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情缘黑土地——记上海下乡知青翁德坤

在上山下乡四十年之际，回首往事：
我深深眷恋着第二故乡——北大荒，
我认为：老知青要有新奉献；
我建议：老知青可以“二次下乡”，以新的知识、文化、理念，积极参加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工作，为和谐社会建设再次做出知青一代的新贡献。                                 ——翁德坤

“在上海交大附中校史陈列室中，有一幅大照片，是你和20多位66届同学四十年前赴黑龙江军垦农场时拍的，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7月4日下午，上海第一个高温日，记者来到上海农科热线办公室，为抓紧采访正紧张工作的高级编辑翁德坤，我们开门见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是北大荒培养、锻炼了知青一代”
“离开交大附中40多年了，母校老师大热天来采访，我很感动，深深感谢母校对学子的关怀。四十年前，我们六六届正毕业分配，当时的口号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基层、边疆、工矿；当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对我们武力威胁，在东北边境陈兵百万，磨刀霍霍。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在召唤我们坚决报名到北大荒去，1968年8月，我们66届24名同学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3团。33团原先是国营854农场，是老铁道兵、转业官兵1956年开发的。虽然，我们当时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是我们却认为，这里还不够艰苦，年轻人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既然我们来到了北大荒，那么就应该像拓荒者那样从零开始，从搭马架、住草棚、新开荒开始。所以，刚来没几个月，听说兵团新组建第六师，要在完达山北面的三江大平原上再建十几个农场，而且那里离“苏修”更近，上战场的机会更多。于是，大家都争抢报名去六师。最后，被批准的只有黄彪、龚少年、范久戈三个同学。那张照片就是1968年冬，我们欢送他们三人去六师时拍的。至今一晃就是四十年了，没想到母校还把照片放了半堵墙那么大，作为永久保留，真是师生情深，校友情深啊。
“你在北大荒一待就是十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什么收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北大荒这十年对你一生有哪些影响？”我们接连提出了几个问题。
“北大荒十年，收获很多很多。首先，我们学会了农活，学会了生活。刚出校门的我们，什么都不懂，在北大荒父老乡亲手把手的教育下，我们认识了各种庄稼，学会了锄草、割麦、摊场、扬场、打戳子、灌麻袋、抗麻包、上跳板、圈粮囤。我们一年四季什么都干：春天施肥、播种，夏天夏锄、中耕，秋季掰苞米、割大豆，冬天采石、伐木，挖渠开沟修水利，活是干不完的。知青有文化，开拖拉机、当炊事员、养猪种菜、牧马放羊、砌砖垒墙，很快都学会了，个个成了生产上的好把式，工作上的顶梁柱。”
“要问北大荒对我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认为，是教会我做人，教我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是对我灵魂深处，思想、感情上的触动和变化，是人生观、世界观的树立。”
说到这里，翁德坤给我们讲起了他的亲身经历：
记得，当年刚进交大附中时，自己满脑子只有“工程师”，唯一的理想就是“将来要当造船工程师”。那时，附中的培养目标就是工程师， “交大附中――工程师的摇篮！”、“欢迎你――未来的红色工程师！” 校园里这类标语比比皆是，学生们的脑子里没有工人，更不要说农民。来到北大荒，与当年的老铁道兵、转业官兵，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们许多人都是当年的老八路、新四军，还有更早的老红军，这一大批革命的功臣，从战场上下来，没有进城市享受，却来到北大荒开荒吃苦。这些人，资格老，却不摆架子；年纪大，却干在头里。我的许多老师傅、老车长、老班长、老排长，都是一杠、二杠、几颗星的军官，却还在普通的岗位上赶大车，抡大镐，他们的身传言教，是无声的榜样。这些老同志文化不高，做事却有板有眼；话语不多，却一言中的，份量很重，甚至让人终身难忘。
例如，我这个人，平时不善于团结人，遇事与大家商量少，往往喜欢自己单干。记得一次，在班排民主生活会上，后勤排老排长阮应举为帮助我提高认识，给我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工作中只注意个人单干，没有人配合是不行的。比如打仗，前面在冲锋，后面就要有人掩护。没有后面的掩护，前面的人是冲不远、打不好的，弄不好没等你冲上去，就先被敌人消灭了。”又一次，我被团里借去负责我们33团参加全师成就展的展馆布置，一起工作的一位哈尔滨知青画家，工作比较马虎，被我批评得很厉害，弄得大家都很不高兴。一位来团里开先进代表会的20连家属排排长谈素兰大嫂听说了这件事，就找到我说：“小翁，你要知道，一块铁能打几颗钉？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嘛！关心人、团结人可不是小事。”这些朴实的语言，形象的比喻，非常生动、深刻，几十年来一直教育着我，受益非浅。
“在这样的氛围、这样的老同志的带领、榜样下，我的心灵深处倍感震撼，从而懂得了劳动的光荣、农民的伟大，农业的重要，基层的可敬、民间的力量。从这时起，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爱上了这里的人们，爱上了这里的土地，开始和农民兄弟，和伟大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了。同时，我们还学会了吃苦耐劳，不怕任何困难，敢挑任何重担，这是去过北大荒的每一个知青共同的风格和品格，共同的人生财富。所以，懂得做人、如何做人，就是我在北大荒最大的收获，最重要的收获。”
“十年北大荒生活，你有哪些成绩？哪些事给你印象最深？”我们又问。
“前两年都在连队劳动，十八般农活干过不少；后八年调团部机关，先后当过宣传干事、新闻干事、报道组长、理论干事等。如果说自己在北大荒十年还有点成绩，那么，有二件事印象最深，现今看来还比较满意。”翁德坤简单说了这样两件事：
一件是自己在担任新闻干事、报道组长期间，抓了一个知青理论学习小组典型的宣传报道。我们33团1连有一伙知青，白天在地里埋头干活，晚上聚在一起看书学习。这些知青什么都学，数理化、文史哲，广泛涉及；他们不光看书、读报，而且讨论交流，还练习写作，什么日记、笔记，随笔、散文、杂文、评论，甚至构思小说、诗歌，进行文学创作，他们自己命名为“江帆”理论学习小组。我认为，“江帆小组”是一个重要典型，很有指导意义。当时就向团党委汇报，建议大力宣传这个典型。但，当时有些领导不理解，认为几个小青年写几篇小文章，没啥了不起的。我却认为，对青年人来说，首要的任务还是学习，知青虽然下乡劳动，但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读书学习。现在大学虽然停办了，但是我们知青应该把下乡变为上学，上社会大学、自修大学。革命前辈在战争年代都可以一边打仗一边学习，知青现在为什么不能提倡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呢。我始终认为，宣传这个典型对兵团几十万知青的成长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我经常去这个一连，三天两头跑那里，为“江帆”小组鼓劲加油，为他们的学习、写作创造条件，并把他们的经验不断向领导机关、各级首长汇报。经过多年跟踪报道、不断提高，“江帆”小组的经验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团党委发出号召，全团各连都建立了知青学习小组，全团知青中形成了广泛的学习风气。后来，师领导、兵团总部领导也都来一连蹲点、总结经验。后来“江帆”小组的学习经验还到黑龙江全省介绍，甚至登上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全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另一件事，是在我担任理论干事期间，组织连队知青理论骨干编写了一批《沙俄侵华史小故事》。1974年春，我到哈尔滨为我们团“江帆”知青理论学习小组出席全省知青先进典型讲用会修改发言稿，认识了黑龙江省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孟宪章。无形中听他讲起，苏联为了给他们侵略中国寻找根据，制造舆论，一直宣传说中国的边界是在长城一带，苏联每年都要出版几十部专著，论证中国历代的边界是以长城为界。而我们中国却拿不出文章，只能靠世界上同情我们的中立人士写一些文章，我们中国实在是太落后了。听到这里，一股责任感在自己胸中油然生起，想起以前历史课本里记载的《瑷珲条约》割走了中国1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一个念头就在我脑中冒出：我们知青为什么不能来研究这段历史呢？我，一个理论干事，有这个责任来做这项工作，应该将沙俄侵略中国的历史整理出来，向群众宣传，向世界宣传。回到团里，我立即向团长、政委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将省历史研究所所长和几位专家请到农场，举办了“全团沙俄侵华史学习班”，并组织连队理论骨干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讲故事的形式，编写了五、六十个沙俄侵略中国的小故事，还刻成钢板，编印成册。当时，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理论界、社会上“批林批孔”、“批儒研法”斗争搞得热火朝天。有人说，你这个理论干事不去组织撰写“批林批孔”的文章，却在研究沙俄侵华史，会不会犯错误。因此，当时我这样做，也确有些政治风险，但自己也没想那么多。一年后，恢复了高考，我上大学离开了北大荒，后来听说我们组织编写的这批《沙俄侵华史小故事》先后在牡丹江地区及省级报刊、杂志连载了。
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这些处于边境农场的一帮知青能干出这样有意义的事，这也是北大荒父老乡亲培养教育的结果，感到很欣慰，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得意的。
“知青回报北大荒，理所当然”
“听说，早在1995年你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城市知青“二次下乡”的问题，你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们想重点了解这个问题。
“知青是整整一代人，与共和国同龄，与祖国同命，正是由于农村的实践，劳动的磨炼，使我们这代人了解了社会，懂得了国情，经历了正反教训，因而成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自觉拥护者、忠诚实践者。我个人与大家一样，正是由于北大荒的培养、磨炼，才有了今天的一点成绩。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上海，先在崇明县农村工作了8年，从基层重新起步，先后担任过县文明办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电视大学副校长等；以后调到上海市政府，在市农村党委宣传处工作，先后参加过《上海郊区报》、《现代农村》杂志的创办，参加了上海郊区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全国首条“面向全国，服务三农”的农业科技、市场信息咨询服务热线的创办等。回想自己的经历，没有农村的锻炼培养，就没有今天的一切。经过10年上山下乡的锤炼，又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提高，知青一代成熟了，现今成了各个单位的领导骨干、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因此，知青一代感恩农民，反馈土地，是理所当然的；对我来说，感谢北大荒，回报黑土地是天经地义的。
“1994、1995年我曾两次回当年的854农场，受到了父老乡亲的倾情接待，一方面看到北大荒的巨大变化，成了中华大粮仓，另一方面又感到，北大荒信息闭塞、观念陈旧，社会、文化建设还较落后，许多资源尚未得到开发、利用，针对农村特别缺乏人才的状况，我很感慨，就想到能不能组织动员部分老知青“二次下乡”，再作贡献？所以，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城市知青的“二次下乡”》，想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在文章中提出：知青的优势在于 “知识”（包括文化知识和城市文明）。第一次下乡时，不少人仅仅把知青看作普通的劳力，挫伤了知青的积极性。九十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知青的“二次下乡”开辟了广阔前景。农村有丰富的资源，城市有广阔的市场，“二次下乡”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使之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既熟悉城市，又了解农村的城市知青，正是大有用武之地。回到城市的老知青经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提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城市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可以拓展到农村发展；尤其是一些面临下岗、待业的知青，正可以开辟第二、三职业，为第二故乡开展包括推销农副产品在内的有偿服务。
“同时，我也提出“二次下乡”不仅是城市知青到农村去，更主要、更重要的应该是农村的干部、群众要走出农村，走进城市，走进市场。而且，现在的农村已非昔比，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正在向着城镇化发展，因此，现在的农村、边疆对城市的要求是多层次、全方位的，现今的农村真正成了城市知青的广阔天地。而且，当今的交通、通讯大为发展，电话、传真瞬时可达，电脑功能神奇无比，这些都为“二次下乡”提供了各种便捷。
“另外，知青的“二次下乡”还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的城市大多在沿海发达地区。通过知青的“二次下乡”能把沿海发达地区和边远贫穷地区联结起来，形成贫富合作、东西联动、城乡一体、共同发展的兴旺局面，从而大大加快全国的发展，为早日实现小平同志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创造条件。
“我不仅是这么想，这么写，也这样做。1995、96年我先后向市农委、市政府领导写了《关于到黑龙江农垦建立上海稳固、强大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议》、《沪黑两地共建上海“米袋子工程”基地的对策》两篇文章，曾被上海市政府的有关简报刊登。同时，我还邀请上海郊区几个区县的领导到八五四农场考察、调查，探索异地租赁土地开发经营农业的试验。我自己还和其他知青战友一起出资，积极参加了八五四农场退耕还林、荒原造林的工程建设等。虽然，十多年前，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刚开始，计划经济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我的一些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但是，能够为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出谋划策，还是很高兴的。
“这些年来，我和一批知青战友一直关注着黑龙江农垦的发展，收集情况，研究分析，每年都写一些文章，为北大荒的发展建言献策。例如2004年写的《沪黑携手，正当其时――对黑龙江农业发展的八点战略建议》、2006年写的《为黑龙江农垦大发展献计出力》、2007年写的《迎接黑龙江农垦绿色特色产品上海博览会的建议》、《牡丹江垦区农业发展战略思考》、《打造北大荒文化软实力的几点战略思考》等文，受到了黑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黑龙江农垦总局、几个分局的重视，还被转发全省。
“繁荣知青文化，共建和谐社会”
“听一些老三届同学说，你近两年用不少精力在从事知青文化的活动，你已经有六十岁了，怎么还有这么高的热情来搞文化？”我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是的。以前都在上班，没时间参加知青活动，更没有想过知青有什么文化。这两年上海知青中出现的一些文化活动引起了我的思考。”这时，翁德坤向我们谈开了他对知青文化一些理论上的认识：
“由于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感情，北大荒知青间经常有许多聚会。前些年，知青的交往还限于本连、本村、本农场、本公社范围，活动的内容也限于一般的自娱自乐。但是，最近几年却有很大不同，许多知青朋友不仅突破了原来的地域界限，还突破了自娱自乐的范围，出现了一些较高层次的文化活动和艺术创作。这些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感到知青是一代人，不仅人数众多，人才济济，而且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取向。面对当今社会较多地崇尚物质、轻视精神，崇尚享乐、轻视奋斗，崇尚个人、轻视集体等不同的价值取向，我和一些知青都认为，应该把知青一代的人生感悟、宝贵经验，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整理出来，留给子女，传承后代，让下一代比我们这代过得更好、更有价值，成为真正的“四有”新人，以对社会、对国家做出比我们这代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就提出了“繁荣知青文化，弘扬责任奉献，共建和谐社会”的口号。“
翁德坤告诉我们：“刚提出这个口号时，不少人还有怀疑，认为知青哪有什么文化？但是我们认为，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正是知青一代的强项。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文化不能用金钱买来，也不能照搬、照抄，文化只能靠人生的积累，靠艺术家在自身感悟的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才能产生。知青一代的人生积累极其丰厚，也很扎实，进行文化、艺术创作正是知青一代的特长；知青从城市到农村，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大陆，从内地到边疆，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与共和国一起经历了极其丰富、曲折、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因此，知青文化是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交融，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交融，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交融，是内地文化与边塞文化的交融，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在如此众多文化的交融、互动、碰撞中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灿烂的艺术精品、力作。现在，知青群体开始进入晚年，进入了人生感悟的丰收期，正是从事文化创作的旺盛时期；就整个国家来说，“知青文化”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知青一代是社会主义文化创作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主力军，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核心价值观、主旋律文化的积极传承者、宣传者，我们相信知青一代定能为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非常可观的贡献。而且，繁荣知青文化还能带动更多的知青群体关心当年下乡的农村，积极参加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建设工作等。这真是一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和深远影响的工作，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翁德坤继续说：“认准了这个目标，我们决定作出自己的努力。我们一批北大荒知青自发组织起来，酝酿并筹建上海市黑土地文化研究会，我们提出了“繁荣黑土地文化，弘扬北大荒精神，加快黑龙江建设，促进沪黑共同发展”的口号，动员老知青积极参加本市、本单位、本社区的社会文化创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关心、投入当年下乡所在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建设工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翁德坤如数家珍地给我们讲了他们这两年来所做的一些工作：
“我们开展了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多次组织上海知青回访北大荒学习考察、慰问演出，送文化，送温暖；二是积极开展对黑龙江农垦、农村现状的调查、研究，组织撰写了一批有一定水准的论文，为当地农业、农村发展建言献策；三是组织对黑土地历史、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创作了一批北大荒文化题材的诗词、歌曲、舞蹈、音乐、小说、电视连续剧剧本等文艺作品，并组织了多次大型知青文艺演出和艺术展览等；四是积极配合黑龙江各地正在兴建的各类知青纪念馆、博物馆、文化广场等，收集文物、提供资料、募捐资金等。
例如，2005年4月，我们首次接待了哈尔滨市政府派出的知青艺术团访沪慰问，并组织了沪黑两地知青的大型联欢；6月我们组织上海知青前往北京、天津参加五省市知青文艺联欢；并且，率先提出京津沪哈浙五省市北大荒知青每隔一二年定期开展知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繁荣促进知青文化逐步向高层次发展的建议。
2006年春，我们连续组织了三场上海知青文艺汇演；创办了内部交流的《黑土情》杂志，搭建了北大荒知青文化交流平台；8月我们组织了数百名知青参加黑龙江黑河“知青博物馆”的开工仪式和第28届哈尔滨之夏艺术节首届知青文艺会演观摩，回访各自下乡的农场、农村。
2007年4月我们组织了《纪念北大荒开发建设60年宣传周》大型纪念活动，协助黑龙江作家郑加真、吕士恒等分别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北大荒六十年》和长篇小说《北国春晓》，召开新闻发布会、举办首发仪式；还举办了《建三江风光摄影展》、《北大荒知青难忘岁月美术、摄影回顾展》等；
为配合黑龙江农垦总局《2007北大荒绿色特色农产品上海展销会》，我们还邀请哈尔滨知青歌舞团来沪，组织了三场大型文艺联欢，有十多万上海知青参观展览。期间，我们还协助牡丹江农垦分局举办了《牡丹江农垦发展战略上海研讨会》，我们组织上海知青撰写的6篇论文受到了农垦领导的好评。
2007年8月我们组织了“上海知青北大荒精神学习采访团”回访佳木斯、牡丹江、建三江各地，参加了佳木斯知青文化广场的开工典礼，还向佳木斯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设立“知青节”的建议，并为此项目积极出谋划策。
为纪念上山下乡40年，我们组织了二场“放歌黑土地，我爱北大荒”知青诗歌创作朗诵会，得到了上海市作协领导的好评，邀请我们参加全市的朗诵演出。
特别是今年5月，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新民晚报》、黑龙江农垦总局主办的，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青春叙事·全国知青油画邀请展》，参展的50名知青画家的250多幅油画作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好评，中央美术馆从这个展览中一下子就高价收藏了34幅优秀作品，这在中国美术史上也是空前的，这也再次证明了知青文化的魅力，揭示了知青高端精品文化的巨大潜力。
“我们的以上活动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领导的关心、重视和支持，得到了黑龙江省委、省政府以及黑龙江农垦总局、林业总局等地方政府的高度评价和北大荒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
“我们这些知青文化的创作、交流、展示，都是知青自发、自愿，自筹资金进行的。去年秋我虽然退休了，受原单位回聘还在继续工作，虽然开展知青文化活动几乎花费了自己全部业余时间，非常劳累，但是看到我们知青一代能够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发挥自己的作用，内心感到非常值得，非常欣慰。”
                                                         （完）

                        本刊记者  秦国宝   特约记者  陈德良
  刊登于《领导科学》杂志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