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年初，我去北京拜访梅家姐弟。聊到对父亲的印象，梅小侃向我推荐了2013年清明前夕，他们姐弟夫妇四人做客北京电视台，为“非常夫妻”栏目录制的一档节目。节目名为《我的父亲审判了日本战犯》，主持人是英达。在影片《东京审判》中，英达扮演了他们的“倪伯伯”——东京审判检察官顾问倪征燠。 因为是“非常夫妻”栏目，梅家姐弟首先回忆了父母的情感生活。 梅汝璈出任东京审判大法官时，和妻子结婚还不到一年，这一去就是两年半时间，偶尔回来述职，时间也很短，精神压力非常之大，因此格外思念新婚不久的妻子。在1946年4月15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叙述： “今天是我和婉如结婚一周年纪念。我现在连她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中国交通这样困难，使我对她发生无限的怀念……我们的分离使她多吃许多苦，我内心很不安……”。 梅汝璈在东京期间，常托人带回一些小礼物。小璈妻子史华至今珍藏着结婚时，婆婆转赠的一个精致的首饰盒，那是当年梅先生捎回的礼物之一。因为是战后生产的，盒子上按要求印上“Made in occupied Japan”（被占领的日本制造），“感觉有点像犯人必须穿上囚服，作为一个标志。” 镜头里，出现了清明前夕，梅家姐弟夫妇手捧鲜花，在北京万佛陵园父母墓前祭扫的镜头。 墓碑左上角有一个形似“F“的图案，像一把剑，问及寓意，小璈回答：“父亲是做法律工作的，法治精神与宝剑的象征意义有某种契合：正直、刚强、惩恶扬善。巧的是，我们汉语中的‘法’字，声母正好是‘F’，‘F’的形状也与宝剑接近。” 小侃补充道：墓碑的设计是我弟弟的创意。梅法官与宝剑之间，还真有一段故事。 据梅法官1946年3月29日日记记载：在日本考察的著名学者、教育家顾毓琇博士到他下榻的酒店拜访，特意“买了一装备得很富丽，长约三尺余的宝剑送我，并且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献剑典礼’”。梅法官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顾博士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 梅汝璈没有辜负祖国的重托、同胞的信任，尽管两年半的审判过程历尽波折和艰辛，但这把宝剑一直激励着他去努力地工作，直到受审A级战犯全部得到应有的惩处。 法庭结束后，梅汝璈拒绝了国民政府要他做司法部长的任命，只身前往香港。后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辗转回到北京，正好赶上中国人民外交协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说：今日在座的有来自东京国际法庭的梅汝璈博士，他在日本工作三年，把侵华的元凶祸首都给处理了。这是为国争光的事情，全国人民对他应该表示感谢。 “父亲当时非常激动，很快就被任命为外交部的顾问”，梅小璈拿出一份当年的“任命书”，上面盖着周总理的签署印章。 姐弟俩回忆，很小的时候，他们全家在北京度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梅小侃说：“父亲常会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冬天外面凉，屋里热，窗户上会形成一层水汽，“有时候我们早上醒来，发现窗户上画着小人，那就是我爸画的，我们一看就会高兴地叫起来。” 梅家姐弟童年时，父亲曾带给他们许多欢乐。  小璈说：“我们家那时的平房很老旧，也许是为了防止坍塌，中间部位增加了一个立柱，起支撑作用。有一天我看了小人书《西游记》，欢天喜地说，这是东海龙王的那根定海神针，还试着爬上去。结果第二天一早我们起来后，发现立柱上出现了一行字：‘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这是我爸写的。”小侃说：“当时我妈还很不高兴，责怪道：‘你看挺白的柱子，你给上面写了字……’我爸听了哈哈大笑。” 像这样无忧无虑的天伦之乐延续到1958年，后来梅先生被打成“右派”，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姐弟俩因为年幼，对此并不了解，但还是隐约感觉到一些变化，“爸爸跟我们一起玩的时间少了，比以前沉默寡言了。家里的待遇也发生了变化。” 小侃的丈夫余燕明讲述了岳母告诉他的一件往事：60年代里的一天，梅先生去邮局取包裹，一位上年纪的老员工看了看包裹上的字，又打量了一下梅先生，说：“请问，您是自己来取，还是替人来取？”梅先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尴尬，谎称是替别人来取的。推门出去的时候他不经意地回了一下头，只见这位老员工站在柜台后面，很深情地向他鞠了一躬。他显然认出了梅汝璈——这就是当年不辱使命的中国梅法官呀。梅先生回去后跟夫人讲了这件事，两人都非常感动。 说到这里，余先生几乎一字一顿地说：“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法学家，作为咱们国家早期的‘海归’，救国，强国，是他的使命，是他终身的追求和抱负。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他做得很好，他尽力了，受到了国人的认可和赞许。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并没有忘掉东京审判这件事，历史也没有忘记他，这是他最珍视的，所以他非常感动。” 1962年，梅汝璈开始撰写学术专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原定七章的计划刚刚完成四章，“文革”爆发，梅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写作不得已被中断了。1973年4月23日他因病去世，逝世时只有69周岁。 “文革”结束，梅先生平反后不久，梅小璈在追回的抄家物资中发现了父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遗稿。梅小侃当时正在北大跟随著名法学家王铁崖读研，她将消息告诉了导师和时任法律出版社社长的蓝明良，得到积极的回应和支持。梅小璈将父亲手稿整理后，于1988年交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除此之外，梅家还保留着梅汝璈的一册日记，记录了1946年3月他从上海启程到5月初东京审判正式开庭后数日内，共计50多天的见闻和思绪。虽然这些残篇无法反映东京审判的全貌，但通过梅先生细腻、生动的笔触，还是能够窥见法庭创建初期的图景，同时也记录了他对审判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经梅小璈和妻子史华整理，《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于2005年7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梅小璈还与范忠信教授一起，编辑了《梅汝璈法学文集》。  近年，梅小侃还凭借自己的专业优势，承担了多部历史文献、研究文集和专著的翻译工作。在被剑桥大学出版社纳入“剑桥中国文库”的《东京审判文集》的翻译项目中，她不仅翻译了梅汝璈、倪征燠的文章，还担任了全书的统稿和审校工作。她翻译的《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收录了不同国家25位研究者近期的代表性论文，因体现了国际研究界的最新学术进展，这部译作成为“东京审判研究丛书”的一部重要著作。 梅小侃的译著中，有一部畅销书级别的“名著”——《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该书的英文原著首版于1987年，作者布拉克曼曾是美联社驻东京记者，对东京审判做了全程报道，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审判结束后，他花费二十多年时间，查找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历史文献和庭审宗卷，寻访了参与审判的不同国家的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出庭证人及工作人员，用作者的话说，“历时四分之一世纪，行程超越十万英里”，才写出了这本书。遗憾的是书稿完成后，还没等到出版，作者就去世了。该书被翻译成不同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后，引发很大的关注。 该书的英文原著首发时，梅小侃正在美国丹佛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一位美国朋友将这本新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她，阅读后她当时就有了翻译的冲动。 小侃至今保留着1987年10月18日她写给蓝明良的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了此书的内容及在西方世界受到的关注，并附上她翻译成中文的全部章节目录，同时表达了翻译此书的意愿。信的末尾有这样一段文字： 说起纽伦堡，英文书中关于这个题目的著作真多，可东京审判的书却“寥若晨星”，实际上这本The Other Nuremberg,是唯一一部全程记叙东京审判的书，从世界范围看，纽伦堡审判可能比东京审判影响大，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东京审判却有着更为直接的重大意义，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以不忘记历史。 可见在三十多年前，她对于东京审判相关读物译介出版的重要性、急迫性，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在做翻译准备时，她还请邻居家的一位日裔老爷爷，帮助将书中用英文拼写的日本人名，用汉字一一对应地写了下来。可惜那些年小侃初进职场不久，本职工作占据了她几乎全部的精力和时间，这本书的翻译就此搁置了下来。直至二十多年后她参与了交大东京审判海外名著译介的项目，第一时间就向中心推荐了这本书。2017年，在这本书的英文原版面世30年后，它的中文版终于得以和中国读者见面。 程兆奇对梅小侃的语言功力一直以来赞赏有加。小侃不仅是法律专业人士，同时具有很深的英文造诣。退休后不久，她还接受了商务印书馆的邀约，翻译历史人文类名著名篇，其中包括被列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罗得岛海岸的痕迹：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 在外语方面，她也像向隆万那样得到过父亲的教导。在内蒙古下乡时无书可读，她找来过去的大学英语教材自学，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给父亲写信，父亲每次都认真回答，信中老派的英文斜体字又清楚、又漂亮。不过她说，之所以能够自学，完全得益于中学打下的基础，在那里她曾遇到一位“良师”——大翻译家傅雷的次子傅敏先生。 当年傅敏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时候，因为父亲傅雷是著名“右派”，哥哥傅聪又滞留国外，竟没有单位敢要他。幸亏北京女一中老校长爱才心切，使傅敏成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小侃读初三时的英文课就是傅老师教的。她回忆，傅老师教书极其认真，“学生成绩上不去，达不到要求，他比你还着急。” 傅敏十分注重口语，“不管之前你学了多少，他接手之后，一律从念26个字母开始纠正发音。”当时的课本里很多内容是“中式英语”，于是傅敏参照《凌格风英语》等国外经典教材自编补充教材，并亲自动手，用蜡纸钢板刻印出来教给学生。 当然，对小侃影响最大的还是父亲梅汝璈。由于父亲去世比较早，他不可能对他们姐弟未来的学业和人生选择提出建议。但家里满屋子的中外法学书籍，让小侃在后来考研究生时很自然地选择了国际法专业。 1986年，小侃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学博士。毕业后，她并未从事教学和研究，而是去外企做了法务工作，退休前是雀巢集团大中华区法律顾问。直到被交大中心聘为兼职研究员，开始参与东京审判研究专著的翻译工作，小侃算是重拾“老本行”，“回归”到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中来。 在翻译法学专著的过程中，她固然有一种久违的专业亲切感，但涉及具体问题，还是会遭遇诸多挑战。小侃和中心年轻研究员龚志伟不久前共同完成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法律新论》的翻译工作，该书的原著者是新西兰和英国的两位法学教授。由于此书是“纯法律”角度的学术探讨，翻译中难点很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小侃就直接向原作者请教。 让译者特别感动的是两位原作者非常虚心。小侃说：“翻译过程中龚志伟和我在原著中发现了一些差错，凡比较重要和涉及法律问题的，我都一一与新西兰法学教授博伊斯特核对，有些他还会向另一位作者，英国法学教授克赖尔求证。他们不但认可我们所做的纠正，还就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专门写邮件给我说：We would be very grateful if you could correct it in the translation which means the book will be more accurate in translation than in first edition!（如果你们可以改正这个错误，我们会非常感谢，这意味着译书将比原著第一版更准确！）”。 在逐字逐句推敲、翻译这些学术专著的过程中，梅小侃触摸到大量东京审判的内幕信息，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到父亲和中国代表团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和种种不易，对东京审判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她时常会有一种感觉，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父亲正在什么地方深情地凝视着自己，有时还会和她对话，解答她的一些问题…… 敬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十年了。展检故物，手泽如新，而墓木拱矣。诚堪欣慰者，祖国的法治已初具规模，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正在深入展开。或许，仰赖各方俊彦戮力同心，先父写作中断、资料丢失之巨大遗憾终致弥平。果如此，先父并国家又何幸之甚！ 这是2013年，《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出版时，梅小侃、梅小璈姐弟在该书“代前言”中写下的一段话。时至今日，如果梅汝璈先生得知他们姐弟多年来追随他的足迹，含辛茹苦的努力和付出，得知国内东京审判研究令人欣喜的进展，当会含笑天国，感到无比欣慰的吧？ “小字辈”的历练和成长 人们常说，中心研究人员的构成是“老的老，小的小”，近百岁的高文彬逝世之后，目前最年长的当属向隆万，年届八旬的他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小的”则是程兆奇学生辈的80后、90后了。 赵玉蕙是第一个入职中心的年轻人。2012年秋天，刚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她想回家乡上海工作，经导师介绍，找到成立不久的交大中心。赵玉蕙回忆，程兆奇第一次见到她，眼睛里“充满了不信任”。这也难怪，她虽然读的是历史地理系，但专业方向偏向于城市环境，跟东京审判没有一点交集。 程兆奇自有一套“训练”年轻人的方式。赵玉蕙入职之后，所做的第一项的工作，就是和石鼎老师一起为《庭审记录》编制索引，之后又参与了《东京审判研究手册》的编纂工作。  “压担子”是程教授培养年轻人的又一重要方式。中心人手少，任务项目多，每个年轻人都承担了大量的工作。我让玉蕙列举她正在做的事情，她告诉我除了个人的研究课题，目前她还承担了正在进行的《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二辑）的译校、列为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中庭审影像视频的双语解说的撰写和翻译等等，这些工作都是大工程，需要花费多年时间，工作量十分巨大。除此之外，她还参与了将于今年创刊的学术期刊的筹备工作，同时，还有学院规定的教学任务，她讲授的《中国历史地理》被列入了学校通识核心课程，程兆奇说：这是特别让他欣慰的。 龚志伟是三年前入职中心的又一位年轻学者，但他在中心成立前即参与了中心的工作。10年前，志伟是程兆奇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带教的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史汉代部分。程老师调入交大之后，他自然而然跟随导师进入到新的研究领域，见证了中心初创时期功能定位、研究规划制定的全过程，即便在去复旦大学读博期间，他也为中心做了大量的兼职工作。 近年来，志伟参与了大量东京审判文献的翻译出版工作，其中12卷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国部分》是庭审内容第一次以中文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此基础上，中心又启动了《庭审记录》（全译本）的翻译出版工作。 龚志伟是个有心的小伙子，他在做这项工作时，善于从方法论上做一些总结和归纳。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列举了庭审记录翻译的４个难点： 其一是庭上发言汉译之难，其二是确定历史名词译名之难，其三是准确翻译司法审判程式性用语之难，其四是统一历史名词汉译和程式性用语之难。 龚志伟说，法庭上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还是辩护律师、出庭证人，许多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和英语修辞能力，发言往往包含机锋，充满讽刺与反讽，其中还夹带有歧义和双关的名词，这是法庭的精彩之处，却为汉译平添了许多困难。 为了保证译作的质量，并为陆续进行的第二期、第三期工程摸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翻译流程，龚志伟和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程维荣研究员一起，根据先前翻译《庭审记录·中国部分》的积累，为《全译本》制订了一套翻译准则，并将此总结为“五道防护网”。 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像索引编纂、文献翻译这样花费巨大精力，具有“传世”价值的工作，在目前高校的评价体系中，竟然不被计入成果统计，职称评审时，硬指标还是研究专著和在一类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中心成立以来，两位年轻的专职研究员为我国东京审判研究的基础建设奉献了几乎全部精力，这多少影响到他们个人的研究和成果发表，也影响了他们的职称晋升。 赵玉蕙进中心将近十年，和她一起读博的同学，大多已是副教授，而她至今还是讲师。为此，王宗光老书记和中心的几位负责人多次呼吁，尤其是程兆奇觉得对年轻人特别歉疚。 我问玉蕙是否觉得委屈，她使劲摇了摇头，说：“还是要怪自己努力得不够。”玉蕙刚做母亲不久，她依然扎着马尾辫，娇小、柔弱的模样常常让人以为她还是在校学生，然而她单薄的肩膀，却担起了众多的责任。对于像赵玉蕙、龚志伟这样甘于清贫，不怕坐冷板凳、热爱科研工作的年轻学者，我们的相关制度不该对他们多一些关怀，多一些倾斜，多一些善待吗？ 东京审判是一个新建学科，研究人员比较缺乏。为了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研究梯队，中心在学术新人的发掘和培养方面颇动了一些脑筋，从2016年开始，中心创立了青年学术论坛，论坛迄今已举办4届，从中“冒出”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 2016年，首届青年学术论坛与会者在古华山庄合影。 毛晓和徐持，是中心老师们尤其“看好”的两位法学博士。毛晓多年前在交大法学院读本科时，曾来中心实习，从那时起，老师们就注意到她的特别之处。不久前在中心工作群里，大家谈论到毛晓，程兆奇评价说： 毛晓的确是特别难得的人才，天资是一方面，她的好学敏思尤其突出。她来中心做索引，所有人都当做勤工俭学，只有她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第一次青年会，她是最小的报告人，见多识广的《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坐在我边上，一听完她的报告，情不自禁说：“这个女孩太厉害了！” 毛晓目前在牛津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她一直和交大研究中心保持着联系。 2018 年，毛晓和向隆万一同出席纽伦堡国际研讨会。 另一位被中心“看好”的年轻学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徐持。 徐持说她进入到这个研究领域，像是冥冥之中受到某种力量的“牵引”。 2000年徐持考入吉林大学法学院。法理专业课第一讲，老师讲了什么是“法”，什么是“正义”，以及两者的关系。然而之后学得越多，她越觉得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2014年，徐持报考中国社科院博士生时，试卷中有一道考题，要求结合一个具体案例，讨论国际刑法中的罪行法原则。答题时她举了东京审判的例子，之后的面试中，她又和主考老师讨论到这个问题。当时的主考官正是后来成为她导师的国际法学所所长陈泽时，陈老师鼓励她可以将这个研究继续下去。她的学术生涯就此埋下了一粒“种子”。 等到博士论文开题，她确定将东京审判作为论文方向，并专程来上海，向中心的专家讨教。 徐持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中心的情景。那是2015年6月的一天，徐持来到中心在校外租借的一幢小楼，程教授已经等候在办公室里了，他说：“只要是年轻人，喜欢做这个研究，都欢迎上门。” 巧的是那天向教授也在，他跟程教授说起最近新发现的有关向检察官的新材料，兴奋得像个孩子。他俩给徐持的印象，一个儒雅亲切，一个爽朗热情，让她如沐春风般地有一种“找到家”的感觉。 当年的那颗“种子”在徐持心中“发芽”了。 从这以后她抱定一个信念，将东京审判作为伴随终身的研究。近年来，她多次参加学术研讨活动，在顺利完成博士论文，入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之后，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成为这个领域为人关注的后起之秀。其专著《国际法制视野下的东京审判研究》，已经列入中心研究丛书出版计划。 2017 年，徐持在第二届青年论坛宣读论文。 谈起这些，徐持一再说，自己是中心的受益者，没有老师们的指引、帮助和鼓励，她不可能踏进这个领域，更不可能坚持到出成果。 中心之所以特别看重毛晓、徐持这样的青年学者，除了他们的才情、潜能之外，还因为他们的法学专业背景。东京审判研究是融汇近代史、国际法、地缘政治、经济学、军事学等的交叉学科，尤以史学和法学最为重要。 曹鲁晓是程兆奇目前带教的90后博士生，其学籍属于交大法学院。鲁晓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对日审判，程教授要求他“硕士阶段较多从史学的角度、博士阶段较多从法学的角度思考”，为的是培养这个研究领域亟需的史学、法学复合型人材。导师还让他跟随石鼎一起编撰《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手册》，同时作为导师的助手，参与中心研究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这种跟随项目的“实战”训练，帮助他夯实基础、打开视野，得到更多的锻炼。 这些年来，伴随中心成长的年轻研究者还包括柴玉美、张素萍、张清雯等等。程兆奇经常说，中心永远是开放、包容的，不管年轻人身在何处，只要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我们都会为他们敞开大门，提供机会，提供帮助。 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 翻阅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名册，发现这个团队的构成颇为特别。中心在编的研究员，迄今也不过四五人，兼职研究员倒有一列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东京审判中国团队的后人向隆万、梅小侃、梅小璈、倪乃先，相关领域的海外专家户谷由麻（美国），国内法学专家季卫东、程维荣，中日关系专家翟新，史学专家曹树基等。除此之外，还有日本细菌战民间研究者王选、因创作文献全景画《东京审判》与中心结缘的画家李斌，以及计算机专业出身，退休后帮助中心工作的石鼎等。  王选是国人熟悉的一位传奇女子，许多人知道她，是因为1997年，王选作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带领一百八十位七八十岁的细菌战受害者赴日本打官司，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虽然在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赔偿诉求，但法庭第一次认定日本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判决书》上写道：“不得不说旧日本军实施的该战争行为是不人道的”，这是王选和她的团队多年努力换来的成果。 2002年，王选入选央视“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为了这场诉讼，王选走遍了浙江义乌老家和金华、丽水、衢州等地，之后又去到黑龙江、湖南、江西等细菌战受害地调查取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她还到日本档案机构查找、收集原始文献资料。为了专心从事这项工作，她辞去了在日本的教职，自费从事二战日军细菌战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数十篇相关论文，翻译出版了美国历史学者谢尔顿·哈里斯关于的专著《死亡工厂: 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等专著。 作为一位体制外的民间研究者，虽然也会得到社会热心机构和有识之士的支持，但长期孤军作战，多少会有势单力薄的孤独感。直到被聘为交大研究中心的兼职研究员，王选才有了归属感。 说起来，王选与东京审判还有一些特殊的缘分，而且她是这一代研究者中，除了向隆万，唯一见过向哲濬的人。这个“缘分”可以追溯到父亲那一辈。 王选的父亲王容海曾是“潜伏”在上海司法机关的“地下党”，上海解放前夕在国民政府上海法院任检察长主任秘书官，向哲濬是首席检察官。王容海出于对那些学贯中西的资深法律人的敬重，对他们多有关照，乃至于“反右”运动中，向哲濬安全“过关”，王容海自己却被打成了“右派”。 1970年代末，高考恢复，正在义乌教书的王选想学国际法，请父亲帮她介绍一位法学专家，父亲想到了向哲濬。 王选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和向先生见面的情景： 一个冷天，我找到向伯伯家。远东国际法庭的检察官已经是个和气安静的老人，笑起来时眼睛眯得很细……等我急急忙忙地说完来意，他一边叹气一边说，“我不能教你，我很多年都没有搞这个了。”说到“很多年都没有”时，他略微低了头往下看，脸色也随着一沉。他语气温和，但是一字一句，意思很清楚。 王选最终没有学法学，后来赴日本筑波大学学习，取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 今天人们评价东京审判，在肯定其开创历史、伸张正义的巨大功绩的同时，也承认它留下了一些遗憾。其主要的遗憾一是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另一个就是以细菌战、化学战为代表的一些日军重大战争罪行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研究表明，这背后的原因，是美国和日本的一个交易，美国以战犯免责作为交换条件，从日本细菌战部队有关人员手中得到人体实验的资料和数据。 王选在研究中发现，审判过程中，国际检察局曾经调查日军细菌战、化学战，准备追究战争犯罪责任。早于1946年3月初，国际检察局分管日本侵华战争的托马斯·H·莫罗检察官即代表中国检方向首席检察官季楠提交报告，提出日军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战争犯罪问题，并提到要求讯问石井四郎。此后，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携同莫罗检察官及美国助理检察官萨顿等一起，赴中国调查，搜集日军细菌战、毒气战及其他战争犯罪的证据。 在1946年4月16日莫罗向季楠提交了中国调查报告，其中特别指出日军细菌战、化学战战争犯罪的调查和追究，列举了国民政府的战时文件及军政部防毒处的统计记录，包括日军在华实施化学战的时间、地点、中国方面伤亡人数等，报告材料充分，证据确凿。 王选分析，莫罗就任远东法庭检察官之前，并不具备中国方面的特殊知识背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搜集到如此具体详细而且关键的材料，并且许多材料来自中国政府，“可以想见与他共事的、有美国法学教育背景、英语娴熟的向哲濬检察官等人的努力”。 8月29日，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曾和莫罗、向哲濬一起赴中国调查取证处理检察官萨顿在念南京检察院一份日军调查报告时，提到： 多摩部队，把俘虏的我们的同胞用来进行药物试验，将各种各样的毒菌注射到他们体内，试验人体的反应……这是连对猫狗都不忍心的对待。这就是我们敌人的一个残酷野蛮的行为。 法庭哗然，休庭片刻重新开庭后，首席大法官韦伯对萨顿说，此事先放一放。这个问题就再也没在之后的审判中被提起。这背后的原因不得不让人玩味。 王选和日本著名细菌战研究者近藤昭二一起，将多年发掘收集的美、日官方文献材料，精心整理编撰《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全6册）》，本书为首部有关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生物武器使用的档案文献集，收入英、日原文资料影印件近3000页。该书还首次汇集并整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的相关文献，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检察团坚持战时中国的外交立场，为追究日军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战争犯罪所做的工作。 2014 年，王选在中心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言。 王选说，近年参与交大中心的活动，获得了珍贵的学术资源，开阔了研究视野。她也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东京审判的研究提供便利和参照。《日本生物武器作战调查资料》，如今已经成为研究者了解日军细菌战罪行战后调查追究情况的重要参考书。《调查资料》是北大历史学系主持的2009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日本侵华决策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子课题。令人高兴的是，项目成果于2020年12月被教育部评为“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在接受我采访时，王选透露，中心下一届国际学术会议上，她将发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的日本细菌战调查》的主题论文，同时准备把自己收集的相关文献的电子版赠送给交大方面，用于东京审判的数据库。 在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中，画家李斌代表着一个新的类型。李斌是在创作文献全景画《东京审判》时，与中心“接上线”的。程兆奇应邀担任了画作的学术顾问，向隆万、梅小侃、龚志伟、赵玉蕙也被他请进“后援团”，在人像辨析、画面背景文献资料的选择及文字组织等方面为画作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程兆奇评价李斌所做工作的价值，是为东京审判的研究贡献了一个庞大的“人物图档库”，从而填补了这个领域的一项空白。 在文献全景画《东京审判》长卷里，有名有姓的真实人物达400多个，李斌不仅搜集到他们当时的影像，还搜集到不少人物不同年代的形象。“中外东京审判研究界，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积累了这么多在场人物的图像资料”，程兆奇说。即便是这个研究领域最顶尖的学者，也只认得其中的一小部分人物。李斌当仁不让地成为东京审判人物辨识的权威专家。 赵玉蕙说，当初李斌请他们帮助辨识人物时，他们依据的是人物出现的场景及说话的内容，通过对照庭审记录，来推断人物的身份。事过之后，除了一些主要人物，对绝大多数人物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李斌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凭借画家对人物特征的识别能力，过目不忘地将这些人物的形象储存在大脑里。如今遇到需要辨识参与审判的某个人物时，他们反倒要请李斌帮忙。这位“辨识权威”的作用可见一斑了。 年过七旬的石鼎先生，自称是中心的“志愿者”。石鼎是一位标准的“红二代”，父亲石英1966年底去世前是上海负责财贸工作的副市长；岳父曹祥仁是延安时期的中央军委二局局长，1950年以后作为“将军大使”出任驻保加利亚第一任大使。 石鼎年轻时，因为父母遭到不公正待遇受过不少磨难。1973年，他从吉林省蛟河县插队的地方被推荐去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学习，毕业之后分配到解放军总参谋部，从事技术科研工作，直到从部队复员，才回到上海。 石鼎虽然是理工科出身，却对历史很感兴趣，并由此结识了姚大力、程兆奇等史学专家，和他们成为好友。 程兆奇常说是自己把石鼎“拖下水”的。他出任中心首席专家和主任之后，因为亟需人手，想到了退休不久的石鼎。 我最早见到石鼎是在中心的新书发布活动上，见他端着个单反相机忙前忙后，还以为是哪家媒体或中心的专职摄影师，后来在中心的兼职研究员名单里见到他的名字，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 石鼎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中心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做索引。文献整理并非简单地把原始文献影印出版了事，像庭审记录这些动辄数十卷、近百卷的大型文献，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利用价值，让研究者能快速找到所需要的内容，《索引》的编制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比较学识水平，更重要的是责任心”，程兆奇让石鼎牵头这项工作，看中的正是他经由理工科训练的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这，正是索引编制人员所需要的基本素质。 《庭审记录》的《索引》按照人名、地名、事件、机构、文献及其他重要名词进行分类检索，其中人名占的比重最大。庭审记录中出现的人名有六千多人。因为是影印文件，没法用计算机检索，只能用人工将这些人物从80卷记录中一个一个找出来，编排到相应的人名索引中，并标注上页码。这是怎样的工作量？80卷庭审记录共计51447页，石鼎和同事们一页一页不知翻了多少遍。《庭审记录索引、附录》后来获得了第５届中华优秀出版物优秀图书奖和第14届上海图书奖特别奖，这是对石鼎和《索引》编篡组同仁们所作奉献最好的褒奖。 首次编撰索引，石鼎摸索出一套经验和规范，为日后的这项工作订立了格式和标准。十年中他参与了几乎所有核心文献的索引编制工作，还编纂了颇受欢迎的《东京审判图集》。即将出版的《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手册》，他也是主要作者之一。 采访石鼎时，我问他将退休后的时间全部给了中心，值不值得？ 石鼎笑答：“我好比是勤工俭学，为中心干活的同时，跟随大教授们学到了好多东西，像是又上了一回大学，你说我值不值？” 中心成立十年，论时间，石鼎的“大学”该读到博士了，从“理工男”到文献索引专家，石鼎实现了人生的巨大“跨越”。像石鼎这样的“志愿者”，还有退休军医、新四军后代陈丽娜等。他们的人生选择，在让人感佩的同时，也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中心的兼职研究员，有不少是在退休之后加入这个研究团队的，他们有的是受了父辈的影响，有的则全凭个人兴趣爱好。由于较少功利心，同时没有了职称、学位等等的羁绊，相对更为专注，更有定力，也更为超然。中心纯净学风的养成，跟这个群体的存在不无关系吧？ 文献和学术出版的中国效率 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其学术成果多半是通过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来体现的。人们评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创办十年取得的成绩，固然可以列举一长串获奖记录，但300卷历史文献和研究丛书的出版，是不得不说的硬指标，也是其他荣誉的基础。这一份让同行艳羡的成绩单，得益于中心和交大出版社愉快而紧密的合作。中心成立十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换了几茬，但双方的“友好合作”，却一以贯之地延续至今。 在高校出版社群落中，上海交大出版社一直以来以理工、科技出版见长，像核能、“大飞机”等，已成为交大出版社的品牌项目。伴随近年来交大人文学科的兴起，出版社有意向人文社科出版拓展，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根据中心提出的基础文献出版及研究丛书出版计划，出版社提出了“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的总体计划，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上海交大出版社 2019 年出版的普及读物，该书收入 200 余幅原始图片和档案照片，其中不少是首次与公众见面。 崔霞是交大出版社参与这个项目时间最长的编辑。2013年启动83卷《庭审记录》出版时，她就是项目组的编辑，直接参加、见证了多部核心文献的编辑出版工作。如今她是该社战争审判与国际关系出版中心主任，直接负责与东京审判相关的编辑出版业务。 东京审判文献出版不仅卷帙浩繁，工作量巨大，对编辑而言，还需攻克许多专业方面的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们与中心的专家们共同编制了《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编著校译手册》，供索引编纂者、译者、编辑校对人员共同参考，也为后续的系列出版物的规范、统一夯实了基础，提高了编纂效率与准确性。 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中心的办公地点在闵行，专家们商量事情或约见客人，都喜欢选在毗邻徐汇老校区的出版社，笔者对中心老师的采访，也多约在出版社底楼的茶室里。采访前后，老师们常会顺带去编辑室坐坐，聊聊天，处理一些出版事务。崔霞曾说，出版社已成为东京审判多位专家的“第二工作室”，此话一点不假。 最近一次去崔霞他们编辑室，是在春节前夕，按说这个时点，出版社早该跟随学校放寒假了，可编辑室里却依旧一片忙碌，几位年轻的女编辑正在为百卷本《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紧张地做着《索引》部分的检校工作。在中心微信群里，有时很晚了，还会见到项目负责编辑孙莺在向专家们请教、核实一些细节问题，于是知道姑娘们又在加班了。后来才知道，为了赶工，她们一直工作到除夕，整个春节假期也只休息了两天，这个寒假基本就泡汤了。 上海交大出版社战争审判与国际关系出版中心的编辑们。左起为严冬、崔霞、孙莺、何菲。书架上是近年该社出版的东京审判系列丛书。 崔霞说，这些年，这样的工作状态，基本就是编辑室的常态。近年来东京审判的研究成果出现“井喷”的势头，研究团队的不少新作，正排着队在出版社等候出版，编辑们恨不得个个生出三头六臂，来完成出版任务。 上海交大出版社联席总编辑许仲毅，是业界富有声望的资深出版人。笔者跟他讨论学术与出版的关系，他回答说：出版具有传声立言的功效和弘扬时代精神的责任，而东京审判研究文献及成果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同时也契合了出版人的使命，具有服务国家战略的意义，其价值不逊于“大飞机”等出版工程。 随着东京审判原始文献和研究专著的陆续出版，交大出版社不断“走出去”，借助法兰克福书展、纽约书展等国际著名书展平台做展示和推介活动，让世界看到了在战后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和文献出版方面，中国的效率和能量。 如今，东京审判系列出版物，已经成为交大出版社又一张亮眼的名片。项目启动10年，七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并入选 “十二五”、“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物规划，多个项目和读物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上海图书奖等书业大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交大出版社社长李芳说，这些年出版社和中心相互支持、相互支撑，共同成长，在服务科研的同时，也成为学科建设不可缺少的一股力量。这一合作模式，为出版社与人文社科界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总结的范例。 向相邻学科和社会机构借力 参加中心的活动多了，发现嘉宾中有不少“熟面孔”，像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国际法研究所所长陈泽宪，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何勤华，南京大学副校长张连红，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上海交大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等等，他们多为国内法学、史学、国际关系等领域的顶尖专家，其中一些人还是交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十年时间，我国的东京审判研究从无到有，渐呈“井喷”之势，可以说是中心和国内相邻学科互相支撑、相互支持，共同成就的一个奇迹。 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是中心学术活动最热心的支持者。 除此之外，中心还先后与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军事科学院等签订了学科“共建”协议，在借助社会资源促进学科发展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尝试。 从2016年开始，中心的研究开始向战后亚太各同盟国组织的对日本BC级战犯的审判拓展，其中最先启动的是国民政府在南京、北平、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对两千多名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 为了给这方面的研究提供文献支持，中心联合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和交大出版社，启动了《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以下简称《中国审判档案》）编辑出版项目。第二档案馆承担了项目中的资料提供与编纂工作。该馆所藏相关档案共有1074卷，经过深度、系统、科学的整理和修复，解决了一卷多宗、标题不规范、卷内文件顺序混乱等历史遗留问题，并按照卷内文件的历史联系重组为2023个全新案卷。与此同时，交大研究中心为这批档案资料编纂详细的索引、附录，为学者研究利用此大型文献档案提供便利。 这是又一个“嘉惠学界，利在千秋”的大型出版项目，其意义和价值如马振犊馆长所言：“它以真实确凿的历史档案再一次固化与强化了中国在二战中对世界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巨大贡献，这是对日本右翼否定战后审判的有力回击。” 2020年9月，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100卷本的《中国审判档案》正式出版发行。这是迄今所见最为完整、全面的中国战后审判文献，它们在封存七十年之后，终于得以与公众见面。 在中心的对外合作项目中，与上海电视台纪录片团队的合作颇为引人瞩目，近年来东京审判得以快速进入公众视野，与《东京审判》系列纪录片的播出不无关系。 从2005年开始，上海广播电视台分三季先后制作了8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东京审判》，程兆奇作为总顾问，和中心的专家们一起，从纪录片立意、结构到历史观把握、文献史料提供，以及采访线索等方面给予摄制组具体的支持和指导。纪录片播出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盛赞，2016年，首季三集《东京审判》斩获第21届亚洲电视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大奖；次年，《东京审判》第二季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之后，陈亦楠团队又在中心的支持帮助下，摄制了8集大型纪录片《亚太战争审判》，它与之前摄制的3季8集《东京审判》一起，共同构成全景式再现二战太平洋战争审判的纪录片大制作。该片于去年播出后再度引发轰动效应。 在纪录片拍摄之初，程兆奇就提出，希望这些电视片能做到两点：一是“传得下去”；二是“走得出国门”。陈亦楠团队没有辜负专家们的希望，近年来，系列纪录片陆续完成了英语、德语、俄语、希腊语、印尼语等多语种的配音译制，并成功落地德国、俄罗斯、希腊、印尼等国家主流电视平台和新媒体平台。 去年10月，《东京审判》的德语译制版在德国最大的区域电视台——莱茵内卡电视台（RNF）的晚间黄金时段开播，不少德国观众表示：大量珍贵的史料和真实镜头，让人们了解到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看到了中国对历史的客观再现和尊重，更看到中国人民与德国民众一样，饱受战争的摧残。这是对世界和平的呼唤。 德国观众评价，让中心的专家们十分欣喜，程兆奇说：“这正是我们从一开始所追求的‘平和说理而不是宣泄情绪’的结果”。 程兆奇曾说，影视作品中“抗战神剧”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和当下一些观众泛滥的民族情绪“共谋”的结果，对此，我们的宣传，我们的史学研究者都有反思的必要。因此他在和纪录片摄制团队，包括跟画家李斌的交流中反复强调，创作者要理性、客观、平和地对待历史问题，避免在作品中简单地、无节制地宣泄仇恨。 这一基调贯穿了纪录片及绘画创作的全过程。近年来得到中心学术支持的影视和绘画作品之所以受到各方，特别是海外学界和观众的高度评价，跟中心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些作品让世界听到中国“理性的声音”。 在中心最近的对外合作中，与浙江越秀外国语大学在文献翻译方面的合作，开创了又一新模式。 从《庭审记录・全译本》第二辑开始，中心改变与译者个人合作的方式，转而跟翻译机构合作。经多方比较考量，相中了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于2019年签订了委托翻译后两辑《全译本》的合作协议。 越秀外国语学院连续多年处在民办院校的“第一方阵”，尤以外语教学见长。交大方面希望通过合作，为历史文献整理和海外学术专著的译介，打造一支稳定、专业、高水平的翻译队伍；越秀则希望通过参与此类国家基金支持的重大项目，锻炼队伍，提升学院的影响力。 交大还和越秀外语学院共建了一所“南洋译书院”。122年前，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期间，曾创办了一所“南洋公学译书院”，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高校出版兼翻译机构，当年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就是由译书院出版的。如今“南洋译书院”在越秀重建，它所寄托的，是交大人和越秀人传扬先辈“经书致用”、“译书育人”精神的共同心愿。 纯净的学风和学人的人格魅力 和交大研究中心打过交道的人，都对中心纯净的学风、团结协作的氛围印象深刻。 吴景平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心的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说到中心的学风特点，他感慨地说：“这一帮人甘于坐冷板凳，勤于迈开双腿，到国内各个地方及海外查找收集资料。整个团队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团结合作，优势互补，在兆奇的大旗下，服从统一安排，发挥各自的长处。” 一个研究团队，其风气的形成，学科带头人的作用至关重要。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掌门人”程兆奇。 说实话，在对中心核心成员的采访中，程兆奇是最不配合的一个。他几乎没有给过我整块的时间，聊起团队其他成员，他会滔滔不绝，一问到他自己，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知不觉就被他带到其他话题上了。想了解他，你只能读他的书，看他的文章，留心他在微信群里的只言片语，从中捕捉他的思想观点、志趣爱好，厘清他的精神脉络。 那么，在同事和朋友眼里，程兆奇是怎样一个学人呢？ 李斌说：他比较“另类”，他对名利太过“淡泊”，也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徐持说，程老师比较“佛系”，他从不强求你做什么。有些年轻学者因为种种原因改变了研究方向，他也能设身处地表示宽容和理解。青年论坛年轻学者发表论文后，有时点评专家的言辞比较尖锐，程老师在指出你问题的同时会委婉地帮着做些解释，体现了对年轻人的爱护。 赵玉蕙说，老师非常爱惜自己的“学术羽毛”。学生为了能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有时希望署上导师的名字，但程老师有自己的坚持。如果一定要署名，他必定会参与意见，帮助你打磨完善。他常说：“要署名，就要对每一个字负责。” 石鼎说，程兆奇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求真、求实，对学问执着而专注。他从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说到他做学问之严谨，石鼎举了一个例子。关于东京审判的开庭次数，之前绝大多数研究资料及公开报道都称有“818次”，但有学者看到一份海外的文章，称是“817次”。这引起兆奇的警觉。他让大家对照《庭审记录》一场一场地数，核实下来，发现确实是“817次”。那之前怎么会多出1场来的呢？他让大家再去查，结果发现，5月3日正式开庭日之前，曾举行过一场由检方提交《起诉书》的法庭会议（4月29日），之前的“818次”是将这一场活动也统计在内了。程兆奇认为，这场会议发生在开庭之前，严格意义上不应计入“开庭次数”。这以后中心的资料及出版物中凡涉及相关表述，都据此做了修改。 在交大研究中心，年长的研究者对后生们的影响不仅在学风上，也体现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 年至八旬的向隆万教授，是一个爱好广泛的学者。除了擅长书法和古诗词，还酷爱戏剧和朗诵。 向夫人蒋馥老师曾转发我一组他们夫妇的朗诵音频，两人的声音，一个高亢激扬，一个温婉醇厚，声情并茂，十分感人，完全可以跟专业演员的朗诵相媲美。 蒋馥老师告诉我，当年向老师分配到西安交大任教时，她正在该校就读，两人都是学校话剧团的积极分子。后来蒋馥也留校当了老师。可以说戏剧是他们爱情的媒介，而这个共同的爱好，伴随他俩从年轻时一直走到今天。 向隆万夫妇为上海交大女教授联谊会上表演朗诵节目。 龚志伟说，中心的前辈，是一群具有人格魅力的优秀学人，他们对待生活、对待事业的态度，为年轻人树立起一个个标杆，“让我们明白：应该怎样做学问，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生活……” 尾声 2021年4月8日，是上海交大校庆日，在闵行校区新近落成的“东晖园”办公楼里，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新的办公场所正式启用，中心在校外“漂泊”了十年，终于有了一个“家”。 “东晖园”汇集了一列“异地重建”的徽派老建筑，傍着河滨垂柳，让人疑似“穿越”到古徽州。建筑内基本保持着老房子原有的结构和样貌，古朴而典雅。在这里办公，倒是蛮容易生出接通古今的感觉的。 同时在此落户的，还有“上海交大战争审判和世界和平研究院”。这个创建于2019年6月的研究院，属校级科研平台，委托交大人文学院代为管理。研究院成立以来，一直由校主要领导亲任院长，现任院长是交大党委书记杨振斌（前两任书记郭新立和姜斯宪也都曾出任研究院院长）。程兆奇教授兼任研究院的首席专家。 研究院是全校第一个获批“双一流”的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研究院副院长、交大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齐红说，研究院是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心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影响力不断扩大，关注度不断提升的必然结果，也是这个新学科下一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在本文即将完稿之时，又有好消息传来——中心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1946-1948）”，以“优秀”等级结项。研究院另一位副院长李玉尚披露：“这可是上海交大迄今第一个获“优秀”的国家级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该项目的首席专家是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刘统。 刘教授是国内知名的党史、军史研究专家，著述颇丰，两年前他撰写的《战上海》，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特别奖；今年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百年撰写的《火种》，也受到书界关注和好评。程兆奇说：“善用自己的特点，通俗易懂地处理大问题。是刘统特别的长处”。他领衔的这个研究项目，包括专著《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论文集《战后中国国内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资料选编《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历史资料选编》之《审判筹备卷》，以及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等权威杂志发表的多篇论文。 研究院顾问、老领导王宗光说，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基础上建立的战争审判和世界和平研究院，为学科的下一步发展预留下更为广阔的空间。探究、发现战争背后的历史、现实原因及运作机制，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遏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极不太平，研究院的成立，可以更好地发挥智库作用，服务于国家战略研究，为关乎人类命运、关乎民族福祉的崇高事业，奉献更多中国学界的智慧”。 今年5月，将迎来东京审判开庭75周年纪念日，中心将再度举行学术研讨会，同时对十年走过的历程进行回顾和研讨，活动的主题拟定为“重新出发”。 当年梅汝璈法官接受同胞赠剑的佳话，让人常将东京审判比喻为一柄向侵略者讨还公道的“正义之剑”。如果说梅小侃、梅小璈、向隆万前期所做的工作，是对一度尘封的宝剑的“寻觅”和“打捞”；如今，通过交大研究中心和众多学者的淬炼打磨，这柄宝剑已除去锈渍，重现玉峰截云、辉耀日月的气势。 那天参加完东晖园启用仪式，正待离去时，我恰巧看到中心的老师们从新办公楼里走出来，在春日斜阳的映照下，他们的身影，与身后古雅的建筑融合为一幅美妙和谐的图画。 由上海交大和国内众多学者参与建设，并从一开始就得到国家和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的这个新兴学科，经过十年风雨兼程的追赶，已经接近国际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相信十年、二十年、数十年之后，这桩精致的小楼，会源源不断捧出享誉世界的研究成果；或许，还会从这里走出这个学科的大师级人物…… 【注：本文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活动照片多为石鼎所摄】 汪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深媒体人，多次获中国新闻奖和上海新闻奖。曾任文汇报副总编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