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新书《“后知青时代”调查报告》出版及首发座谈会如约而至。2022年10月18日19时，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相聚互联网云端热议新书话题。近150人次出席首发座谈会，16人发言,3人作书面发言。会议历时近2小时。  主编朱盛镭首先发言。他说 《“后知青时代”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的选题好。这个课题酝酿长久，具体项目开展历时20个月，前后分为调查与出版两阶段。第一阶段的课题调查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进行。研究会于2021年初策划《调查报告》项目，对课题目标、招标对象、研究要求、调查范围、时间节点等提出具体要求。2021年3月13日研究会举行课题立项与启动线上交流会议，副会长张刚主持会议，前会长阮显忠出席并发言；2022年1月19日举行课题结题研讨会，各课题负责人汇报交流了课题成果，钟德津副会长、张刚前副会长出席并做指导；期间，研究会还组织召开了5次线上交流会进行课题调研。随后项目进入第二阶段的文稿出版，由课题负责人组成的编委会负责进行。在专家指导下，编委会成员着手整理、修改、编辑《调查报告》文稿，最后推送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感谢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光耀为本书作序。 朱盛镭说，“后知青时代”调查是知青时代调查的自然延伸，与知青在上山下乡时代有不可割裂的逻辑联系。“后知青时代”调查面临的也是同一个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在上山下乡期间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和特质自然也体现在“后知青时代”。但我们还看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知青这个群体也出现了极大的演变和分化，并逐渐融入了社会中各个不同的阶层和类别，体现出极大的多元性。这种变化使知青群体有可能从各个方位更加丰富多彩地发扬和扩展知青特有的文化特征。《调查报告》总体上把握和涵盖了“后时代”知青文化的典型项目，无论是调查知青图书、知青报刊，还是调查知青网站、知青组织、知青博物馆、知青影视、知青歌曲、知青老照片等；无论是调查知青参军参战、知青离队返城，还是调查知青成家立业、知青互助帮困、知青留守乡村、知青海外“洋插队”等，都基于辛勤采集的大量第一手信息和实地数据进行分析；都是以“后时代”视域来审阅整个上山下乡运动（还含“后时代”）过程中知青群体的生活与生存表现，并赋予了时代特色的“画外音”。总之，《调查报告》是知青学术领域中的尝试或是一次创新。我们感谢全国知青朋友的支持和指导，同时也欢迎大家提出不同意见。、 主编李亚飞说，在上山下乡运动50多年、知青返城40多年之后的今天，“后知青时代”的文化活动也逐渐凝固成为历史记载。我简要说说有关的体会。一是，关于《“后知青时代”的知青组织调查》。知青组织是推进知青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本课题的难度是知青组织分类。我们按知青组织的性质分类，分为四大类，即社会团体、实践团体、企业和知青虚拟团体等；按知青组织的活动内容分类，分为六大类，即研究会类、联谊会类、文化艺术类、博物馆类、挂靠类和知青公司类等。课题围绕此分类进行了分析。特别提出要发挥好注册类知青社会团体的标杆作用。二是，关于《知青馆现状调查与展望》课题。从调查的185个知青馆分析，现有两种体制的比例是，国有占比为12%—15%；非国有知青馆占比为85%—88%。我们的课题阐述了知青场馆的发起与发展的历史阶段、学术研讨和知青馆联席会发展过程，调查分析知青场馆的体制分类、财力主体、地理分布和典型场馆。还分析了知青场馆生存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期望推出知青馆专委会（筹）。 主编丘保华说：《调查报告》出版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如从知青历史文化研究角度来看，《调查报告》史料搜集是“初具规模”，而对充分利用史料来说，应该是“任重道远”。在对史料进行客观化、分类化和清晰化方面，撰稿者做出了努力，亮点不少：各调查报告的选题得当，在“后知青”文化活动、平台、产品和对象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社会兴趣点以及人文情怀。使用各种先进的调查手段和分析工具，如使用网络调查、问卷调查、电话调查、专家调查、田野调查、实地考察、面对面访谈等调查方法，获得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用饼图、柱状图、曲线图、词云图等，使调查所搜集的混沌的数据具象化、定量化，以及评价客观化和清晰化。 《吉林省上海知青文化生活调查》作者周培兴说，我的课题介绍了吉林省上海知青的文化生活，包括，知青时期、知青后期、后知青时期及知青老年期不同的文化生活。拿到《调查报告》，一我口气快速浏览了一遍，看到这部著作涉及到“后知青时代”的方方面面，顿时感觉到这部著作标志着知青问题，包括后知青时代的研究更上了一个新台阶。知青这个庞大社会群体的问题是多元化、全方位的，需要进一步研究透彻。虽然大多数知青已经进入老龄化，仍有一部分人以不知疲倦的执着精神，不离不弃，坚韧不拔，坚持在研究的最前沿。作为一代老知青，我们还有许多诉求需要表达，知青的话题需要进一步畅所欲言，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我还欣喜地看见《调查报告》有80后年轻人（谷俊）参与，虽然仅是一篇，但这是知青问题研究后继有人的可喜现象。 《知青》杂志主编、《知青报刊的生存状况、基本特点和发展前景》作者马琳说，《调查报告》是我所看到的第一本关于“后知青时代”论文集，它开辟了知青史料收集、整理、保存的新领域、新视野、新题材、新方法：内容丰富、项目齐全，涉及面广，几乎囊括了后知青时代的所有方面；文字严谨、规范，有论点、论据，有图标、数据，版面设计等均堪称完美。我写的关于知青报刊，是“后知青时代”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通过对知青报刊的调研，可以进一步了解补充完善知青史料，为全方位、多角度地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提供帮助，同时可以进一步促进知青文化的巩固和发展，推动知青和“后知青时代”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由于知青报刊大部分属于非正式出版物，在文献档案中基本上无法查找到相关资料，因而采集样本和搜集资料有很大的难度。主要采取的是访谈法、问卷法、征集法，以及在网上对自媒体的搜索；通过与群体和个体访谈以及发布征集通告、填写问卷等来搜集资料。 《留守吉林延边的上海知青生存状况调查》作者何永根说，在中国的近代史中，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而留守延边的上海知青，是特殊群体之中的“特殊群体”，也是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据统计，目前留在延边的上海知青大概有100名左右。50多年过去了，他们为什么不回上海安居？不言而喻，其间有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也是知青研究的空白点。我调查采集50多位留守吉林省延边知青的“后知青时代”生活信息，将留守在延边的上海知青生活状况分成三种类型，即养老无忧型、生活一般型、勉强度日型。基于调查信息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和一定的参考价值。 黄建华代表3个他主笔课题的团队发言。他说，《知青网络平台调查的调查》是一项调动和组织全国知青资源的团队合作调查，采用了网络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调查包括知青网站和BBS等知青网络平台，对知青网络平台的数量、规模、生命周期、网民结构、网站文化、网站特点等进行较全面分析，并介绍知青网站文化活动的典型案例。调查研究基本达到真实性、针对性、逻辑性的效果。他还介绍了《上海知青插队爱辉十年中人员变化的调查分析》《广灵中学1969届集体插队爱辉校友的回家之路》的调查内容和过程。 《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西线作战的上海知青调查》作者刘平说，1979年2月，云南省发生了两件大事：云南农垦知青大返城和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后，知青就退出了“广阔天地”这个大舞台，历史逐渐被人们淡忘。我原本没打算写“后知青时代”，只是想通过调查阐明两点：一是上海知青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二是对越自卫还击战和云南知青大返城之间没有因果关联。然而写着写着，就牵扯到后知青时代了。因为参战人员中，既有农场的上海知青民兵，也有上山下乡后参军的上海籍现役军人，对于这些现役军人来说，他们早已步入自己的“后知青时代”了。由于篇幅受限，书中只发表了总体报告，其实参战人员的事迹是十分感人的。为此，决定由研究会会员毛祖蓉担任主编，将参战上海知青的战地日记、战地照片、回忆文章以及立功证书等汇编成《烽火南疆》（已定稿），希望能够尽快出版。知青馆联席会秘书长、《知青馆现状调查与展望》作者李玉棠在发言中列举“后知青时代”各种文化现象，他呼吁建立“后知青时代博物馆”。 陕西知青、西安中洲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农说，知青在上山下乡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城乡建设中，涌现很多新鲜事物和杰出人物，包括知青反哺下乡地、“后知青”文学艺术、“后知青”文化平台、“美丽乡村”建设，等等，都值得大书特书或纪念收藏。将以延安地区为基地，申报“知青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苏州市知青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蒋巷·苏州知青馆馆长钟慎明发言建议：《调查报告》要出续集。其理由一是，中国知青是涉及亿万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一代人。当年下乡的地域广阔，如今涉及的题材广阔。尽管《调查报告》中只有20个调查项目，但是对于“后知青时代”知青史研究，是个极其重要的开端。二是，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其实并没有大有作为，其真正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后知青时代”。他们在广阔天地中经受了风雨坎坷，磨炼了奋斗意志，形成了人生底蕴，在“后知青时代”各个岗位上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做出了牺牲和奉献，也涌现了大批国家的栋梁英才。“后知青时代”多课题的调研，应是各地知青志愿者补充中国现代史史料的最后力所能及的公益责任。 《爱辉知青15年帮困互助金运作调查》作者韩自力说，知青经上山下乡锻炼所蕴藏的毅力和蓄势，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也建议再编写出版《调查报告》续集。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前副会长、《35位插队黑龙江的上海知青命运》作者张刚说，知青回城后，忙于读书、就业、成家、育儿。知青下乡30周年后，全国知青的各项文化活动风起云涌，丰富多彩，知青网、知青图书、知青组织、知青馆、展览会、大型纪念活动等，规模和数量众多，记录和还原着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在全国形成了空前绝后的“后知青时代”知青文化活动热浪，受到全国公众的关注。为深入了解、记录和研究“后知青时代”文化活动，研究会从2014年开始这项大型调查课题，先后推出《中国知青图书要目》《中国知青馆》《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各地（9本）》等30多本丛书。经过8年努力，《调查报告》今天问世，可喜可贺！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这本调查报告还不够科学严谨，调查内容还不够充分，还需要不断充实完善提高。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知青和相关学者的共鸣，加入到这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中来。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全面记录还原知青历史，包括全国所有区域、不同下乡状态知青和知青生活全过程。 天津知青文学社社长陈祥其说，“后知青时代”是知青下乡岁月经历的转折和延伸。记得刘昕主编的《我的后知青时代》，那是知青个体讲述自己“后知青时代”经历的故事。而这本《调查报告》不同于那类纪实文学，它是对知青群体“后知青时代”处境、经历和多彩文化活动形态从社会科学方面系统深入研讨的成果结晶。初步浏览了这本书，感到内容丰富，标题引人入胜。这本书前半部分是全局综述整体分析，侧重于“后知青时代”的组织、活动、文化种种形态，着重研究总结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规律；后半部分则从不同角度、某个地域，有针对性地选择知青生存状态、文化生活、互助济困等研究，通过案例解剖麻雀，见微知著。然而，由于调研人员与被调研对象，多数都是上海知青，所以此书获取个案资料的范畴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建议扩大调研面，发动各地知青广泛参与，再编写《调查报告》的续集。  《云南农场某生产队知青返沪后的生存状况调查》作者余杰在书面发言中说，这本500多页的书，很厚、很扎实，是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历史记忆。收录的20篇报告，集中反映了“后知青时代”各个层面的生活。它是知青时代生活的延续、继承、发展，且一直延续至今。我感到，在“后知青时代”有着比知青时代更为丰富的生活内容，那是因为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我们在“后知青时代”再次经历了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进程，为知青这个符号增添了许多精彩的篇章。虽然如今我们都老了，但是我们都是将近50年来知青这个符号的亲历者。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需要为这个符号讲真话！ 《知青歌曲搜集整理与思考》的作者、云南知青音乐研究学者孙伟在发来的书面发言中说：音乐表达的是人类思想感情，是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知青歌曲就是知青生活的真实反映，就是以音符书写的历史，那些蘸着青春血泪的曲谱就是历史的佐证，它们所反映的情感就是一代人的精神。音符所记载信息、表露的情感是客观的，与文字有所不同，它不因岁月流逝而发生变化，并不受后来的主观因素影响。在这点上，它们与“化石”“文物”是一样的。抢救与发掘，于历史、于后人具有重要的意义。知青歌曲，尤其是“地下”流行的那些歌曲，是那个年代唯一实现了上述音乐社会属性的，与“文革”背景之下的“高、强、响、硬”假大空的主流音乐形成了鲜明的比照。知青歌曲反映的是知青一代人世界观、价值观发生剧变的真实记载，是他们历经磨难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过渡阶段的真情表达。 最后，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研究会副会长严宇鸣作总结发言。他说，受钟会长、张刚老师的邀请，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次新书的首发座谈会，这对于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了解到我们研究会的研究工作动态，从朱盛镭、李亚飞、丘保华三位主编老师的讲话中，我了解了本书编纂的大致历程，也从周培兴、马琳、何永根、黄建华、刘平、李玉棠、王农、钟慎明以及韩自力等九位编委老师发言中，学习了各撰写调研报告的心得体会。总的一个感觉是，大家编纂此书用心、用力，此书能够顺利出版，面向社会大众，让读者能够更进一步了解知青群体，特别是了解知青在“后知青时代”的发展，这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在此向研究会表示祝贺，也向参与本书编写工作的外省市知青研究组织、知青个人表示感谢。 
附： 新书《“后知青时代”调查报告》介绍
“后知青时代”调查内涵深邃。从历史阶段看，知青下乡仅十年左右，而“后知青”时期却有四十多年。后者比前者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且前者的历史要通过后者的演绎来加以充分反映，因此“后知青时代”更值得我们去研究、记录和书写。从生命历程理论角度来看，知青的下乡经历和“后知青时代”的人生历练影响其对知青生涯的评价。回望记忆青春的现象在步入老年阶段的知青群体中日渐盛行，他们在怀旧与乡愁交织的情绪下生发了对青春岁月的眷恋。就知青记忆与青春叙事的载体而言，通过知青主题的图书、报刊、老照片、老物件、老唱片、老景点以及博物馆所等推动了知青文化的传承，知青一代人为摆脱社会不同话语的解构，试图以此把控重塑记忆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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