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年七月到黑龙江萝北县军川农场下乡的。当年的年底,那是共和国政治历史上最严酷的冬季,似乎把人的灵魂都冻结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也进入了这个偏僻的地方。我们生产队小学校里有个教员,因为出身是富农被“打倒”了,队长找到我,叫我明天别下地了,到学校教书去吧。 当老师的第一个早晨,我摸黑起床,早早生起教室的炉火,四面漏风的土草房弥漫了缕缕暖意。我教的是二年级和四年级复式班。11个孩子相继来到教室,最小的十岁,最大的比我小三岁。我做梦也没梦到自己当教师。上课时,心慌得不行,憋得脸通红,眼睛瞅着自己的鼻子,结结巴巴说了一句:“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了。”学生们相互看了看哄堂大笑…… 从那天起,我每天上课时,先给二年级讲完便让他们做作业,再给四年级讲课,一天“车轮大战”累得我声嘶力竭,而且算术,语文、政治、自然、体育各学科都是自己教。班里有个学生从小父母就去世了,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后来爷爷也死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经常到他家照料他,帮他奶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还有一个学生父亲患精神病,母亲身体不好,家里的生活被打乱了,于是我每天到她家挑水,劈柴。这两个学生家房前屋后的菜园子也都是我帮助春种秋收,过冬前,我带领大一点的男学生帮他们两家抹房子,封窗户。当初全校男孩子的头发都由我来理,后来部分孩子的父亲也来找我理发。 在那个最“革命”的年代,也是老百姓最愚昧的年代。好些父母不愿让女孩念书,这些女孩子只能在教室门口看热闹。我心酸极了,就去这些女孩家进行家访,动员她们的父母让孩子上学。1968年11月农场变为兵团后,我担任了连队小学校的校长。我发现学校经费太少了,于是按着毛主席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带领着师生们用锹镐开垦了30亩荒地。秋收时,把马铃薯、白菜、萝卜、茄子、辣椒卖给食堂,把挣来的钱为学校购买篮球、足球、跳绳等体育用品,还为困难的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文具。为了参加团部的中小学运动会能取得好成绩。盛夏顶着烈日,我们在校园里进行了赛前排练,各年级的学生穿着免费提供的海军运动衫和白色短裤,举着彩旗列着整齐的方阵,进行走步或做操。1969年我校获得农场小学组体育比赛团体第一名,1970年我校获得农场小学组足球比赛冠军。每到夜晚,在连队大食堂里,我校的学生在天津知青宋增芬老师的编导排练下,为全连老职工和知青们演出了《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等片段,小李玉和、小杨子荣、小铁梅、小常宝等活灵活现,观众席上欢声笑语,掌声不断。 由于我们学校的工作符合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学生和家长们反映比较好,1969年、1970年我连续两年出席了团和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1年4月29日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每每回忆起当年下乡当老师的这些往事,不免仍有些激动。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