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时，她还不到16岁，回上海探亲，家人问她乡下苦不苦，她回答说“还好”；问干活累不累，回答还是“还好”，问乘车挤不挤，回答依旧是“还好”。
她下乡在古鲜卑、契丹、女真等民族的祖居之地，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是茫茫荒野，沙尘连天，既偏远、贫穷，又闭塞、落后的蒙汉杂居的地方。吃的是粗粝的玉米高粱，住的是“干打垒”土屋，怎么会不苦？每日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日落才回到屯子，疲乏得只想躺在地上就睡，连晚饭都不想吃，怎么会不累？从东北边陲的乡野到几千里外的上海，要几经倒车，列车上总是人满为患而且还一票难求，怎能不挤？
在别人眼里的苦啊累啊，到她这则轻描淡写，不是什么事儿了。
她平淡人生，但不是没有追求，可以说她一生都在追求……
刻印着时代烙印，她无法跳出樊笼，她追求过红领巾……三好学生……班长……中队主席……，她一一实现着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直到文革到来。
跟大多数善良的中国人一样，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击打得晕头转向，唯有按照伟大领袖的指示来要求自己，改造自己。于是，发现了自己身上无尽的受资产阶级侵蚀的思想和行为，并努力克服着：穿最朴素的衣服，留最难看的发型……，完美的榜样人物是刘胡兰、刘文学、雷锋……
乡下当农民，三年风雨无阻随“贫下中农”出工，不辞劳苦，顶一个男劳力；进城当工人，年年超额完成指标，先进生产者的大幅照片挂在厂大门口的光荣榜里。她就这样要求自己，改造着自己。
然而，尽管努力依旧，她的所有追求都变得步履维艰，包括夙愿：加入共产党。那个时代，这个追求只不过想与一般人有着同等的社会地位而已，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家庭出身往往决定着高贵的社会地位和“贱民”的社会地位。不幸的是，她有一个在国军当过军医的父亲，和一个抗战时期曾在军统服务过且在兴凯湖服刑的舅舅，显然，她这辈子是绝无出头之日的，而她自己浑然不知，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1976年，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重回轨道，拨乱反正的大好事之一就是高校恢复招生，1978年，她考入大学，重返校门读书。
大学生活给她的视野开了一扇窗，使她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现实社会。那时“伤痕文学”骤起，价值观的重新审视以及对文革的反思在高校里表现得尤为热烈，她的思想不再受“正统”约束，开始独立思考，回顾过去，一切都那么幼稚可笑！从此，她不再追求任何主义和思想，她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对人的尊重和对社会的贡献。
不变的信条是她一如既往地真诚待人，无论亲人、同事或她自己的学生。
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重点高中，当了高一年级的班主任。她除了教学认真尽职，对班里学生也一视同仁。一次公开课上，她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特意点了两个差生起立回答问题。课后学生找到她，说根本没有想到老师会提问自己，觉得很有面子。一般公开课，任课老师都会提问一些学习优秀的学生，而且还会提前打招呼让作准备。公开课上这个学生以为没有自己的事，没想到老师会提问他，此后一扫以往的自卑感，因此很感激老师。
得知她去世的消息，远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学生纷纷来函吊唁，其中一幅挽联写到：
江南才女，秀外慧中，耿耿丹心垂青史；
人生导师，品正德高，谆谆教诲留人间。
调来苏州后在报社工作，当时来报社反映情况，请求帮助的各种人等很多，凡是她接手处理，都不会没有结果，不了了之的；她曾帮被警察暴打的打工仔和看门老人讨回公道；曾为因客观报道社会新闻而被地方黑恶势力围攻、恐吓、谩骂的通讯员伸张正义；为呼吁社会关注外来民工子女的教育，她特意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信并被播出。
报社是官媒，作为员工，她是不能够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但她还是尽量利用有限的自主空间来关注弱势群体，她倡导社会给贫困地区、灾区捐款捐物，自己则每年都要送出或寄出一大包衣物；她深入当地各官营或私立的养老机构，了解它们的现状，就其利弊撰写论文在报上发表，为即将出现的老年社会如何解决养老问题提出前瞻性思考。
她自16岁离开上海后，当过农民、工人、大学生、教师、记者，她生平的每一个环节，都能与人和睦相处，即使被人误会，诟病，她相信时间会澄清和化解一切，而不是去申辩或相争。
她从学校调到报社工作，众所周知，报社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记者又号称无冕之王，好在她向来低调，遇到一些不着边际的报道、软广告、文理不通的文章，她明明知道是故意作祟却佯装不知，仍认认真真仔细审稿，不予计较，文章则该上的上，该撤的撤。时间长了，这些记者和编辑也了解了她的为人，逐渐成为她的朋友，特别是一些女记者、编辑，把她当作闺蜜、师长，凡家长里短都向她倾诉。她们还经常涌来家中，在一起叽叽喳喳像一帮孩子，而她，总是像一个忠厚的家长微笑着……倾听着……
她对学生、同事尚且如此，对亲人特别是长辈更是孝顺之至。一年江南大雪，她顶风冒雪从东北去宁波乡下看望独居的奶奶，陪奶奶过年，用酒瓶作擀面杖为奶奶包了她想吃的馄饨；调来苏州工作后，她把上海父母接来身边照料，多年如一日直至自己染病不治。她还多年给发配黑龙江年迈的舅舅寄钱寄物，舅舅刑满释放后在北大荒当农民，她特意千里迢迢前往探望，还曾试图为舅舅的平反奔走。她临终时，嘱咐的不是自己的后事，而是要家人继续接济双目失明，两耳失聪的舅舅。
这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叫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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