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伊始，即取消高考。我相信绝大多数莘莘学子都会把上不了大学的怨气，一股脑儿撒在“文革”身上。然而在“文革”之前，还有这样一批人，由于出身不好，父母有问题或者家庭有海外关系，在“文革”之前，准确地说，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大学校门就已经对他们关闭或半关闭了。 我，也曾经多多少少和这批人藕断丝连、同病相怜过。我的遭遇是从“四清”运动开始。要重新认定“家庭出身”的紧咒箍，让我小小年纪就饱尝到了“家庭出身”这条无形的绳索、这只残忍的毒蝎是如何在捆绑手脚、蛀噬灵魂的。 面对“家庭出身”这个词，不得不先要说说自己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极负有家庭责任感的人。他在英国人的自来水公司干了十八年，英国人走时分得一笔解散费。由于技术在行，被香港朋友邀请去管理工厂。后来解放军渡江要解放上海，放心不下妻儿老小冒着生命危险又回来了。为了一家近十口人的温饱，便邀两位朋友共同出资开了一家零配件加工厂。干了不到两年，“三反五反”开始了，只有三十来人的小厂子也大张旗鼓地运动起来了，今天揭发你偷税漏税，明天要求制定福利待遇、要求增加工资，搞得老板整日提心吊胆没法专心做生意。当时上海正好动员技术人员支援大西北建设，父亲便响应政府号召，义无返顾地放弃了合资厂的股权，携家奔赴西安；三年后工程结束又转辗福建。父亲担任总工程师兼厂长，成份一直是职员，日子过得太平而充实。 在我十三岁那年，“四清”运动开始。父亲在福州的单位是试点，就因为他曾经投资开过厂，内查外调弄得日子极不好过。而“成分”问题一直蒙着阴影：我的入团问题受到了牵连；滑翔飞行员体检合格但政审一栏里打上了问号，自然没能去成。 “文革”一开始，父亲就被套上一顶“资本家”的帽子。那年我读高一，当时只看到高三的学生对“取消高考”情绪沮丧。而我则在思索，如果“文革”推迟三年发动，像我这样“黑不溜秋”的成分，能够让我考入大学吗？ 对照前车之鉴，答案是否定的。 那时，高考招生的国家政策是以“成分”好坏为招生前提，每个考生首先要过的不是分数关，而是政审关；然而，这种政审的依据，并不是以个人表现的正直、虚假还是进步、落后来评判，而是视家庭出身是否“地富反坏”、父母是否戴上“右派”帽子或属于内部掌控的右倾人员、你的七大姑八大姨、你的远亲近戚里有否港澳台及其他海外关系等等。只要有一星半点沾上边，那你的上大学就是凶多吉少。 作为曾经的东亚大都市的上海及上海人，就业的多样化及家里有这样那样的社会关系自然是十分普遍，谁知后来会被认定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大染缸”，让稍微有点体面生活的人群均逃脱不了改造与惩罚的结局。 我想说一说当年品学兼优却不能上大学的剑平与芳姐。 剑平曾是我的邻居。在我读初中时，他们家才搬过来。那时他廿出头，热情、正直，是个很有教养的小伙子，尤其乐于帮助邻里，谁家孩子作业做不出来，就会找剑平去，剑平总会一五一十地告诉；谁家老人买了一袋大米提不上楼来，也会喊剑平下来帮忙。我们私底下叫他“英国绅士”。他精力旺盛，虽然一周三班倒，但他上中班时也会早早起床，站在阳台上用英语朗诵着诗歌，虽然听不懂什么内容，但那带着磁性声音的抑扬顿挫——往往是伴着我清晨的漱洗和早餐，给了我一天的好心情。他经常告诉我：昨天朗诵的是莎士比亚的“王子独白”；今天朗诵的是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他还介绍了诗歌的思想情操和艺术魅力；他还说想自己翻译那些英文诗集。我怀着崇敬与羡慕，听着、望着他的一举一动，不亚于面对的是诗歌大家贺敬之或是郭小川。 对于这样的一位才子，怎么会去当了一名翻砂工？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没去读大学？”对于我提出的这个问题，让他沉默良久。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严肃，便知趣地走开。 事后，我便向母亲打听，母亲陆陆续续告诉了剑平遭遇过的不公。 剑平是1963年高中毕业的，也正是大搞阶级斗争的年月。尽管他的口才出众，名次屡获全市演讲比赛前茅；从幼儿开始，英文又得到过留学美国的爷爷字正腔圆地教授，致使他在中学时的英语几乎是免修的。问题出在他的父亲身上，当时作为话剧团的一名编剧，联合另外两名同事写大字报，表达对书记工作作风的不满，遂遭到批判，划归为反党小集团，并打成了“右派”，发配到青海劳教。作为“右派分子”的儿子，剑平考大学的前景自然十分暗淡；尽管他知趣地报考了师范类的高校，但那时学校已经为高考生进行了事先的排除：那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往往受到了许多不成文的限制，你考分再高，成分不硬，也不宜录取。 名落孙山的剑平于是当了一名翻砂工。 我记得“文革”中，他的家里被抄了两次，一次是厂里造反派、一次是学校红卫兵，其实并没搜出什么金银财宝，扔出来的全部是书籍，便堆在天井里焚烧。当时我见剑平坐在阳台上，把头埋在自己的双腿间，埋得很低很低。我知道他是舍不得他的那些书籍。我还从灰烬中偷偷地捡回过几册英文书，为此剑平很是感激我。 “文革”后期，剑平已经三十好几了。厂里一位女工挺喜欢才貌双全的剑平，相互之间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火候了。然而有一次，女方父母家里四五个人吵上门来，无非就是你一个“右派”子女怎么能配得上咱们工人阶级家庭？于是，剑平婚姻就耽搁下来了，一直到1980年代才成的家。 我一直在为剑平惋惜，假若能生活在今天，命运又会是另一番光景。不错，廿年后的77级高考，卅好几的剑平已经超过了报考大学年龄，然而他并不死心，还是积极准备报考研究生。中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他起早贪黑、忙里忙外，节衣缩食、勤奋刻苦，可惜只是太晚了。由于生活和学习的双重压力，他的心脏出了问题，还没等到考研结果，他便离开了人世。 剑平的高考遭遇，也让我慢慢知道了极左时期，尤其是1959年以后的高考规则，对高考生进行的政审结论可归纳为：一是可录取机密专业；二是可录取一般专业；三是降格录取；四是不宜录取。这四类人的分野全部与“家庭出身”相关联。 我记得作为吉林大学77级学生，是在1978年3月入的学。我入住七舍的管理员也姓范，学生们亲热地叫她“老范太太”。因为我们是同姓，所以没几天相互熟悉了。一天晚自修后回到宿舍，她便叫住我，递给我一份电报：肯定是有啥急事啊？ 我一看落款是堂姐芳菲发来的，马上打开来看，只是“圆梦”“祝贺”等字眼，于是回答说：没啥急事，普通的一份电报。 老范太太见密密麻麻的电文觉着奇怪：写这么长的电报我还第一回瞧见，是谁这么不怜惜钱啊？ 那时就是有再急迫的事要说，一般的电报也就控制在十来个字之内，因为一个字要花费三分钱；碰到双方有默契，如让对方上火车站来接站，往往是“几次车几点到”就行，甚至可以简化成一个字：“接”。 平时我和芳姐都不通信息，她却给我发来足有六七十字的报文，但我不觉着奇怪。 我理解堂姐发电报的心情。我没上楼，反身站在台阶拐弯处，就着路灯一个字一个字地细看（准确说是读）电报的内容。 电报的内容并没有什么高频调的兴奋词语，但我却是很不能够平静，我不觉得这份电话来得突兀，是因为我读懂了字里行间背后的所有密码。 我踩着积雪，冒着寒风无目的的向校园深处走去，脑海中一直在盘旋着芳姐所遭遇过的种种不公。 芳姐也是当年考大学的落榜生。并不是她不上进，也不是成绩不好，作为历年学校的优等生，尤其是弹得一手漂亮的钢琴而让人羡慕赞叹。她的外祖父家是金融世家。作为沪上名媛的她，却被列入了高考不宜录取的黑名单之中。主要原因是她那位当过银行襄理的父亲，在上海解放前夕，由于对政局的不同认知，跟着同仁一起去了台湾，本想去了之后窥探一下局势发展，并没打算长期在台湾落户，所以没带家小一同离开。不料让留在上海的家庭由此遭了大难。 1959年芳姐参加了高考，她的成绩是考区的第一名。但她的海外关系，没有学校敢录取她。在当时的年月里，她也不敢去有关部门询问不录取的原因，心中的疑团只能压在心底深处。落榜后，上海合唱团想招她进去做钢琴伴奏，但几经审查，没通过；她所就读的中学领导，冒着风险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让她留在母校当了一名辅导员。但对于上大学有着强烈期盼的芳姐不甘于向命运低头，在业余时间继续埋头复习，准备第二年再参加高考。 学校里有一位年轻的物理老师叫徐俊，由于家庭出身地主，处世十分低调，他俩颇有些同病相怜，经常在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好景不长，眼看高考将要临近，学校某些积极分子却向有关部门反映：说学校领导阶级路线不清，重用有严重家庭问题的人留校当辅导员，这是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百年大计的直接破坏。于是，芳姐不用说考大学无望，就连“辅导老师”的位置都已难保。 由于大饥荒，城镇要压缩机构精减人员，学校里也分配了精简的名额，想不到业务能力很好的徐俊老师榜上有名；更想不到的是，咱们的芳姐却毅然决然地报名跟随徐俊一同返乡——去淮北的农村落户。 在淮北生活的日子自然是苦不堪言。徐俊在公社当文书，因对公社虚报产量不满，写信向上级反映，谁知书信落入了公社领导手中，于是徐俊被罚去修建水库，由于受冻挨饿，终因体力不支，在水利工地一病而亡。当时芳姐刚刚分娩，襁褓里的婴儿嗷嗷待哺，由于没有奶水，又缺乏食物，被活活饿死。 芳姐在乡下实难生存，决心逃回上海去。第一次逃跑因没有大队介绍信半途被抓回村来；第二次逃跑，遇到临村的一位老奶奶，她有张介绍信写着她与闺女两人外出，正碰到闺女生病不能同行，于是芳姐便冒充介绍信里的老奶奶闺女，混进了县城，坐上火车逃回上海。 当时，天下革命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但凡有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立马寻踪觅迹。因此，芳姐在上海家中呆不到半个月，便被居委会以“三无人员”之名遣送回农村。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遣送路上转车时，一位好心的河南人，带着芳姐逃到了甘肃。 芳姐在甘肃的窘迫境遇自然也是一言难尽。 1982年在上海，我见到了芳姐。曾经亭亭玉立、粉面含春的大家闺秀，怎么就成了一个弯腰曲背、瘦脸皱得如核桃皮一般的乡村老妪？那年她还只是四十出头啊！ 我又一次加深理解了贫困中的芳姐舍得花她的天文数字的钞票来给我打这份电报，那是揉进了她数十载美好的青春寄托和刻骨铭心的人世噩梦啊！ 在当时，我属于罪孽较轻的“黑类”，但是“家庭出身”这块黑牌子，还是在内心里压抑着我。越是怕见到它，可它越是无处不在：不管是参军体检的表格、插队落户的行李单还是集体户的户口薄，都留下过自己觉得是耻辱的印记。别人填表参加贫下中农协会，没我的份；大家发枪成了基干民兵，独我例外。 有一次大队推荐知青上大学，我也自不量力报名参加，大队党支部朝族委员找我谈，他开门见山就说：“你知道自己成分的不好？你知道你父亲台湾的去？”我申辩说：“他去香港途中遇台风，在基隆港只呆了一星期。”对方提高了嗓门：“什么骑龙(基隆)骑驴，是台湾，要划清界线！革命的能跑台湾的去？只有特务反革命才会去……”我哑然，脑子轰轰的，两腿顿时软了下来。 我痛苦，我羞愧，我曾为此躺倒在炕上蒙头睡了两天；我也曾担心过：这块黑牌子会不会就像古时押赴刑场的囚犯背上的那把斩令，步步逼你往死亡的深渊走；一想起芳姐的结局，一想到剑平的遭遇，不由得吓出我一身冷汗！ 好在上天自有公道。虽然这块黑牌子让我失去了许多机遇，然而，总算平平安安地迎来了改革开放。 1977年恢复高考，是数十年来罕见的一场有着“公平公正”含义的高考，因为主要是以“高考成绩”说话，而政审一栏中，明明白白写着重在“个人表现”，那残害了多少人才的“家庭出身”，在1977年的高考中，已经日薄西山、微不足道，基本上可以说是被一笔勾销！ 于是，我才有机会在这公平竞争中考上了吉林大学。 说来也巧：我三月份上的大学，父亲三月份平的反。父亲抖索索地拿出组织上退还给他的那份坦白书，颇有歉意地说：“就因为我的问题，让子女们都吃了苦头。” 我接过父亲亲笔写下的长长数十页的坦白书，眼圈一红看不下去。 我告诉父亲：“因为上面的错才让你出了问题；因为问题是人为的才使你有了错！” 我慢慢地撕掉这份坦白书，眼睛却在征询父亲的意见。不料父亲背过身去斩钉截铁地说：“留着碍眼，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 是啊，作为有过“不光彩”成份的我，真心实意地庆幸赶上了77级的高考——那是抛弃了“唯成分论”的首次有着公平正义内涵的高考，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沧海桑田，何况又都是在极“左”泛滥的“文革”基础上的改变，是何等难能可贵！ 想一想当年高考的不宜录取吧，想一想我们的剑平、芳姐们吧，那是极“左”的高考路线对一大批潜在人才的摧残，却又长时期的尘封在历史的死角里，极少被大家提起。 然而这段历史的教训却终究是不应该被人为地忽视的。 在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让我再次感谢：77级，有幸赢得了久违的公正！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