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韦君宜的《思痛录》、戴煌的《胡耀邦和平反冤假错案》和朱正的《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由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20年过去了，对中国当代史有兴趣的读者，都能掂量出这几本书的分量。 韦君宜是一位有成就的出版家，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她也是一位作家，出版过多部小说和散文集，得过全国性的文学奖。但是，真正奠定她历史地位的代表作，却是她离休之后才完成的《思痛录》。这本书不厚，只有12 万字，她从文革尚未结束便开始动笔，直到中风之后的1990年代初才最终完成。当时她早已退位，并且行动不便，于是，把这部书的出版事宜委托给儿女亲家牧惠，她知道牧惠懂得这部书稿的价值。牧惠陆续找过很多朋友帮忙，据我所知，为此做过努力的有李辉等人。有的出版社还排出清样，付印前还是打了退堂鼓。牧惠只好选出其中的一些章节，找地方发表。邵燕祥、林贤治在《散文与人》上，郑惠在《百年潮》上，谢泳在《黄河》上，都发表过《思痛录》的部分章节。然而，出书的事一再碰钉子，总不能如愿。1997年12 月，韦君宜80大寿，她的清华老同学于光远，当面催促牧惠，还写了文章，说韦君宜之所以痛苦地活着，就是想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这时，我妹妹丁宁供职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为《百年人生》的丛书，体裁是回忆录，要求作者必须是老年名家。丁宁想找名家约稿，我告诉她，韦君宜有一部回忆录，在牧惠手里，你和社领导商量一下，争取上这个选题。她向社领导汇报了此事，他们说，韦君宜的回忆录可以考虑。我说，找牧惠联系这部稿子，最好带着合同去，取稿的同时签合同。我是怕他们和其他出版社一样，看了稿子又打退堂鼓，签个合同，总有一点约束。领导同意了。1998 年2 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丁宁来到沙滩牧惠先生家里，当时就取了稿子，签了合同。我说，能不能两个月出书？丁宁说，还是签三个月吧。牧惠也同意。 丁宁把稿子拿回社里，一读才知道原来此书的分量是如此之重！这些年，老作家、老学者的回忆录并不少，但很少达到这本书的历史深度。韦君宜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经历了许多事件的决策过程，她的笔触能够入乎其内；和她同样担任过领导职务，有条件入乎其内的，又不像她这样大彻大悟，能够出乎其外地痛彻反思；或内心虽有深刻反思，却不能这样直言不讳地诉诸文字，坦诚地面对历史，坦诚地解剖自己的灵魂。丁宁一方面惊喜自己拿到了这样好的书稿，一方面发愁，合同已经签了，如果书出不来怎么向牧惠交代！ 幸亏当时担任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是李志强先生。他看了稿子说，我看这部书可以出，个别地方删一点就行了。这个决策非常重要。于是，他们一审、二审、三审，前后删了三遍，12 万字的书稿，删了约1万字，终于通过了。就在这时，又有人出来阻拦。此人是一位高官的夫人。那位高官也是韦君宜的同学兼“一二九”老友，已经去世。韦君宜在1957 年险些被打成右派，得这位高官相助幸免于难。但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到：他虽然保了我，但把别人打成了右派。那位夫人可能不愿意读者知道这些事，打长途电话追到美国，向正在出差的韦君宜的女儿施加压力。韦君宜的女儿何尝不想让母亲的著作早点问世？但当时丈夫正面临提拔，所以不无顾虑。和牧惠沟通，牧惠坚决顶住了压力。 1998 年5 月12 日，《思痛录》第一批样书终于印出。牧惠破例向单位要车，带着丁宁来到协和医院，把样书送到了韦君宜的手上。韦君宜已经说不清话，但看得出她十分激动。牧惠也十分激动，他曾这样述说当时的心情：“出了医院，我舒了一口气：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我终于完成了于光远流着眼泪给我下达的任务!” 书出来以后，牧惠向思想文化界的好友分送不下百册，一时间好评如潮，出现了全国争读《思痛录》的盛况。书一再脱销，连印数次。这时又出了新问题，当时牧惠只想快出书，合同签的是千字45 元。我在场还提了一句版税的事，丁宁说，要签版税，得回去重新请示领导。牧惠说，只求快出，别请示了。我知道，他是怕夜长梦多，出版社变卦。现在书卖得这么火，版税当然比稿费多。韦君宜的女儿找到出版社，要求变更合同。出版社说，可以从现在起重签合同，变为版税，以前的部分没法变。牧惠本来还想把他所搜集的关于《思痛录》的评论文章编一本书。为了避免矛盾，他只好退出，把文章全部交给了孙珉和邢小群，由他们出面，编了一本《回应韦君宜》，几经周折，在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使得《思痛录》的回声，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中国知识界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由此确立了一个新的坐标。 《思痛录》是个人回忆录，当时还不需要经过送审程序，而戴煌的《胡耀邦和平反冤假错案》和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则无法回避送审程序。 戴煌先生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以仗义执言著称，几十年来，他写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文章。1990年代初，胡耀邦的名字一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炎黄春秋》杂志社长杜导正认为胡耀邦的历史功绩不应当被遮蔽，中央对他平反冤假错案也是肯定的。于是，他找戴煌商量，围绕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进行系统采访。 由胡耀邦主持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国上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的一件大事，不但使千千万万的冤魂得以昭雪，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恢复了公民的尊严。没有此举，民族元气无法恢复，人间正气无法伸张。戴煌本人不但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采写者，也是冤假错案的直接受害者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身体力行者。他曾蒙冤达20年之久，九死一生，饱尝人间冤狱之害，平反后常为解决基层百姓的冤案奔走呼吁，所以笔锋饱注感情。戴煌这一系列的文章在《炎黄春秋》、《南方周末》等报刊陆续发表以后，各报争相转载，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新华出版社是新华社门下的出版社，有熟悉的编辑马上找戴煌，要求出版此书。拿到书稿后，领导说，必须办理送审报批手续。而报到有关领导部门之后，迟迟没有结果。与另外出版社联系，也卡在同样的问题上。 这时，中国文联出版社也拿到了书稿。当时该社社长是我插队的老同学缪力，她曾经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对胡耀邦也有感情。正巧，她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是亲戚，而审查这部书稿的机构就是该室。于是她拜托郑惠先生，请党史研究室的专家从速审稿，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到了肯定性的审读意见。有了通行证，戴煌觉得，自己是新华社的人，不能抛开新华出版社，于是由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 这本书开印就是30 万册，一时间洛阳纸贵。胡绩伟称赞：读君一卷书，胜学十年史！戴煌觉得，此书的成功，不在于自己握有如椽大笔，而在于胡耀邦的大功大德。于是，他拿版税做了两件事，一是向湖南浏阳耀邦中学捐款10万，二是出资陪耀邦夫人李昭去江西共青城扫墓。戴煌本人身体不好，家庭经济也不宽裕，但他说，只有这样安排，他才安心。 朱正撰写《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用了一年，但准备的时间却可以说长达40 年。从青年，到暮年，一本书凝结了朱正半生的思考。全书共45 万字，作者只是在附录中有1000余字谈到个人被打成右派的遭遇，其余都不涉及自己。他把不幸的遭遇，化作深入反思的心理动力，沉淀为史家冷峻的理性，从而孕育了这本沉甸甸的大作。朱先生是考证鲁迅出身，治学一向严谨，为了写这一本书，光是参考资料就编了5 本书。他的每一个论点，都有大量原始材料作依据，而且对有疑点的材料作了认真的辨析。此书不仅使反右运动的研究进入新的境界，而且打开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视野，并为民间修史树立了一种独立研究的风范。这本书，早在1997年就完成了，在圈内一些专家中传阅，颇受好评。河南人民出版社和其他几家出版社都想出，遭遇的难题也是送审报批。朱正先生本人也是出版家，曾经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因为出版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撤职。他知道，谁批准出他的书，谁就要担责任。好在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龚育之先生，给这本书以明确的好评，力主中央党史研究室签署肯定性的审读意见。此书经过少量修改，终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开印。  龚育之先生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每一件有突破有创见的作品问世，背后都有一段的佳话。作者写出的有创见的作品需要勇气，机构传播有创见的作品需要承担。和在关键岗位的负责人的胆识，对于思想文化的创新至关重要。他们有胆识，好作品就有了破土而出的机会，他们无知和怯懦，也会使好作品窒息而死。郑惠、龚育之先生是高官，也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他们懂得写书的甘苦，知道好书产生的不易，对好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他们虽然已经作古，但他们曾经为催生好书作出的担当，应当在历史上记下一笔。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