革命党同盟会创办。
 
      1905年同盟会为了推动华北地区的活动,决定在保定建立一个活动中心,孙中山和黄兴就商量办一个学校来掩盖革命活动。育德中学拥有这样历史背景,是其他学校很难比的。育德中学校长叫郝仲青,是个老同盟会员,我去的时候他已是六十多岁老校长。学校人很多,设有三大处:训育处、教育处、后勤处。训育处主任叫李涤支,是个书法家,保定很多商店招牌都是他题写。我于1933年考入育德中学,一直读到1935年,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学校三十周年。学校为此还专门编了个材料讲述学校的历史,我这才知道学校的情况。
 
      育德中学是私立学校,地下党成员较多,是活动中心。我在学校看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受到的影响很大,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另外,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是河北党组织的头儿,他在高一年级组织了一个历史研究会——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在延安遇到这个老师,他做了毛主席的政治秘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打进中国,保定很快失守,育德中学由于特殊历史背景选择内迁——作为华北唯一内迁的中学,迁到河南漯河。七七事变发生时正值暑假,我已经放假在家,心想完了,这以后上不成学了。等到8月底,接到通知说学校内迁漯河,9月开学。我就赶到漯河继续上学。可是不久坏消息再度传来,家乡濮阳也被日本人占领,这么一来经济来源断了,学上不下去了。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对华北沦陷区的学生还是很注意的,在许昌设立一个办事处,专门收容华北沦陷区学生,准备集中搬迁到河南、四川交界处的淅川,在那里办一个国立联合中学,包吃包住,不要学费,专门解决沦陷区没有依靠学生的问题。在没有集中搬迁以前,我们都住在一个大庙里,这一批学生中各种思潮都有。有的就等着安心到淅川去上学,这是多数。有的就说现在战争爆发,学上不下去,要直接参加抗战。要直接参加抗战学生中又有不同想法,有人认为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是正统,要参军就考到黄埔学校去;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要到延安去。我则属于后者。我的二哥则在此时去淅川读书,毕业后考取了黄埔军校。
 
      到延安去很不容易,那时候延安还不那么开放,一般没有关系进不去。既然没有条件,我就想着用迂回的办法。当时阎锡山跟我们党关系还可以,阎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老总和卫立煌是副司令长官。延安、黄埔、阎锡山都要争取进步青年。阎锡山就在山西临汾仿照延安创立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聘请了很多有名教授,如史良、李公朴。对外宣传是和八路军合作,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
 
      它在郑州也设立一个招生处,郑州和许昌很近,我就抱着能不能和八路军接触的想法,到郑州报考了民族革命大学。我们很多人一起报考,由于人太多,临汾容不下,在运城设立了第三分校,学习了两个月。后来敌人进攻晋南,临汾、运城失守,学校转移到黄河边上的河津县。本来想在河津办下去,但日军很快追到河津县。所以紧接着就连夜爬龙门山,早晨到达山顶。民族大学的头儿说:“我不懂军事,现在没有办法,你们各走各的逃生吧!”我们同学中有四五人比较相好的,结伴顺着黄河往北走,走到吉县。
 
      这时阎锡山也退到吉县,他想把学校重新办起来。他给我们上过一次课,正上课时,卫立煌从前线回来了,我们同学就欢迎卫立煌讲话。卫立煌不肯,说:“我不会讲话,不会讲话。”阎锡山操着山西口音说:“跟他们讲几句,讲几句。”他毫无准备,只好说:“同学们,我不会讲话,情况紧急,散了吧!”这是1937年11月左右的事。本来是要从这儿过河,阎锡山先过去,民族革命大学学生后渡河。只有一条船,先渡女生,后渡男生,女生刚过完,阎锡山在前线的溃军下来了,在河边机枪一架,说你们谁也不许上船。男生就没办法上船了,这时武汉有个同学站出来(名字已忘),他曾经游过长江,他说我渡过去,牵根绳子拉你们。结果黄河的水和长江不一样,11月已经结冰,跳进去后,很快人就没了。过黄河的希望是没有了,就漫无目的地走,往北走到一个渡口,碰到八路军的一只船。我们和他们商量,希望能帮忙渡河,在八路军帮助下渡过黄河。
 
      渡河后我们到达陕西宜川县,阎锡山总部设在宜川县,民族革命大学在此复校。当时照我的设想是去延安,但是同行的几个人说吃不了那么多苦,不想再辛苦,到了宜川民族革命大学就停下来。我们在宜川又学习了一段时间。
 
      后来感觉学校实在不像个样子,没有希望,我们五六个人开小差,步行到韩城,接着步行到西安。那时没有粮食,沿途要饭吃,到老百姓家要着吃,过了黄河以后进入边区,边区老百姓对我们很好。此时我的大哥吴湘丁在安吴堡,他联系上我,找我参加革命。终于,经过诸多曲折,吃尽各种苦头,1938年5月我到达离西安四十多公里的安吴堡。
 
      二、从安吴堡到抗大
 
      安吴堡有个党中央办的青年训练班,简称“安吴堡青训班”。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斌,副主任是胡乔木。两个重要的骨干分别是刘瑞龙和张琴秋,刘瑞龙是刘延东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张琴秋是有名的红军妇女团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这四个人是安吴堡青训班的管理人员。
说是青训班,教育质量很高,因为上课的老师水平很高。主要课程是胡乔木讲,革命历史由刘瑞龙讲。在安吴堡主要还讲了很多当时的抗日政策,例如《论持久战》就是刘瑞龙讲授。由于冯文炳是兼任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延安和安吴堡两头跑,真正主持工作的是胡乔木。我在上中学时候就知道胡乔木这个人,因为一二·九运动,知道他是北京学生运动领袖,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干部。
 
      在安吴堡的两个月,生活待遇还不错。当时是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还比较不错,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大米不往延安送,在安吴堡就吃了。到安吴堡前穿着还是阎锡山发的棉衣,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没办法,我在西安的中国银行把家里的金戒指卖掉了,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衣服只有这一件,没得换,每逢礼拜天到附近河里洗澡,去的时候先洗衣服,衣服晾在沙滩上,再洗澡,等衣服干了再穿。安吴堡120多人年龄参差不齐,大一点的三十来岁,小的就像我这样的,十五六岁,也有的还当过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其中大约有十几个女生,那时大家都比较老实,虽有女生,也没有恋爱的现象。
 
      我是5月底到的,6月1日开学,这里是短期训练班,每一期一个月,我学了两个月,因为到7月1日结束时学校选了一部分学生留校继续培养,我于是又学了一期,于7月底毕业。毕业后经过筛选,选了一百二十多人组成一个连队,输送到延安进修。从安吴堡到延安的路上常有国民党设卡,还有土匪出没,常出事故,为了应付这个,所以组织一个连集体行动。我在青训班里是个活跃分子,所以内部选举时当了排长。连队于8月1日动身,8月10日到达延安,路上走了整十天。我们一个连队打着旗号,路上比较顺利,没有什么意外。唯独赶路吃苦,每天早晨七点多出发,十一点多休息,跳到河里洗个澡,随便找个庙睡午觉,下午再赶路。
 
      到了延安,我们这批人都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就是“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抗大开学典礼由毛主席讲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到延安学什么?三个内容——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三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在延安你们就学习这三点。”罗瑞卿是教务长,讲话最多。林彪虽是校长,但不大讲话,他的湖北口音很重。
 
      在抗大生活很丰富,有时抗大和陕北公学篮球比赛,毛主席也来看。正比赛时,毛主席来了,罗瑞卿赶紧上去敬礼。大家则继续打比赛,很随便。江青那时也出来散步,我们也看见过。抗大伙食的就不如安吴堡了,吃小米,还有萝卜、山药蛋,大锅煮熟,白菜都吃不上。当时规定三钱油,三钱盐,比较艰苦。抗大发军装,灰色布料子,和八路军军服一样,领章上有“抗大”二字。
 
      抗大的老师都是名教授,像徐懋庸、何思进等。徐懋庸过去是上海左翼的首领,和鲁迅打过官司,给我们讲哲学和社会科学。何思进是中山大学的老教授,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在抗大的三个多月,我接受了很多教授的教育。
 
      抗大里男生一个大队,女生一个大队,各自分开管理,也不准谈恋爱。(19)40年代以后,要求结婚的青年干部比较多,开始流传“二八七团”说法,后来改为“二八五团”,即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才能结婚。这是部队的规定,地方干部不管。有没有文件则不清楚。
 
      1938年11月初,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人开始采取对国民党诱降政策,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日军开始轰炸延安,延安于是疏散抗大学生,我们这个连队被送到瓦窑堡。从延安到瓦窑堡的途中还曾路过黄帝陵,我们在黄帝陵参观了一下。
 
      我们在延安叫做抗大第四大队,瓦窑堡有个抗大第一大队,到瓦窑堡后就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一大队政委叫胡耀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胡耀邦。大队学生每天早上出早操,政委都要跟着出操,胡耀邦那时看起来很活跃,还给我讲过课。
 
      在瓦窑堡呆了两个多月,中央这时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六中全会对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怎么办作了布局,党中央的决策就是集中力量发展、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落实这个任务,中央决定抗大建立两个分校,一分校在晋东南,是八路军总部所在,二分校在晋察冀灵寿县一个叫陈庄的村庄,就是聂荣臻领导的根据地。我被编入二分校进入晋察冀。晋察冀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冀西地区,一个是冀东地区,冀西地区大约三十多个县,冀东地区七十多个县。当时叫晋察冀中央局,开始时叫中央分局,分局的书记是彭真,司令员是聂荣臻。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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