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国府宝钗做生辰。 清·孙温 绘
■柳岳梅 《红楼梦》中的戏曲描写具有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用,不仅在情节铺演、人物形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反映了明清时期戏曲排演与传播的样貌。书中刻画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戏曲受众,既有外行“看”热闹、内行“听”门道,也有在戏文中参悟人生者。受众喜好与审美能力各有不同,为戏班演出和戏文创作提供了多元化发展环境。 外行“看”热闹 以贾珍为代表的一类观众,属于较为典型的外行“看”热闹。这类观众重在“看”戏,而非“听”戏,由视觉冲击而产生审美愉悦。 《红楼梦》第十九回写贾珍摆酒请族人观戏庆祝元宵节,上演了《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 贾珍所请的外来戏班是用弋阳腔演唱的。场面热闹、花哨,伴奏多用锣鼓,声腔高亢,加上喝彩叫好声,这都是弋阳腔的演唱风格。 汤显祖认为,弋阳腔表演“其节以鼓,其调喧”。清代笔记《啸亭杂录》评价:“惟弋腔不知起于何时,其铙钹喧阗,唱口嚣杂,实难供雅人之耳目。” 但在《红楼梦》的描述中,弋阳腔以其通俗、热闹而受到围观者的喜爱。第十九回中,观看贾珍所请弋阳腔戏班演出的街人感叹:“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 贾珍系世家子弟且现袭官位,却因“敬老爹一概不管”而不怎么肯读书,文化程度不高,戏曲素养也较粗鄙,喜好“繁华热闹”。《曲律》谓观戏有诸种折磨,如“家宴”“演恶剧”“闹锣鼓”“村人喝采”等,而这偏偏是贾珍等人看戏的情境和审美水准。 历史上,戏曲传播中一度出现花雅之争,这在《红楼梦》中亦有反映。第二十二回,贾母为宝钗庆生没有选用自家的昆腔家班,而从外面“定了一班新出小戏,昆弋两腔皆有”。从演出效果来看,贾母等人对《刘二当衣》这样谑笑科诨的弋阳腔剧目“甚是喜欢”。 内行“听”门道 晚明以来,世家大族多蓄家班以备庆典、娱乐及应酬交际之需。为方便内宅女眷观戏,很多家乐都由低龄少女组成。与跑江湖谋生的戏班相比,女家班不求“合时”,只以主人的戏曲素养和喜好为重。 《曲律》视“华堂”“名园”“水亭”为排戏的好所在。贾母听戏尤爱水亭,理由是“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贾母的娘家也是有戏班的,史家枕霞阁即为水亭,流水能滤掉喧哗、烘托音质兼具扩音作用。 贾母深谙戏曲精妙所在,弃热闹而求清淡。第五十四回,荣国府庆元宵安排家班演出,贾母命正旦芳官唱《寻梦》,但伴奏须从简,又命大花面葵官唱《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小生文官说中贾母听戏的独到之处:“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再听一个喉咙罢了。” 从曲目来看,独角唱工戏着重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不易演,很容易“瘟”。从表演方式来看,贾母要听清唱。张岱认为,清唱出色者“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令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贾母听戏时,对伴奏的要求也与众不同。芳官唱《寻梦》时,贾母命“只提琴至管箫合,笙笛一概不用”。观戏经验丰富的薛姨妈很惊讶:“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用箫管的。”薛姨妈等人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但与贾母相比,她们的眼界和鉴赏能力终究逊色。 提琴与管箫音色如何?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称提琴之音乃美人之音,“即使清曲不度,止令善歌二人,一吹洞箫,一拽提琴,暗谱悠扬之曲,使隔花间柳者听之,俨然一绝代佳人,不觉动怜香惜玉之思也”。 早在魏良辅时期,洞箫就为昆腔伴奏。《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珍与家人赏月,“命佩凤吹箫,文花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魄醉魂飞”。 以芳官、葵官为代表的稚龄女娃不从俗流,却能“弄个新样儿”,在外客面前,不落褒贬,为主家赢得声誉。这种表演水准与贾母有很大关系。毕竟,“若省一点力”,贾母可不依! 戏上也有好文章 《红楼梦》中还有一类观众,其戏曲鉴赏不止步于“听疏异”“听口齿发脱和喉咙”“弄新样”,还能从中发现“好文章”,有生命的提升,体现出“文学即人学”的审美境界。宝、黛、钗即是如此。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从审美深度来看,贾母尚在“技”的鉴赏层面,宝、黛、钗则进入“道”的领悟。这种接受差异与文化基础关联密切。 宝钗曾说:“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她的知识结构中包含程朱理学,因此戏曲鉴赏与审美领悟有一丝学者气息和理性之光。 第二十二回,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而被厌烦热闹戏的宝玉抱怨。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 宝钗念道: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 从曲学来看,《寄生草》属仙吕宫,亦入商调,“仙吕宫,清新绵邈”,而“商调,凄怆怨慕”。这出净行戏在演唱上融合了“清新绵邈”与“凄怆怨慕”,突显鲁智深英雄困顿的悲凉却又有不为尘俗所缚的豁达。 从文学来看,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寄生草》辞藻妙在无堆砌、少雕琢,本色却不粗鄙,与鲁智深的身份及其潜在的慧根贴合。 究其词义,分离常突然而至,来与去都是“赤条条”,也就“无牵挂”。但世人本心大多眷恋姹紫嫣红,“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徒劳牵挂。场面的热与文意的冷形成对照,发人深省。透过热闹看到生命本旨,正是宝钗由理学而来的智慧所在。 与宝钗相比,在听戏悟道上走得更远、更深的是宝、黛。从接受方式来看,宝、黛都喜读戏曲文本,感叹“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从审美体验来看,宝、黛都有“聆察”的经历,在聆听中生成音景,进而对音景产生信息解读。 “聆察”体验是一般戏迷所没有的。“幽闺自怜”是黛玉的孤女处境,“似水流年”是黛玉无法控制的时间和命运,“花落水流红”等春逝图景让没了父母、寄人篱下的黛玉闲愁万种。这样的意识,使得《红楼梦》具有不一般的哲学高度。 宝玉与黛玉一样,在戏曲接受过程中容易经历移情。芳官唱《邯郸记》,宝玉耳中是何仙姑劝吕洞宾休恋世事、“恁与俺高眼向云霞”的叮嘱,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从宝玉出家的终局回看这一瞬间,他的思绪是处在移情之中的。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