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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3个月后，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名单公布，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连红申报的“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中标立项。2016年3月至今，课题组人员与民间志愿者携手，已经完成老兵口述访谈近500人。此项工作预计到2020年12月结束。 从7月8日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该课题组授权，刊登部分抗战老兵口述访谈。 
95岁八路军吴湘聚。 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课题组 供图
口述人：吴湘聚 采访人：王志龙（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肖晓飞（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莫非（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口述历史工作室工作人员）、王喜琴（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研究生） 采访时间：2016年9月26日 采访地点：安徽工业大学教师家属区 整理人：肖晓飞 一、熟读斯诺向往延安 我叫吴湘聚，1922年3月30日生于河南濮阳。老家在濮阳别驾寨村，意思是老百姓曾在此地与前来巡游的皇帝告别。我是地主家庭出身，爷爷是大地主，家里有一千多亩地。父亲叫吴凌图，兄弟三人，三兄弟分家后，每人三百亩地，就变成中小地主。老家在冀鲁豫交界处，土匪活动较多，别驾寨村待不下去，就搬到濮阳城中，我生在濮阳城。当时濮阳不归河南省管，而是河北管。 家中五个孩子，其中兄弟三人，我排老四，上面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吴湘丁和我一样，投奔的延安，后来在辽宁师范大学工作，已经去世。二哥吴相焱1937年在许昌时不愿意去延安，到淅川继续读书，毕业以后考上黄埔军校，1949年以后去了台湾，1989年、1992年回来过两次。我离开濮阳六十多年，后来只回去过一次，待了一天，老家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13岁以前的我一直生活在濮阳，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包括六年的小学时光。6岁开始上学，学校叫濮阳县立第一模范小学。后来我才知道一年级班主任是老地下党，叫刘晏春，他上的是中央党校，后来在大后方延安遇上。1949年我在芜湖时候，我的父母曾找到他，他当时是平原省委组织部长，父母通过他得知我在芜湖，他把我父母送到芜湖来，这样我才和父母重聚。 1933年小学毕业考初中，一般的县城没有中学，濮阳县较大，自己有财力，设有一个初中，但质量不高，因此我就不愿意在濮阳上中学，跑到河北省省会保定——那里有好几所好的中学。 我上的叫育德中学，是个私立中学，在保定可以说是一流中学，在华北也很有名。河北、河南的学生很多，还有湖北来的学生，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两点：一是教学质量好，它的毕业生报考北大、清华，录取率是百分之六十，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二是学校有特殊政治背景，所谓“特殊”，是因为它由革命党同盟会创办。 1905年同盟会为了推动华北地区的活动，决定在保定建立一个活动中心，孙中山和黄兴就商量办一个学校来掩盖革命活动。育德中学拥有这样历史背景，是其他学校很难比的。育德中学校长叫郝仲青，是个老同盟会员，我去的时候他已是六十多岁老校长。学校人很多，设有三大处：训育处、教育处、后勤处。训育处主任叫李涤支，是个书法家，保定很多商店招牌都是他题写。我于1933年考入育德中学，一直读到1935年，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学校三十周年。学校为此还专门编了个材料讲述学校的历史，我这才知道学校的情况。 育德中学是私立学校，地下党成员较多，是活动中心。我在学校看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受到的影响很大，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另外，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是河北党组织的头儿，他在高一年级组织了一个历史研究会——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在延安遇到这个老师，他做了毛主席的政治秘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打进中国，保定很快失守，育德中学由于特殊历史背景选择内迁——作为华北唯一内迁的中学，迁到河南漯河。七七事变发生时正值暑假，我已经放假在家，心想完了，这以后上不成学了。等到8月底，接到通知说学校内迁漯河，9月开学。我就赶到漯河继续上学。可是不久坏消息再度传来，家乡濮阳也被日本人占领，这么一来经济来源断了，学上不下去了。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对华北沦陷区的学生还是很注意的，在许昌设立一个办事处，专门收容华北沦陷区学生，准备集中搬迁到河南、四川交界处的淅川，在那里办一个国立联合中学，包吃包住，不要学费，专门解决沦陷区没有依靠学生的问题。在没有集中搬迁以前，我们都住在一个大庙里，这一批学生中各种思潮都有。有的就等着安心到淅川去上学，这是多数。有的就说现在战争爆发，学上不下去，要直接参加抗战。要直接参加抗战学生中又有不同想法，有人认为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是正统，要参军就考到黄埔学校去；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要到延安去。我则属于后者。我的二哥则在此时去淅川读书，毕业后考取了黄埔军校。 到延安去很不容易，那时候延安还不那么开放，一般没有关系进不去。既然没有条件，我就想着用迂回的办法。当时阎锡山跟我们党关系还可以，阎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老总和卫立煌是副司令长官。延安、黄埔、阎锡山都要争取进步青年。阎锡山就在山西临汾仿照延安创立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聘请了很多有名教授，如史良、李公朴。对外宣传是和八路军合作，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 它在郑州也设立一个招生处，郑州和许昌很近，我就抱着能不能和八路军接触的想法，到郑州报考了民族革命大学。我们很多人一起报考，由于人太多，临汾容不下，在运城设立了第三分校，学习了两个月。后来敌人进攻晋南，临汾、运城失守，学校转移到黄河边上的河津县。本来想在河津办下去，但日军很快追到河津县。所以紧接着就连夜爬龙门山，早晨到达山顶。民族大学的头儿说：“我不懂军事，现在没有办法，你们各走各的逃生吧！”我们同学中有四五人比较相好的，结伴顺着黄河往北走，走到吉县。 这时阎锡山也退到吉县，他想把学校重新办起来。他给我们上过一次课，正上课时，卫立煌从前线回来了，我们同学就欢迎卫立煌讲话。卫立煌不肯，说：“我不会讲话，不会讲话。”阎锡山操着山西口音说：“跟他们讲几句，讲几句。”他毫无准备，只好说：“同学们，我不会讲话，情况紧急，散了吧！”这是1937年11月左右的事。本来是要从这儿过河，阎锡山先过去，民族革命大学学生后渡河。只有一条船，先渡女生，后渡男生，女生刚过完，阎锡山在前线的溃军下来了，在河边机枪一架，说你们谁也不许上船。男生就没办法上船了，这时武汉有个同学站出来（名字已忘），他曾经游过长江，他说我渡过去，牵根绳子拉你们。结果黄河的水和长江不一样，11月已经结冰，跳进去后，很快人就没了。过黄河的希望是没有了，就漫无目的地走，往北走到一个渡口，碰到八路军的一只船。我们和他们商量，希望能帮忙渡河，在八路军帮助下渡过黄河。 渡河后我们到达陕西宜川县，阎锡山总部设在宜川县，民族革命大学在此复校。当时照我的设想是去延安，但是同行的几个人说吃不了那么多苦，不想再辛苦，到了宜川民族革命大学就停下来。我们在宜川又学习了一段时间。 后来感觉学校实在不像个样子，没有希望，我们五六个人开小差，步行到韩城，接着步行到西安。那时没有粮食，沿途要饭吃，到老百姓家要着吃，过了黄河以后进入边区，边区老百姓对我们很好。此时我的大哥吴湘丁在安吴堡，他联系上我，找我参加革命。终于，经过诸多曲折，吃尽各种苦头，1938年5月我到达离西安四十多公里的安吴堡。 二、从安吴堡到抗大 安吴堡有个党中央办的青年训练班，简称“安吴堡青训班”。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斌，副主任是胡乔木。两个重要的骨干分别是刘瑞龙和张琴秋，刘瑞龙是刘延东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张琴秋是有名的红军妇女团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这四个人是安吴堡青训班的管理人员。 说是青训班，教育质量很高，因为上课的老师水平很高。主要课程是胡乔木讲，革命历史由刘瑞龙讲。在安吴堡主要还讲了很多当时的抗日政策，例如《论持久战》就是刘瑞龙讲授。由于冯文炳是兼任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延安和安吴堡两头跑，真正主持工作的是胡乔木。我在上中学时候就知道胡乔木这个人，因为一二·九运动，知道他是北京学生运动领袖，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干部。 在安吴堡的两个月，生活待遇还不错。当时是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还比较不错，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大米不往延安送，在安吴堡就吃了。到安吴堡前穿着还是阎锡山发的棉衣，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没办法，我在西安的中国银行把家里的金戒指卖掉了，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衣服只有这一件，没得换，每逢礼拜天到附近河里洗澡，去的时候先洗衣服，衣服晾在沙滩上，再洗澡，等衣服干了再穿。安吴堡120多人年龄参差不齐，大一点的三十来岁，小的就像我这样的，十五六岁，也有的还当过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其中大约有十几个女生，那时大家都比较老实，虽有女生，也没有恋爱的现象。 我是5月底到的，6月1日开学，这里是短期训练班，每一期一个月，我学了两个月，因为到7月1日结束时学校选了一部分学生留校继续培养，我于是又学了一期，于7月底毕业。毕业后经过筛选，选了一百二十多人组成一个连队，输送到延安进修。从安吴堡到延安的路上常有国民党设卡，还有土匪出没，常出事故，为了应付这个，所以组织一个连集体行动。我在青训班里是个活跃分子，所以内部选举时当了排长。连队于8月1日动身，8月10日到达延安，路上走了整十天。我们一个连队打着旗号，路上比较顺利，没有什么意外。唯独赶路吃苦，每天早晨七点多出发，十一点多休息，跳到河里洗个澡，随便找个庙睡午觉，下午再赶路。 到了延安，我们这批人都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就是“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抗大开学典礼由毛主席讲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到延安学什么？三个内容——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三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在延安你们就学习这三点。”罗瑞卿是教务长，讲话最多。林彪虽是校长，但不大讲话，他的湖北口音很重。 在抗大生活很丰富，有时抗大和陕北公学篮球比赛，毛主席也来看。正比赛时，毛主席来了，罗瑞卿赶紧上去敬礼。大家则继续打比赛，很随便。江青那时也出来散步，我们也看见过。抗大伙食的就不如安吴堡了，吃小米，还有萝卜、山药蛋，大锅煮熟，白菜都吃不上。当时规定三钱油，三钱盐，比较艰苦。抗大发军装，灰色布料子，和八路军军服一样，领章上有“抗大”二字。 抗大的老师都是名教授，像徐懋庸、何思进等。徐懋庸过去是上海左翼的首领，和鲁迅打过官司，给我们讲哲学和社会科学。何思进是中山大学的老教授，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在抗大的三个多月，我接受了很多教授的教育。 抗大里男生一个大队，女生一个大队，各自分开管理，也不准谈恋爱。（19）40年代以后，要求结婚的青年干部比较多，开始流传“二八七团”说法，后来改为“二八五团”，即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才能结婚。这是部队的规定，地方干部不管。有没有文件则不清楚。 1938年11月初，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人开始采取对国民党诱降政策，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日军开始轰炸延安，延安于是疏散抗大学生，我们这个连队被送到瓦窑堡。从延安到瓦窑堡的途中还曾路过黄帝陵，我们在黄帝陵参观了一下。 我们在延安叫做抗大第四大队，瓦窑堡有个抗大第一大队，到瓦窑堡后就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一大队政委叫胡耀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胡耀邦。大队学生每天早上出早操，政委都要跟着出操，胡耀邦那时看起来很活跃，还给我讲过课。 在瓦窑堡呆了两个多月，中央这时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六中全会对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怎么办作了布局，党中央的决策就是集中力量发展、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落实这个任务，中央决定抗大建立两个分校，一分校在晋东南，是八路军总部所在，二分校在晋察冀灵寿县一个叫陈庄的村庄，就是聂荣臻领导的根据地。我被编入二分校进入晋察冀。晋察冀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冀西地区，一个是冀东地区，冀西地区大约三十多个县，冀东地区七十多个县。当时叫晋察冀中央局，开始时叫中央分局，分局的书记是彭真，司令员是聂荣臻。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