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有时候才是本质。

考证知青时代的历史，不能只读冠冕堂皇的文章。

生活粗糙的树皮，要亲自用手摸过，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个时代，是我的“山楂树时代”。因此我在本书里，只谈谈知青插队时的细节，大多是讲些寻常小事。我想，那些未经过“暴风雨”磨练的年轻人读了，或许就会有一些思想触动；再或许，他们会明白：这世上最畅快的事，是诅咒发誓；而最难办的事，是日常生活。

下面就是我在知青生活中的一些细节。点点滴滴，都是扎在我记忆中的刺——当然也有花儿。

下乡前，我是城市孩子，家庭生活还不错，按当时标准是典型的“娇生惯养”，因此对下乡后的一些细节，感觉就非常强烈。

首先是，下乡了，就再也不能喝开水了，只能喝生水。水从井里打上来，存在水缸里，渴了，就拿水舀子舀起来喝。

在老乡的观念里，水，就是生着喝的，烧开了喝，等于“脱裤子放屁”。

我下乡8年，只要是在农村待着，喝的就是生水。

农村的井水纯净，问题倒也不大；比较难以克服的是——无论谁，都共用一个水舀子。水舀子是什么样子呢？是镀锌板做的，像牛奶锅，带个把儿。也有更简陋的，就是“瓢”，半个葫芦的壳。

一个集体户，如果有10个人，就等于1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这个问题，根本不能去想。

在田间集体干活，往往是三四十个劳动力，有专人从村里挑水到地头，两大桶水，一个公家的水舀子。大家歇气时，想喝就喝，这就等于三四十个人共用一个杯子，这也不能去想。

我们知道，井水再干净，生水里也是有很多细菌的，跟欧洲的自来水不能比；而且40个人共用一个杯子，喝一口水，就相当于跟40个人接了吻。这个，也得克服一下。

年轻人易于冲动，向往“革命者生涯”，这很好。但，切?格瓦拉不是那么好当的。

有朋友看到这儿，可能要说了：怎么又诉苦？知青去了农村几年，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老农民在农村一辈子，又怎么说？”

话不是这么说的，小子们。我们当年痛苦，不是因为“被贬了”、“被涮了”，更不是因为生活水平下降了——那时候多少是有点“革命豪情”的。那时候的痛苦，主要是因为：好好的学童忽然成了童工了，“两种文化”冲突得太厉害。

“文革”前的城里学童，都还不是妖魔吧，从小受的是一整套文明教育，比如，要讲礼貌、讲卫生，跟现在差不多。忽然一夜之间下乡了，要“革命”了，还要触及灵魂，一切都颠倒了过来。

这文化观念倾覆之苦，是人内心最大的苦。为什么现在的海外留学生，比没出国的爷们儿还爱国？就是这道理，留学生们舍不得的是从小就熟悉的文化。

不算难受的，更难受的是，“革命”了，从此饭前便后就不再洗手了。

早上当然要洗脸，时间来得及也可以刷牙。但一天干活很紧张，生产队长一吆喝，心慌慌的，赶紧出工，刷不刷牙不一定，反正早上洗脸时，算是把手给洗了。然后中午、晚上收工回来，又累又饿，还洗什么手，端起碗，拿起大葱、大饼子就吃。

老农民的观念，手上没见到有土，那就是干净。以此类推，在自留地的菜园里摘了黄瓜、西红柿，用手擦一擦，再用衣服大襟蹭一蹭，见不到有泥土了，就干净了。放心吃吧，农民的真理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晕啊！文化冲突太厉害了。

至于上完厕所后，一般也不洗手。因为，按照前理——你的手碰到屎了吗？碰到屁眼了吗？没有。那还洗什么手？

可是现代科学不是老农发明的，那手上、大葱上、生水里，多的是杆菌之类，擦一擦，怎么能擦干净？尤其是，这样不干不净的时间长了，没有不得蛔虫的。

啥叫蛔虫？是一种长在肚子里的寄生虫，现在听信张悟本吃了生茄子的人，肚子里就常会有这玩意儿，粉红的，像蚯蚓，专门吸收人大肠内的营养。有时候人拉屎，能拉出一根两根或者一大团来。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这是一句俗语，是说蛔虫聪明，能知晓一个人的心事。事实上肚里的蛔虫很可恶，跟人争营养，长了太多蛔虫的人，就不容易强壮。

小哥们儿，羡慕过去的革命者么？那就要准备好肚里长蛔虫哟！

我从农村回到城里，最后一次看见自己拉屎拉出蛔虫，是回到城里12年后，当时赶紧吃了“肠虫清”，后来就没有了。

年轻的朋友们，如果看我写的这些，你不感到恶心，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具备一个“革命者”的潜在素质了！

说了些蛔虫什么的，怪恶心人的。当然，那时候也并非蛮荒，有治蛔虫的药，俗称“宝塔糖”，是粉红色的、圆锥体的糖块儿，吃了能打虫。价钱也不算贵吧，农村供销社（相当于行政村的小卖部）就有卖的。

可是，那时候的农民，一分钱得掰两半儿花，没多少人买打虫药，太奢侈了。我们知青，也就入乡随俗，硬挺！怕什么肚里的蛔虫？难道比“变修”更可怕吗？

不过，我在这里也不能埋汰（糟蹋）东北的老农民，农民也讲究体面，什么屎啊尿的，一般还是敬而远之。只是，种庄稼一旦要涉及屎尿，那就决不能打怵，再肮脏的活儿，也得有人去干。

这一节，我就说说大粪。什么是大粪，就是人粪尿。农村的马、牛、羊，拉屎是随地拉的，因为是素食动物的缘故吧，都还不太恶心。

可是人粪尿，太臭了，需要意志坚强才能面对。人粪尿，在农村叫做起来，放一放，发发酵，然后再用。

这么金贵的天然肥料，在我们生产队（自然村），就专门用在种香瓜的地里。香瓜，北京人叫甜瓜，别的地方也有叫金瓜的，是金黄色、带条纹的瓜，里面一肚子稀溜溜的瓤，非常甜。生产队种香瓜，不是给社员吃的，是拿到集市上去卖的。生产队有时候会缺现金用，瓜比粮食卖得贵，来钱也快，卖瓜可以救急，所以那时集体可以有一小块地用来种瓜。

种瓜，不是现撒籽儿，而是移栽已经育好的瓜苗，挖个坑，抓一把“农家肥”垫在坑里，把苗栽进去。

这就得用手抓了。经过发酵及与黑土混合，人粪尿不那么臭了，但不能仔细闻，也不能细想——这不就是用手抓人粪尿么？除了极少部分精神病，谁能这么干？

当年干完这活儿，回去吃饭时，洗没洗手，忘了。估计是洗了，再革命，也不能吃自己的粪尿啊，我们到底是人。

说起“道在屎溺”，我的思路还真是跟屎尿摽上了，摆不脱，下面就说说农村的厕所吧。

农村是旱厕，没水冲。北京现在有些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也是旱厕，蹲坑下面一溜沟，里面积满了屎尿，掏粪工人定期来掏。

农村就没有专人掏粪了，蹲坑下面是一口深埋的大缸，粪由自家攒起来（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农家就不可能定期掏粪，要满了再掏。

这样就有些问题。一下雨，雨水也流进粪坑里去，形成一缸粪水，排泄的时候，粪水很容易溅上来。在农村上厕所，得有技巧，怎么“投弹”能避免粪水溅上屁股蛋，你就琢磨吧。

另外，长期不掏粪，那个味儿，“情到浓时情转薄”，别提了！上厕所，得学会憋气。我要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可能会好一点。可惜不是。这样的农村厕所，一低头，整个一“酱缸文化”，里面绿头苍蝇乱低温很难有零下40度的，所以“家伙儿”还不至于冻坏。夏天嘛，就难免有苍蝇爬得痒痒啦。

农村厕所，还有一大尴尬——没门儿。我们集体户好说，东西两个山墙后各一个厕所，男女有别。老乡家的厕所就一个。一个也没啥，你总得有个门啊，没门，也没有遮挡物。

上老乡家的厕所，你就得小心，要慢行。里边要是有一大姑娘正蹲着，她会咳嗽一声，你就得赶紧止步、回头。

如果稍一疏忽，恭喜你，可能就会看到艳照。有一次我跟生产队长，一位特英俊的年轻人，一起去办事，从他家东房山头绕到后面的大路上去。走得急了，没注意，他家厕所里正蹲着一位工作组的美少妇！

撞个正着，不说话吧，太尴尬；说话吧，说啥呀？

我和生产队长脸憋得通红，硬着头皮向前走。要是往回撤，那就更尴尬了——那不成耍流氓（偷窥）了吗？

还是那女工作组员态度大方，蹲在那儿说了一句：这农村的厕所，没门哈，多不方便。”

生产队长哼哈了一声，我俩就低头匆匆而过。

继续说“道在屎溺”，这一节说说厕纸。厕纸这玩意儿，南方叫“草纸”，北方叫“手纸”。在我们那时候的农村，是“没纸”，一概是无纸化作业。

那时候艰苦朴素，就是城里也很少有卖厕纸的。像今天这样雪白的卷纸，闻所未闻。

那时候城里人就用报纸、稿纸、裁开的书页做手纸，这很正常。不过，用之前要揉搓揉搓，避免扎屁股。

在农村，我也坚持用报纸、稿纸擦屁股。有一回，忽然对农民的如厕发生了兴趣，问他们怎么擦，有农民告诉我：棍儿刮呗。”

他跟我说了具体方法，农村遍地都是秫秸（东北话音“树该”），就是玉米或高粱枯了的杆子，随手就能找到。掰下来圆珠笔那么长一节吧，劈开，瓤儿是软的，皮儿是硬的，就用硬的那个边儿去刮。一节刮秫秸是废物，也是自然物，用完了往野地里一扔，降解极快，很环保。可惜我的卫生观念不行，接受不了。

据我所知，俺们的古人和古代日本人，也是用棍儿刮。古代的棍儿，是竹木做的，叫做“厕筹”，一片一片的。是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中土的，到20世纪初才失传，有老鼻子长的历史了。

我在农村，也算体会过“厕筹”的滋味吧。改革开放之初，进口了日本电影《望乡》，美丽的女演员栗原小卷有个镜头，是在野外方便被惊起，露出了几秒钟雪白的屁股。我当时看了想：这样精致的屁股，是绝对不能用棍儿刮的。

上面的话题不能再说了，要转换一下，来一个雅的——张氏语录：“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毕竟是南方人，分不清虱子、跳蚤。我估计她原来想写的是“虱子”，一不留神写错了，写成“蚤子”，成了当今小资的经典用语。

这说的都是寄生虫，跟了人类不知有多少万年了。当时在农村，这类近身附体的虫子有三大类——臭虫、跳蚤、虱子。

其中，臭虫最厉害，咬的包又大又红。北方很罕见，那时我在南方的旅馆里被咬过，简直恐怖！

跳蚤，狗身上多，我们那时候只是偶尔遇到。有的老乡家的炕上有，我们集体户从来没有。

最常见的，是虱子，白的，小米粒大小，生在贴身衣服的接缝里。

虱子会跑，一个人就是再讲卫生，只要在有虱子的炕上睡一觉，都会染抓虱子，那是很有派头的，在太阳底下，脱光了膀子，在衣缝里低头找，找到了，就抓出来，放在嘴里咬，嘎嘣一声，再吐掉。早年间在延安那时候，虱子叫做“革命虫”。要革命，就别怕生虱子。

生虱子，主要是不卫生。在农村，穷啊，也忙，不常洗衣服、洗被套，就易生虱子。

我在集体户那会儿，有时候回家。我姥姥怕我身上的虱子到处乱跑，每次都把我的汗衫放在铝盆里用水煮，确保杀虫。

我姥姥在“文革”期间，也跟着我爸妈被下放，下过两年乡，住在房东的一间房里。老人家冬天洗澡不方便，几个月后，身上奇痒，喝了中药也不解决问题。有一天我妈脱下姥姥的汗衫看，我的妈！长了一百多只虱子，都成团了！赶忙把衣服拿去烧了，烧得噼啪作响。

我后来回城上了学，回城后第三个月，在大学宿舍里偶然一低头，发现床上掉了一只虱子，赶紧碾死，又把衣服脱下来找，再没找到。此后，就再没染过虱子。

听说现在，就连最偏僻的农村，也没有臭虫、跳蚤和虱子了，因为卫生状况大有改善。当然也有人说，是人吃的残留农药太多了，大家体内都带毒，跟了人类几万年的寄生虫，全部给毒得死翘翘了。

——这也不错吧。

不怕脏，不怕累，是那时的时代精神。再说一个不怕脏的。

那时候，我们夏天都愿意穿解放鞋，也就是低帮运动鞋，黄色的帆布面，黑色胶底，因为是仿解放军的装备，故而名之。

解放鞋很廉价，也不算好看，但是结实耐穿。穿久了，大脚趾会把鞋尖儿顶出一个窟窿来，找鞋匠补一下，还可以继续穿。

夏天雨水多，穿布鞋不方便，穿解放鞋就不怕泥泞和浸泡。

但这鞋也有一个弊病，就是不通气，穿完了奇臭。

在农村，人一般四季有三双鞋，夏天就是解放鞋，天天穿，穿坏了拉倒。这样当然不如多几双鞋经穿，但人穷或者节俭惯了，没办法。

晚上干完了活儿，回到集体户，男生一脱鞋，那味儿，打鼻子！用文雅语言说，是“令人窒息”。

解放鞋还有一个弊病，因为它是低帮的，所以容易进土。干一天活用手抠！抠得满手指臭大酱味儿，有时候还忍不住闻闻，再去洗净。

多年以后我读张爱玲散文，才知道她老人家也有闻奇异味道的嗜好，比如爱闻汽油味儿、油漆味儿，我这才释然。

科学啊，就是好。我想，人要是不进化出两只手来，而是进化到偶蹄类，长了一副猪爪，那怎么对付这解放鞋呢？

大概有朋友一看本节的小标题，就拍了桌子：糟了，又拐回来了！

别急，这里我说的是住房，与厕所基本无关。

那时农村的住房，是土坯墙、木头举架、茅草顶。

土坯就是土砖。从低洼地里挖出质量极密实的黑胶泥来，扣在木头模子里，掺进谷草屑子加固，然后阴干。不知你是不是见过扣煤饼的，就和那差不多。

集体户的房子略微先进，是平顶房，房顶用了油毡纸，可保长年不漏雨。

为什么农户都是坡顶的茅草房呢？因为坡顶可以防雨、防晒，还能防暴雪压垮，很科学。而集体户为什么不采用坡顶呢？因为农户的房子，每过几年要换草，因为草时间长了会烂。换房顶草这活儿，是高难度的技术活儿，一家换房顶，要八九个好劳动力帮忙，忙乎多半天。上级考虑到集体户的人缘不一定行，到时候没人帮助，就会尴尬，于是采取了不必更新的油毡纸。

那房顶的草，是特殊的草，我们村子附近是没有的，不知从哪儿买来的，叫做“洋草”，又长又有韧性。

老农手巧，一捆一捆的草，从地面扔上房顶，上面几个人一摆布，一层层地就铺好了，相当漂亮。我也给老乡帮过忙，那时候身体棒，负责在地上往房顶扔草，站在马车上，一叉子举起一捆来，有60多斤重，“嘿”一声就扔上去，老农还直夸。

若干年后，我研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发现我们的老祖宗起码在6000年前，建筑方法就是这样的——泥巴、谷草、木头，是建筑的主要材料，只不过最早的房子是圆形的。那是什么社会？原始氏族社会。现在是啥社会？中间跨度6000年，这让我大大震撼了一把。

东北人讲话——啥也别说了。

当然，也还有不同。

我在农村那几年中，我们生产队通了电，有了电灯，有了有线广播。此外，屋子内墙上糊了报纸，也吊了顶（用秫秸搭天棚架），吊顶也是糊报纸。

电灯、广播喇叭、报纸，这就是当时“现代化”的印记。别的，满眼是黄泥、谷草、秫秸、木头，全天然，几近原始社会。

农家的前面和后面，有小院，是自留地，用秫秸扎成篱笆。白天壮劳力都下地干活去了，村里就只能见到“篱笆、女人和狗”。

汉字的“家”，是房架下面有猪。远古时候，猪是养在半地下一层的，所以“家”下面的“豕”就是猪。到我下乡那时候，时代早就进步了，猪圈移到了房子前边，在小院的角落里。猪圈，那也是气味最浓厚的地方。

猪兄弟，几乎就生活在粪坑里。我起过猪圈的猪粪，那味儿，绝对能把人熏死。至于远古时候猪在地板下睡觉，上面怎么能受得了？不知道。

为什么骂人要骂人家是猪，我看了猪圈的情况之后，也才明白了。

这样的住房条件，小喇叭里就是把“形势无限好”唱上100遍，农民好的，人人都梦想进城。有一个年轻农民说：你就把城里的公共厕所让我住，我也干。收拾收拾，那多好！”

那时农村把厕所叫“茅房”或“茅坑”，上厕所叫“蹲茅房”。厕所，是城里的建筑，标志着现代生活。

“住厕所”，是当时那位青年农民的世纪梦想。

东北的农民，没有床的概念，睡觉的那地方，叫火炕。

火炕是个好东西，知青真心喜欢的农村东西不多，火炕是其中之一。

现在有些南方的作家，没有关于火炕的概念，经常把“火炕”写成“火坑”，于是东北、华北的农民，在他们笔下就都生活在火坑中了。

什么是火炕？我要给南方人和城市青年解释一下了，就是土砖砌成的床，里面有烟道。北方农家，正门进去是厨房，两边是卧房。锅台就在正门里面，做饭烧柴的烟，就从火炕里的烟道钻出去，烟囱在房山一侧。

火炕内部的烟道，是回形的，烟雾在里面慢慢巡游，然后冒出去，这样即使烟囱不高过房顶，也不会有火星冒出来把茅草屋顶点燃，防火效果很好。

关键还在于，烟雾在炕底下一游走，炕面就非常温暖。这就是老农冬天睡觉时取暖的办法。

在火炕上睡一宿，跟在床上睡一宿的效果太不一样了。那是舒筋活血、五体通泰，用老农的话说，是“太解乏了”呀。

20世纪70年代农村的劳动强度是超级的大，估计比西周那会儿还累，要是没有火炕来解乏，第二天根本恢复不了体力。

夏天火炕也是热的，但做完饭后很快就会降温，不会影响睡觉。冬天，农民有另外的办法保持温度。

火炕的温度，要想一晚上都不下降，灶坑里就要一晚上都有火。粗粗一想，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浪费柴禾了；但农民有办法，他们把无用的高粱糠皮、谷子糠皮做燃料，塞到灶坑里，不让它有明火，阴燃一晚上，这样火炕整宿就都是暖暖和和的了。

炕面，就是泥抹的，上面铺一领炕席，席子是秫秸编的。晚上睡觉，穷人家的炕上就什么也不铺，人呢，裸睡，盖上大被就行。睡一晚上，后脊梁上都是席子的花纹印。

为什么要裸睡？

唉，省衣服！那时候，农民太穷。

卧室里，火炕的位置在南窗下（农家只有朝南的窗），紧挨着厨房这一头叫“炕头”，靠着山墙的那头，叫“炕梢”。

炕头，是一家最尊贵的位置，一般给老年人睡，因为这一块儿最暖和。

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说的就是这种享受。数九寒天，有什么比“热炕头”更具诱惑力的？

家里要是来了客人，关系亲密的，主人就要热情招呼：上炕！上炕！”

上炕，那就得脱了鞋，盘腿而坐。

炕上有桌子，矮矮的，叫“炕桌”。比较郑重的吃饭，是要把饭菜摆在炕桌上吃的。要是一般的吃，就蹲在厨房门口了。当然，农家的厨——那种亲密，那种满足感，不是城里人所能体会的。

现在的人，如果仔细看本山大叔的小品，也许能体会出一点儿味道来。

在新时代里，有时候我也想：如今流行的词汇把莋爱叫“上床”，如今的老乡，总不能把莋爱叫“上炕”吧？

关于火炕，还得说一点儿。火炕是东北农民家里的主要设施，有炕的地方才是家，才是住处。

农家的卧室叫“里屋”。炕，三面紧挨着里屋的墙，还有一面朝着空地。

一般的农家，在炕梢都有一排炕柜，柜子上放着几床叠成长条的大被，那就是“被垛子”。被多、被新、被垛子高，就是富裕的标志。

东北农家大被的被面，全都是花花绿绿的，图案是俗不可耐的大红底色，加上大朵的带叶牡丹花。最近出版的大陆版张爱玲《小团圆》，不知怎么的，就用了这种图案作装饰。还有畅销书《黑道风云20年》的封面，也是东北大花被面。

大红大绿，喜庆，这就是东北农民的审美观。没办法。一年中有8个月没绿叶，推门看天地，不是土黄就是黑褐，老爷们儿全是一身黑棉袄，太缺乏色彩了。

下面讲讲，这样的大炕怎么睡？

人躺下，头朝北，也就是朝着与窗户相反的方向。炕面的边沿，有一条扁扁的木头，叫炕沿。东北老农开玩笑，说谁的岁数小，就说：你还没有炕沿高呢！”说的就是炕沿离地面的高度。

一大家子人，都睡在一个炕上。在我们那儿的家庭伦理中，只要是三代以内血亲，无论长幼，男女睡一个炕上没问题，不用忌讳，但原则上儿子娶了新媳妇，是要分屋另过的。

有极少数人家，人口奇多，屋子不够，加盖也盖不起，于是就有搭建“对面炕”的，也就是在北墙那边也搭一个炕，以缓解人口压力。

我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一家子大小，男男女女，临睡时宽衣解带总不大方便吧？尤其是，老爷们儿和小男孩全都裸睡。后来我想，可能是到了睡觉时就“拉灯”，或者长幼辈错开一点儿时间睡下。总之人家会有办法，不至于尴尬。

前面提到过老农喜欢裸睡，裸睡为什么能省衣服呢？因为农家的炕席有点粗糙，容易磨损衣服（可能只是心理作用），所以男人一定要裸睡。裸睡，其实是有一点儿危险的。火炕很热，睡到后半夜，容易掀开被子，裸睡者的那点儿零件就会全部曝光，很不雅。

而且，夫妻之间干点儿“坏事儿”，也没办法与小孩子完全隔绝开，导致农村小孩从小就什么都知道。

我在写本书的时候，我的小弟就对我说，他当年随家下放到农村时才六七岁，邻居的小孩儿就告诉过他，男女做“那事”的具体姿势是什么样的。农家孩子还拉着他去自家窗下，偷看他们父母如何行房事，这算是睡大炕的负面效应吧。

农村也有个别作风不好的女人，老农在背后骂她们，说她们是“卖大炕的”，估计这是旧社会农民对妓女的称呼。

呵呵，炕上的伦理，细想想，还挺惊心动魄的啊。

应该承认，我那时虽然插队8年，但思想深处始终没改造好。在我心目中，农民的家，那根本就不叫个家，叫“家徒四壁”还差不多。有时想想，幸亏自己没出生在农村，不然这土坯房、泥巴炕头、泥巴地、糊满发黄报纸的墙壁，不就成了我的家了。

这哪有一点儿家的温馨？哪有一点儿人的尊严？

我不成了原始部落的人了！

离开农村后，有时候回想起来，观念就有点变化。想想农民虽穷，但农家还是挺有味道的。穷人，实际上也在苦心经营着一点儿温馨气息。可怜是可怜，但嘲笑不得。

农家虽然是家徒四壁，可墙上还是有风景的。那时候的墙纸不去说了，就是废报纸。在老农的观念中，报纸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物质，是拿来糊墙的东西。当时的报纸，既没有信息，也不能提供娱乐，全是脱离现实的口号。

农家的墙，最多5年就得重新糊一遍，不然报纸就黄得跟旧社会差不多了，而且有的地方可能脱落、损毁，看上去更加寒酸。

新糊的墙壁，报纸雪白，尤其是晚上电灯一亮，还真是有一股富贵气。

这对农民来说，不容易了。农民是体制外的，没有任何人家是订得起报纸的，这些废报纸，都是花钱买来的。花的钱虽然不多，那也是血汗。

我见到的新糊的墙，不多，一般是集体场所和新婚家庭才有。

农家的墙上，也有装饰物，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年画，20世纪70年代那阵儿，传统年画完全绝迹了，什么“年年有余”、“五谷丰登”、“观音送子”、“南山寿星”全没有了，全都换成了宣传画和样板戏剧照。

我下乡那年，中苏爆发了珍宝岛冲突，于是就流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宣传画，画面上是威武的军人与民兵。

那些年，样板戏刚刚开始普及，流行着一幅《红灯记》的宣传画，上面是李铁梅高举红灯，下面是一个女红卫兵高举语录本，意思是要继承先辈。

此外，还有一种挂屏式的年画，是样板戏剧照，从上到下，四张一幅，一共四幅，大致可以把剧情介绍明白。

这些宣传画，与农民的实际、与农民的渴望相距十万八千里，严格说，贴在家里是不伦不类的。可是，毕竟这是色彩鲜艳的印刷品，贴上墙，就能驱散一点儿寒酸气。画上的东西是什么，并不重要。

那时稍有财力的农家，春节前都要贴上几张新画，想要增添“财产性收入”太困难，就贴几张画吧，好在画上的人物衣着光鲜。画饼，也能充饥。

贴年画，是千年的老传统了，“革命”年代里取消了年画，你总得女性，胸脯是鼓鼓的。这——“鼓鼓的”，就能给少男们以遐想。

望梅止渴吧！

另一类墙上装饰物，是老照片。农家的老照片，都不放在相册里，而是密密麻麻镶嵌在一个或几个大镜框里，就像开展览会。家里来了客人，这几个大镜框，是很能抓人眼球的。

那时的照片，很少有生活照，谁家能富得买个照相机啊？一般都是去照相馆照全家福。

全家福，就是老农理想的底线。

农村的老太太，要是儿女有出息的，进城当了工人、做了干部，那就会向客人热情介绍：这是大小子、二小子，这是大丫、二丫……”不无得意。

我一直很不喜欢这种乡俗，直到几年前看到欧洲旧时的市民家庭照片，才知道，原来这“照片上墙”的习俗，是从欧洲城里人那儿传过来的。

敢情放在100多年前，这还是国际上很时髦的风俗呢。

猪之所以尊贵，原因是那一身膘。农家基本上没有可以立刻变现的财产，平时到集上去卖两个鸡蛋，那收入太可怜了，只有养肥了一头猪，杀了卖猪肉最解渴，所以猪尊贵。

农家那时候也没有专门养猪的饲料，无非是采一些猪草（人不能下咽的野菜），再掺和一点儿高粱糠之类，隔天给猪熬一锅新鲜猪食。那猪食的味道，也是令人窒息，一掀锅盖，人必须屏住呼吸一分钟，才喘得上一口气来。

——又酸又臭！

我前面说过，农家是中间一个厨房（外屋），东西两个卧室（里屋），卧室有火炕。这就是说，外屋有两个锅台。

因为直径太大，所以锅盖是两半的，要不然，农村妇女还真没力气能掀起这特大锅盖来。

锅台下面是灶坑，洞口朝北，凹进地下去。做饭用的柴禾，就是玉米秸秆。玉米秸秆在农村没有任何用处，只配拿来烧火。做饭时，先把柴禾塞满一灶坑，再拿干玉米叶子之类的做引火物，划着了“洋火”点燃，一会儿玉米秸秆就“轰轰轰”地燃起来了。

做饭的过程中，要注意火不要灭了，秸秆烧掉一段，就往灶坑里塞进去一点儿，烧完了一捆，就再塞进去一捆。

农家的烟道系统，搞得很科学，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有自然的风力，火烧得很旺，烟也走得很顺畅。但是在冬天极特殊的气候下，从烟囱里倒灌风，这叫“戗风”，那农妇就倒了霉了，两眼被熏得像核桃。

农家的柴禾垛，都堆放在房山头一侧，平时在厨房里也储备一些，以防突然下雨。柴禾就怕雨淋，淋湿了不好烧，一烧满厨房烟雾，两眼又该像核桃了。

厨房里必备的，还有一个水缸。每隔一两天，就要挑两担水回来，把水缸灌满。大约两个月时间，要淘一下缸，把缸底的泥沙清洗干净。

剩下，厨房的财产就没什么了：一个破木柜，装几个破碗碟。做饭的调料很简单，除了结晶体巨大的粗盐，别的可以说没有。什么酱油、醋、味精、香油、花椒、大料，都是城里人的奢侈品。

农家的食用油怎么办呢，总不成去买吧？如果买来吃，那吃油就把一个家能吃败了。要知道，那时候城市居民每人每个月才4两左右食用油，全靠买肥肉熬猪油才能挺住。

农民吃油有农民的办法。那时每个生产大队（行政村）都有一个油坊，用人工榨油。生产队（自然村）每年都会种植一些大豆（黄豆），分给社员。到时候，农家给油坊送去黄豆，从油坊换回一些豆油来吃，数量不是很多，点缀点缀吧。农民一年里绝大部分时间吃不上油的情况，毫不足奇。

厨房里常年烟熏火燎，给我的印象，就是个黑。

这就是农村妇女终其一生要待的地方。那个年头，激进的人指责妇女没出息，常说“就知道围着锅台转”。可是，人总是要吃饭的呀，没有“围着锅台转”的人，饭从何来？

人民公社大食堂，从理论上说，是美妙无比，把农妇都从锅台边解放了出去。结果如何？

几年里，有很多很多的人，连吃饭权都没有了。

我知道，农村的姑娘，也爱美，也渴望幸福。不过，烟熏火燎的外屋地，就是她们的归宿，一直到被岁月熬成皱巴巴的老太婆。

我不瞒大家，在农村的时候，我一心一意就想回城，什么“扎根农村”，上边让表态，不得不表。

可是，一旦回到城里，就发现，再也接不了地气了，好几十年也没住过一楼的房子。曾经有一次有买一楼房子的机会，也让我给错过了。

想想在农村，拿小板凳坐在小院里的情景，真是难舍。

在农村8年，我恨农村、咒农村，可是到了最后两年，渐渐地喜欢上了农家小院。中国人，还是有传统的心理积淀，假如没有自己的一小块地，没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就没有做主人的感觉。

农民那时候有自留地，面积很小，按人头摊，每家都有几分地，大概也就一二百平米的样子，就在宅基地的前后。用秫秸篱笆一围，就是农家小院。

这个院子，是农民私有的，随便你种什么，没人管。多数是前院种夏秋季蔬菜，后院种土豆、玉米。

农村冬季的蔬菜，一共三大类，土豆、白菜、大萝卜，这是生产队种的，到时候分给社员（不白给，要扣工分），分了就储藏在地下菜窖里，一吃一个冬天。自留地的菜，主要是解决夏秋季的食用。

农家小院里，夏天种的是黄瓜、茄子、西红柿、尖辣椒、倭瓜（南瓜）、西葫芦、胡萝卜、豆角、大葱、生菜。夏季里，满园绿色，煞是可爱。

尤其有味道的是黄瓜架。黄瓜架是用高粱秸秆搭成的，上面藤须缠绕，新鲜黄瓜顶花带刺，摘下来后放到水桶里，下到井水里面去“拔”一下，再捞起来吃，那真是嘎嘣脆，口水直流啊。

小院的边界，有用高粱秸秆编成的篱笆，老农叫做“障子”。房前留下一小块供活动用的空地，每天放工回来，要从门前的小院通过。看看两边绿油油的“时蔬”，心里很敞亮。

前面讲了，小院里的设施，有猪圈、有茅房，此外还有柴禾垛，堆在房山头。一年的柴禾都在这儿，高及屋顶。

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有一口大酱缸。柏杨先生提出一个概念，叫“酱缸文化”，没见过酱缸的人，不能体会他的真意。

农家从来不买食品厂生产的酱，全是各家自己做，程序较为复杂，是把大豆磨碎了，捣烂、发酵。酱缸就摆在屋檐下，上面有一个秫秸编的防雨盖子，样子有点像斗笠，叫“酱帽子”。老农老是叮嘱我们说：酱缸不能被雨淋，一淋雨，酱就要变质，成了臭酱，吃不得了。

各家的酱，各有风味，没有两家的味道是一样的。人人都习惯了自家的酱味，老妈做的酱，那就是香！

小院的风景，也体现在屋檐下，挂了一串串的大蒜辫子、干辣椒、玉米棒子（留种用的），极为祥和。

农家的窗户，不是对开的，而是分上下两扇，下面是死的，上面是我那时候读《陆游诗选》，发现一句“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呵呵，太亲切啦。

这，就是农家小院的情境。

在前面的段落里，已经好几次出现了“房山头”这个概念。不是东北老农，还真不好理解这是什么方位。

这么说吧，东北的农家，房子都是朝南的，朝南是为了采光好，暖和。东北的冬天死冷死冷的，要是房子朝北开窗户开门，那要把人冻死。农家的房子，东西两堵外墙，就叫山墙，山墙外头的那片地方，就叫房山头。

房山头的设施，我也说过了，前面是烟囱，后面是厕所，还有巨大的柴禾垛。另外还有什么呢？

农村人，即便再穷，也得有个杂物间。有的人家是把厨房和卧室的空闲地方做杂物间，放置锄头、镐头、镰刀、箩筐、种子篓等农具，还有秋后存放够吃一年的粮食。也有的人家，是在一侧的房山头修建一座小屋，专门做储物间，这小屋，叫做“偏厦子”。

房山头的地面，还有一个重大的功用，年轻读者可能想不到。农村是没有上下水设施的，上水好说，到井沿去挑水；那么下水呢，总不能把淘米洗菜、洗洗涮涮的脏水，都端到后院厕所去倒掉吧？那个大粪缸，容不下太多的水。

房前倒是有一小片空地，但这是要经常走动的地方，不宜泼水。于是，房山头就成了农家的下水道。洗完菜、淘完米、洗完脸，端着一盆脏水走两步，“哗”一声都泼在房山头。夏天好办，水一下就渗进土里去了；到冬天，泼出的水，一到地面很快就冻上了，层层累加，积累一个冬天就很可观了。

那时候农民冬季起夜，光着身子披个大棉袄，一出门就冻得哆哆嗦嗦。要是没月亮，黑灯瞎火的还真不方便进厕所，弄不好一脚踩偏了，扎进粪坑，那就成了全屯子的笑话了。于是，一般的走到房山头就解决了。

老娘们没啥问题，蹲那儿“嘘嘘”一下就完事。伸手不见五指的，想要偷窥都看不见。老爷们儿的问题则带有方向性，于是大人就总教训小男孩：别往山墙上滋尿啊，看我擂你！”

为什么不许往山墙上滋尿？总滋总滋的，岂不是要把土墙冲出个大洞来？

在冬天，无论走到谁家的房山头，总有那么一块地方，是一层一层的冰，色彩很丰富，白的、黄的、清澈的、浑浊的，这就是日子积累的印记。偶尔在角落里，还有小小的、冻硬了的“巴巴橛子”，这都是小崽子们干的事。

有人也许要问，这房山头，岂不是气味很复杂？

不会。冬天里没问题，天气嘎嘣冷，什么怪味儿都没有。夏天是有一点儿味道，比如柴禾叶子腐烂的味道、泼出的脏水暧昧的味道，不过，我们的大自然有超强的自净功能，风一吹、雨一淋、日一晒，味道样的事儿。

——农民里也有流氓，但不至于这么下作。

还有就是，我想：夏天干活太他妈的累，冬天晚上又死冷，谁有闲心在那儿守着窥伺，发神经了吧？

说完了农民的住，下面就来说那时农民的吃。

“猪肉粉条”好理解，什么叫“可劲儿造”？就是放开肚皮吃。这是东北土话，随着本山大叔的小品，也基本普及到全中国了。

一个字：爽！

我就没见过比东北农民更能吃的人。

我在这儿把他们的主要食物介绍一下，好多人，包括很有“革命”意识的人，也许根本不知道他们吃的是什么粮食。

首先，东北老农从来不吃窝窝头。玉米面固然是主食之一，但他们的做法跟窝窝头完全两样。窝窝头是城里人的食品，农民很有点鄙视，农村吃的是玉米面大饼子。

这个大饼子，跟我们熟知的烙饼、草帽饼、老婆饼完全不同。它的做法，是把玉米面和的比较稀软，等锅里的水烧开后，抓一把面团，往水面上的锅沿用力一摔，面团立刻粘在锅边上，形成枣核形，像个两头尖尖的大面包。

这叫“摔大饼子”，一个一个地摔上去，排满一圈。然后盖上锅盖，一顿猛烧，不大工夫就好了。用小铲子把大饼子铲下来，饼子底下就有一层“嘎巴”锅巴）。

这大饼子，金黄喷香，一个差不多有4两，农民一顿能吃三四个。

在农民的心目中，窝窝头那算什么，才拳头大，里边还是空心的，吃10个也只能半饱。

第二，东北农村弄不着大米，整个东北，能种水田的，也就两三个地方。大米，只是一个概念。

老农最喜欢吃的粮食，是高粱米。过去东北的城里人，大都吃过高粱米，红红的，嚼着很费劲，还有一股辣舌头味儿。这么难吃的米，怎么会对老农的胃口？

我告诉你，那是城里卖的红高粱米。在农民的概念中，那是马料，不是人吃的。农村吃的都是当年新打下的白高粱米，那和红高粱根本是两种东西，焖出饭来，松软喷香。那时有一位诗人写过一句诗，说农村“锅盖一掀，十里饭香”。没在农村闻过高粱米饭起锅的人，根本就不能体会这句诗的妙处。

东北的老农，端起满满一大海碗高粱米饭，蹲在外屋门口，一口气能造下一两碗。这一碗饭，大概就快有一斤了。

农民的主食还有一种，是“苞米碴子”，也就是碎玉米，煮成稀饭（大碴子粥），比大饼子还要受欢迎。为何呢？因为经饿。

每个生产队，也有一小块地种麦子，给大家分一点麦子，自己拿到磨坊去磨，这是春节包饺子用的。吃饺子，大概也就大年三十、正月初一、正月十五这三天吧。余下的日子，见不着白面。

农民最不待见的，是小米，因为太不经饿。吃上几碗小米饭，下地头。蒸好后，一排排的，放着可爱的油光。农妇们把它们放在秫秸盖帘上，拿到偏厦子里去冻好。

整个正月，想吃就拿点儿出来溜一溜（蒸一下）。这样，起码在正月里，还有个丰衣足食的感觉。

黏豆包，我本人不大感冒，觉得它味道有点儿酸，还粘牙。不过农民非常在乎，因为它特别经饿。据说过去老农给地主“扛大活”打（工），一到夏天锄地时，劳动时间长，地主就给长工们吃黏豆包。你看看，奢侈到什么程度。

看到这儿，读者要问了：这东北老农怎么这么能吃？

不能吃能行吗？肚里没油水啊。一年四季，吃不上几顿肉，我印象中，能吃上三顿就很不错了。平时吃的食用油，也是用生产队分的大豆，去油坊换点儿豆油。那一瓶子油，照着一年吃吧，家里不来客人，碗里油花也别想见到一个。

肚里没油，就特别能吃粮食，一顿一斤两斤饭，那不是偶尔的，而是常年如此。

那年月，谁能吃，谁光荣，证明特别能干活儿。至于城里人的那饭量，老农笑了：那是吃猫食呢！”

“猪肉粉条可劲儿造”，现在都成了流行语了。而在那个年代，能可劲儿造猪肉粉条的机会，只有两种，或是碰到殷实人家结婚办席，或是大队干部开会。

在20世纪70年代，“猪肉粉条可劲儿造”，也是农民的世纪理想之一。

前面说的是主食。其实，老天待东北的农民不薄，黑土地上当年打下的新粮，是人间至美的米、面，没下过乡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新粮是什么滋味。

那是枉做一回人！

说到东北老农平常吃的菜，可是太惨了一点儿。最近一些年，东北菜馆推出了一道名菜，叫“乱炖”，就是肉、豆角、土豆、茄子什么的，搁在一锅里煮。

我们那时候，没听说这个菜名。东北的老农做菜，也是这么炖，他们叫“熬菜”。“熬”，要念成“挠”，发音是一声。

那时候熬菜，是菜园子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就是不见肉星星。我看网上有朋友说，他们那儿过去小媳妇做饭，用不起油，拿肥肉片子抹锅底。我当年在农村没做过饭，也没注意过农妇做饭，估计各地都是差不再苦，那也是青春啊。

记得夏天锄地，又累又热，中午收工回到集体户里，就在院子里吃。轮值做饭的女生把饭端出来，玉米面大饼子、蘸酱菜，还有一样是高粱米水饭。

这水饭的做法，是把煮熟的高粱米饭，用新打出来的井水泡好，相当于南方人的泡饭。

我们这群狼，撂下锄头，擦一把脸，端起碗就吃。啃一口大饼子，咬一口大葱蘸酱，呼噜呼噜喝一口高粱米水饭。

金黄的大饼子，香！拔凉拔凉的水饭，解渴！还有自家做的大酱，菜园子里刚拔出来的大葱、生菜，刚摘下来的黄瓜、小辣椒，解馋！

在东北老农的概念里，不猛造，不狼吞虎咽，那还叫吃饭吗？

我在前面忘了说，家家户户除了水缸、酱缸之外，还有一口酸菜缸。酸菜，我就不用介绍了，南北的爷们儿都知道。

这酸菜，单吃是没法儿下咽的，要和五花肉、宽粉条一起炖，才是绝配。

这种搭配，就是东北农家著名的“杀猪菜”。

怎么叫个“杀猪菜”？

——不杀猪，哪里来的猪肉吃？

虽然农村家家都养猪，但不等于家家都能吃上自己养的猪。那时养猪，都卖给公家的收购站，图的是多换两个钱。农村啥也不缺，就是缺现钱。

那农村人“胃亏肉”怎么办？生产队一年要杀一次猪，在年跟前杀，杀了大家分，每家分多少，年终算账时扣钱。各家各户，嘴馋的就多要点儿，节俭的就少要点儿。

我在集体户参加过一回杀猪。那是我们集体户养的猪，大伙一合计，不给国家了，自己吃。并且按照乡俗，全屯老乡谁想要，来分点儿就是，有钱的给钱，没钱的记账。

杀猪是技术活儿，要请队里有经验的能手来操刀。先把猪哄出圈来，几个小伙子上去推倒、按住，用绳子把四蹄捆住。那猪哥傻是傻，这关头也知道死期将至，叫得全屯子都能听到。

操刀手运一运气，一刀刺断颈动脉！

血喷出来，有人赶紧拿脸盆接。猪哥的叫声渐弱，不大一会儿就蹬腿儿了。

这时候，杀猪人在猪的一条后腿切个口子，把嘴凑上去，憋足了气儿吹，一会儿就把猪吹圆了。这时锅台开水已烧好，倒进大盆里，把这气球似的猪浑身烫一遍，然后刮毛。

不一会儿，猪哥就变成“浪里白条”了。然后再开膛，掏出下水来，把大肠洗净。女生赶紧上来，把先前接的一盆子猪血，灌进肠子里。这就是著名的“猪血肠”。

没杀过猪的不知道，这开膛后的臭味，能把人熏个跟头。

之后，就是把猪大卸八块，这跟咱们在菜市场看到的猪肉就差不多啦。

杀猪讲究的是当场就做杀猪菜。新杀的猪，猪肉奇香无比，可是参与杀猪的，都吃不下，因为刚才开膛的怪味熏倒了胃口。

杀猪菜，熬上一大锅，勉勉强强能吃三顿。

农村里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别的都瞎扯，杀猪，才是最大的狂欢节。

咱们全国，大概有10亿多人没在东北常年生活过，对东北的四季不可能有概念。在东北，有整整半年是冬季，从头年的10月初起，到下年的3月底止。再加上寸草不长的4月和遍地枯黄的8月、9月，一共是9个月，地里不见绿色。

漫长冬季的吃菜问题，就靠菜窖里储存的菜来维持。菜窖就是“深挖洞”，在房后挖一个巨大的坑，上面搭上几根木头，铺上秫秸捆，覆上土，顶上留一个小门，人可以下去。

秋季把土豆、白菜、大萝卜放进去，到来年春天，还是新鲜的。

可是，人们在吃的问题上总是超计划。那年头，就是“短缺经济”，啥都不够。

年年到阳历5月份，菜窖早就空了，菜园子的菜还没长起来。没菜，也不能干啃大饼子啊，农家有农家的办法。

就是吃咸菜疙瘩。

这咸菜疙瘩，学名“苤蓝”，东北老农把它叫做“撇列”，是一种植物球茎，像个圆萝卜，专门腌咸菜用的。腌好后的撇列，是酱油色的，极咸。吃的时候，切成细条儿，如果有油炒那就更好了，非常下饭。

有时候五黄六月的，也会没菜吃。我们集体户的女生，就会去野地里采些“小根蒜”、“苦苦菜”和“线菜”来吃。

这就是野菜了。小根蒜，跟南方卖的青蒜有点像，很好吃，但土腥味很重。苦苦菜，叶子很脆，但有点儿苦，不好吃。线菜，叶子背面是红色的，口感极好。这几种野菜，都只能凉拌。

吃野菜，只是偶一为之，不可能常年吃，否则就成旧社会了。

春天到来时，村头的榆树上有“榆树钱”，是榆树的种子，也能吃。小小的翠绿圆片，一簇簇的，味道很甜。吃榆树钱，是小孩子的勾当，大人不吃。不过，据说在饥荒年代，榆树钱也是救命的食品。

其他还有篱笆下的野浆果，比如“姑娘儿”、“老鸹眼”，都是孩子们解馋的玩意儿。

吃野菜，不算什么，偶然尝尝还挺新鲜。只是吃“苦苦菜”的时候，心里有点儿别扭，一吃，就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小说《苦菜花》。

那时候，有一句话很流行，是说“旧社会穷人吃糠咽菜”资深的老农很反对这个说法）。我们集体户，还真是吃过一回糠。

糠，是粮食籽粒的外皮，是猪的食物。

我们那一年夏天，不知怎么的断了顿，粮囤里虽有存粮，但一时磨不出来。轮值做饭的女生没办法，就把生产队喂猪的糠皮拿来，掺和了一点儿玉米面，做成窝窝头。

我们吃了，略酸，还有一股酒糟味儿。猪哥啊，原来你的命这么苦！

还好，一生中我就吃过两顿糠。

女歌唱家马玉涛唱过一首著名的歌儿，里面有一句歌词：桂花生在桂石崖（哎），桂花儿要等贵人来。”这歌儿我听了几十年了，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了这首歌，想到了关于“贵人”的概念，忽然觉得不对。

问题恐怕就是从这个概念开始的。

过去的老百姓纯朴，把“公家人”看成是“贵人”，尊敬有加。当老百姓有了这个概念、而公家人又不觉得有什么异常之后，所有的问题都从这儿产生了。

那年头在农村，贵人与老百姓，从外表上看差别不大，实质上有天壤之别。

我们先来说几样老百姓的美食。

也许有人要说了，连肉都吃不上，还谈何美食？

我就不这么认为，我平生感觉最香的食物，偏偏就不是肉。甚至连吃什么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在什么前提下吃，要是干的是重体力活儿，时间又超级长，饿得前胸贴后背，好不容易盼到收工，你再吃饭，才会知道啥叫美食。

老百姓的美食，都来自黑土地。

第一种叫做“锅出溜”。具体的做法是，掰下还没成熟的青苞米，用擦子把籽粒擦成浆糊状，等锅烧热后，用猪肉皮抹锅底，然后把玉米浆糊倒一勺子到锅里，浆糊就会往下滑。这“滑”，东北话就叫“出溜”。等到稍有锅巴，立即起锅，这样烙出来的玉米饼，有新鲜玉米的清香味儿，甜美无比。

第二种是蒸土豆丝。土豆去皮儿，切成细丝，用凉水泡一泡（防止发黄），然后装进大海碗里，上面淋一点油，撒一点盐，放到锅里蒸熟，其味妙不可言。

第三种是烤玉米。玉米收割前半个月，玉米粒的软硬度正好，拣玉米粒又大又黄的，掰下来用炭火烤。我们那儿的农村不烧木柴，没有炭火，把苞米放到柴禾灰里烤也可以。要烤到玉米粒焦黄，像爆米花那样炸开，这才是上等的烤苞米。

第四种是烧毛豆。毛豆就是大田里还没收割的大豆，叶子和豆荚都已经枯了，如果不戴手套去拔，会很扎手。拔下几把，就在地上把豆梗点燃，等火燃尽，在灰里扒出烧得黑黑的大豆，这就是烧毛豆。其香味，一点儿不亚于炒豆。

我说的这几样，都是绝的，农民也不常吃。

平常不杀猪、不过年的日子，农家的好菜，一个是煎鸡蛋饼，一个是豆腐。

大豆腐，是农家的好菜，冬季每个生产队都开豆腐坊，社员拿黄豆来换豆腐。东北的大豆腐味道香，结结实实的。做豆腐的具体工序是：一个葱花鸡蛋饼，或者炒一个豆腐，主食是白白的高粱米饭。老乡认为玉米面大饼子上不了台面，是绝对不给下乡干部吃的。

那时干群关系还行，我们每次都要谦让：别做好的了，有啥吃啥吧。”老乡们也很客气：没啥好菜，将就吃吧。”

这样一顿饭，公社干部要给老乡四两粮票、一毛钱。

大队干部的伙食就不同了。大队干部，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干部，他们经常召集各生产队干部开会。一开会，就改善生活，吃烙饼，真正白面的、用豆油烙的，“可劲儿造”。

给大队做饭的，是从附近生产队临时叫来的家庭妇女，一般都是干部的三亲六故。给会议做饭，能挣工分不说，也能跟着解馋。

这烙饼，现在无论南北，哪个大超市或菜市场都有卖的，平平常常。可是那年头，想想，贵人也不过就吃这个吧。

大队干部的白面、豆油，是从哪里搞来的？我那时不太注意这问题。总之，乡村干部的脑筋灵得很，从各生产队搞点儿白面、豆油来，是小事一桩。

我当时感觉，好像隔三差五的，大队就要通知开会。

有很长一个时期，宣传画上的中国人民形象，就只有三位——工、农、兵，偶尔也有第四位，是穿中山装的干部。

在这种画面中，农民兄弟往往被塑造成农村小媳妇儿，一条白毛巾扎在头顶上，穿一身红色小夹袄，袖子挽起，抱一捆麦子或谷子，紧紧跟在工人老大哥身边。

这究竟是啥地方的农民装束，我至今不能确认，也许是河北白洋淀那一带的吧？我们那儿的农民，可不是这样。

先说说老爷们儿的衣服。老少爷们，从小崽子到耄耋老头儿，全是黑棉布衣裳。上身是对襟唐装，腰上还要扎一条麻绳。极少数资深老农，喜欢穿带大襟的衣服，也就是前面是一大块，纽襻在左腰处。

裤子是著名的“缅裆裤”，裤腿儿较窄，裤裆奇大，裤腰超级宽大、超级高。裤腰若提起来，差不多快到胸口了。

这身装束，堪称土老帽，不要说外国人笑掉牙，城里人见了也笑掉牙，可是它实惠。死冷寒天的，在野地里干活儿，浑身严严实实。

我们知青倒是时髦，穿的是现代衣服，可是前面的对襟不严实，风能吹进；上身和裤子之间有缝隙，风能吹进；裤脚宽松，风也能吹进，冻得哆哆嗦嗦。即使如此，我们也坚决不被农民同化。我没见过一个知青肯穿老农服装的。

在现在读者的想象中，那时农民大概都是衣衫褴褛的。

错！那时的农民，每年都要做一身新衣服，我们知青倒不可能有这么奢侈。

每年入冬之前，家家的老娘们儿就开始扯布、弹棉花，给家里老爷们儿做一身崭新的黑棉衣。农民穷啊，那缅裆裤又费布，他们这身棉袄，到了春夏，换不下来，只能把棉花抽掉，改成单衣。这一身从年头穿到年尾，在地里摸爬滚打，第二年就没法儿穿了，所以第二年还得做新的。假如农民钱多，多做几件衣服换着穿，就不可能这么费衣服。

那时候的男性农民，冬天连件汗衫都舍不得穿，光着膀子穿棉袄，晚上就裸睡。

至于农村的大姑娘，衣服就要绚丽多了，一年四季都是花布衫。

冬天她们也穿黑夹袄，但外边是一定要有罩衫的，全是各色小碎花布的。什么样的花色，配什么气质的女孩，有一番讲究，比城里的女孩子还花。

这算是“革命”年代里唯一的亮色。

那年头的集镇上，不光是“蓝蚂蚁”、“黑蚂蚁”，还有一群群的“花蝴蝶”，给人印象至深。

资深的老农民，还保留着旧社会的习惯，喜欢戴毡帽，颜色是褐色的，略有一点儿红。毡帽的形状不好形容，大概就像窝窝头吧。青年农民不戴这个，一律戴仿军帽，以示时尚。

到了冬天，老爷们儿都戴狗皮帽子。为防止冻手，干活儿还要戴一双“棉手闷子”。这是一种大棉手套，用绳子挂在脖子上，除了大拇指之外，其余四指是不分叉的。

女孩儿冬天都戴大头巾，线织的，各种色彩都有。扎在头上，额上留出一缕刘海，下巴那儿打个结，俏皮之极。

“革命”，就是再彻底，也挡不住人性风流啊。

至于在宣传画和电影里，农民都头戴白毛巾，或者脖子上搭一条擦汗的白毛巾，我们那儿的老农都觉得不可思议——那白毛巾，一天不就脏得不行了吗，怎么洗得起？

那年头，票证多，其中就有很重要的“布票”。那时人们买现成衣服穿的很少，都是扯布来自己来做。从原则上，城乡居民一视同仁，每人每年发多少尺布票，用意是在控制供应。

可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不了解城乡的实际情况。城里人，穿衣服不费，一件衣服可以穿好些年，就算那些干体力活儿的工人，也有工厂发给劳保服，不缺布票，苦就苦了农民。

现在的年轻人，没见过农村的重体力劳动是啥样。搬冻土块子、抡大镐、扛化肥袋，单靠两只胳膊那是干不动的，得用膝盖、肚子顶着助力。至于间苗，那就要在垄沟里爬了。这么一来，衣服就特别容易磨损，不经穿。

农村的老爷们儿，棉袄上身，外边是不套外衣的，整天干活，沾上泥污、马粪，不能洗，大不了搓搓而已，没几天就油渍麻花了。这身抹布似的衣服，能挺一年就不错了。

农民的布票，严重不够，但活人不能叫尿憋死。农家大多都养鸡，就在鸡屁眼里抠布票，攒下几个鸡蛋，拿到集市上去换布票，或者跟城里的亲戚串换一下。

女孩子的情况要好一点，一则妇女劳力冬天基本没活儿，二则女孩子心细，干活儿的强度也不算大，一件衣服，穿上两三年没问题，这就是农家大姑娘有资本“浪”的原因。

现代人穿的棉布，从元朝时候的黄道婆时期就发明了。可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还是严重不足。人死了，做寿衣难，做孝衣也难。我在农村8年，看人家出殡，孝子头上扎白布的都很少，谁能那么败家啊？

人，是要有尊严的，不能做禽畜。可是，这一身油渍麻花，隔5米远就能闻到汗味儿、马粪味儿的破棉袄，能有什么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