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一家与沈钧儒） 我们家一直比较老派，讲究辈分，礼仪严格，晚辈人不可以直呼长辈姓名。古代读书人，都有名、字、号。按照传统，只有天地君亲师，即皇帝、父母、老师，可以直呼某人的名。同辈亲友则用某人的字来称呼他，或者为了表示更加尊重，以号呼之。至于晚辈，须以辈分称呼，一般而言，连号也不能用的。现今国人，经过几十年涤荡，这些礼仪规矩，都被扫除殆尽，人人可以没大没小，直呼大名。仅为当今读者们方便，笔者随波逐流，斗胆提及二伯伯及长辈们的大名，也是无奈之举。 在我们家里，一辈又一辈子孙，之所以能够延续家族礼仪和规矩，并非由打骂斥责或关黑屋获得成功，而是依靠着儿孙们日日所见所闻，看到长辈们如何为人处世，如何待人接物，跟随长辈们读书习字，赏玩琴棋书画，从而养成温文儒雅的习性，得以知书达理，礼貌待人，自觉遵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家训。 我们家族五世以降，乃浙江嘉兴人士，且老老少少都为自己的故乡骄傲。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每每讲起故乡，总是眉飞色舞，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说浙江自古人杰地灵，名人荟萃。《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是浙江杭州人。《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是浙江钱塘人。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科举不第，在浙江长兴做了九年县丞，写出《西游记》。《拍案惊奇》作者凌蒙初，《西游补》作者董说，《水浒后传》作者陈忱，都是浙江湖州人。《说岳全传》作者钱彩，《剪灯新话》作者瞿佑，是浙江杭州人。大文豪李渔，是浙江金华兰溪人。王阳明、黄宗羲、章学诚、袁子才、龚自珍，全是浙江人。近现代文人，章太炎、俞曲园、周作人、蔡元培、郁达夫、许寿裳、范文澜、俞平伯、钱玄同、梁实秋、孙伏园、夏衍、丰子恺、艾青、鲁迅、徐志摩、朱自清，也都是浙江人。 父亲告诉我，曾经有人总结：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领衔人物，浙江籍占去一半以上。又有人总结，浙江文化名人之中，嘉兴籍占去一半以上。 嘉兴是一块古老的土地，始于春秋时期。宋明两朝期间，嘉兴升为府，与绍兴府和杭州府齐名。嘉兴府地面广大，历来管辖周围五县。现在仍是行政大市，下管二区五县。海宁、海盐、桐乡、乌镇、平湖、盐官等地，都属嘉兴。 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是嘉兴人，在嘉兴启蒙读书，也在嘉兴考中秀才。大翻译家朱生豪先生亦生于嘉兴，去上海工作十年之后，回故乡定居，专心翻译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直至生命完结，成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最大权威。巴金先生虽说生于四川，但牢记祖籍浙江嘉兴，曾数度回乡揭拜李氏祠堂，住在嘉兴伯祖家中。茅盾、丰子恺、张元济、蒋百里诸位，都是嘉兴人。现代青年崇拜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也是嘉兴人。而我的二伯伯，则也是嘉兴大批文化名人当中的一员，数十年来被全中国人民所敬仰。 二伯伯沈姓，名讳钧儒，字秉甫，号衡山。二伯伯的祖父跟我的曾祖父是亲兄弟，人称老三房。二伯伯的祖父是长兄，我的曾祖父是三弟。我的祖父一辈，叔伯兄弟八人，二伯伯的父亲又是长兄，我的祖父则又是老八。所以二伯伯称我的祖父为八叔，称我的祖母为八婶娘，我亲耳听到过。至我父亲一代，伯仲二十四儒，二伯伯排行二，我父亲排行二十三。所以父亲叫他二哥，我们称他二伯伯。这是我小的时候，祖母翻着《沈氏家谱》，一页一页讲给我听的。 上海解放以后，父亲工作的上海《新闻报》被封闭了，经过种种变动，终于被安排进中共上海市委主办的英文《上海新闻》报馆，算是参加了革命。父亲是个孝子，认为后半生得以稳定之后，便把祖父祖母和舅婆婆（父亲的舅母）从嘉兴搬到上海，跟我们一起住。浙江嘉兴方言，把祖父叫做大爹，把祖母叫做亲妈，我们兄妹至今还是如此，改不过口。无奈此文为了读者方便，沿用普遍祖父祖母称呼，甚觉别扭。 那时候我家从虹口溧阳路的洋房，搬到陕西南路租的二楼上。父亲请人把一起租用的楼下汽车间改装成住房，他把汽车停到马路边，后来干脆把汽车捐给了国家，也就没有停车的需要。祖父祖母年纪大了，住在楼下，不用天天爬楼梯，比较方便也更安全。 我的记忆里，祖父祖母刚到上海那些天，我们家特别忙。从早到晚，很多人到家里来，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有的白须皓发，有的年轻力壮，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所有来人都一样，进门见到祖父祖母，一律马上跪倒磕头。 有几次来客人，我正在他们屋里。客人磕过头爬起身，祖父又命我对着客人跪下。祖父说，那客人是我的长辈，我要叫他伯伯或者爷叔，见到伯伯和爷叔，定要磕头。祖母告诉我，祖父是他那辈人里最后一个健在者。在嘉兴乡下的时候，凡沈家门里的人，都要时常来对他磕头请安。现在他们来了上海，家住上海的所有沈家亲戚，也都是他们的晚辈，来见面请安，自然要下拜磕头。然后祖母拿出家谱，讲给我听家族的来源和辈分等等故事，那时我四岁多，第一次听到二伯伯的名、字、号。祖母一直叫他衡山，叫了几十年。  上楼之后，父亲告诉母亲，二哥来了上海，要来拜望祖父祖母。祖父祖母坚决不答应，他只好去报告二哥。然后父亲母亲换了衣服，带上我和弟弟，到永嘉路去拜见二伯伯。那年我六岁，第一次见二伯伯。 去的路上，坐在黄包车里，父亲讲给我听，二伯伯是个非常讲礼数的人。他在上海做了有名的大律师，每次回到故乡嘉兴，还都必去看望我的祖父祖母，而且进了门，一定要下跪，行大礼。父亲又说，他自己在浙江读书的时候，全靠二伯伯资助。他每年拿了好成绩向二伯伯报告，二伯伯高兴，就继续资助他读书。父亲到重庆读大学的时候，有了政府发的战区学生助学金，不需要二伯伯的资助了，但他还是经常到二伯伯家去，看望他，吃饭谈天，十分亲近。父亲说，二伯伯对我家的好处，我们要永远记牢。 到宾馆，进了门，父亲要我和弟弟跪下，给二伯伯磕头。二伯伯呵呵笑着，说：现在新社会，不作兴了。父亲说：头次见面，一定要磕头的。 我爬起身，看清楚了二伯伯。个子不高，额头很大，胡子很长。穿着一件有四个大口袋的蓝色衣服，那时候我在上海还从来没见过这种衣服。父亲笑着说：二哥不穿长衫了。二伯伯说：现在北京城里，政府干部，都是穿这样的制服。可是父亲还穿着西装，母亲还穿着旗袍，好像很有点不好意思。 二伯伯安排我坐到一边吃点心，母亲抱着弟弟，跟二伯伯和父亲坐在沙发上谈天，讲些过去多年的老故事，也讲当时京城里的稀奇新闻。我吃着糖果，细细观看二伯伯，确定他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想不出来他早年如何能够考中进士，有那么大的胆子应殿试，面见皇上。后来又只身远渡重洋，到日本去留学，成就盛名天下的上海大律师。回家路上，父亲告诉我，二伯伯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大人物。 过了两年，因为父亲调工作，我们全家搬到北京，每年都要去看望二伯伯好几次，可是父亲再也没有要我们给二伯伯磕过头，大概北京到底比上海要革命许多吧。奇怪的是，我们每次去二伯伯家，祖母都不要跟我们一道去。我们搬去北京之前，祖父就去世了，埋回嘉兴的沈家祖坟地。有几次我们去给二伯伯做寿，父亲反复请求，祖母始终没有答应。祖母说：衡山在朝廷里做官，我是平头百姓，辈分比他大，年龄比他小，我去了，当着众人，衡山可以怎样招呼我？下跪不下跪，磕头不磕头？几十年了，祖母竟然还记得当年在嘉兴，二伯伯到家里来下跪磕头的情景。 六十年代初的一天，二伯伯忽然派了汽车，专门来我家，接祖母和舅婆婆去聊天。我放学回家，刚好在大门口碰到，祖母便拉了我一道去。二伯伯的车是苏联的吉姆，很宽大，很舒适，一路畅通。 走进东总布胡同的大铁门，在天井里，就见二伯伯快步赶下台阶，连声说：八婶娘，实在不好意思，我应该去拜见你老人家，却劳动你老跑路，难为情，难为情。二伯伯在北京做了几十年官，居然依旧满口嘉兴话，听不出任何北方口音。祖母拉着他的手，不晓得如何是好。三个老人坐在客厅里，喝茶谈天，无非讲些古朝轶事。我则在二伯伯书房里，沿着一个一个大书柜，看他收集的各种石头。 回家路上，祖母感叹：衡山做了蛮大的官，到底还是我们沈家的儿郎。 到了家里，祖母又拿出《沈氏家谱》给我看。那时候我已经认得不少字，读得出书上注明是一九一七年修订。祖母说：这本家谱，衡山亲自校阅过。我后来得到一本《沈钧儒年谱》，上面有记载曰：秋在京寓编《沈氏家谱》。十一月十二日得一女。因正在编撰《家谱》，遂名谱。在祖母给我看的《沈氏家谱》上，沈钧儒条也有小注：女一谱小名又菊民国六年丁巳九月二十八日子时生。二伯伯《年谱》上讲的是公历，《沈氏家谱》上讲的是农历，正好相互符合。家谱上，至一九一七年止，所有各世各代的姓名承传，都是铅印的，而一九一七年之后，很多人名，包括我的父亲(一九一九年生)，都是用毛笔补记上去的了。如此两相对照，可以推断，这本《沈氏家谱》确是二伯伯亲手校撰的。而以二伯伯的学识人品和律师身份，此一家谱所录各项，均当属实无疑。 祖母并且告诉我，嘉兴沈家代代遵循祖制，一辈单名，一辈双名，家谱上历历在目。我的曾祖三兄弟，名讳玮宝、璋宝、瑜宝。我的祖父一辈单名，二伯伯的父亲名讳翰，我的祖父名讳懿。我的父亲一代双名，儒字辈，二伯伯名讳钧儒，我的父亲名讳苏儒。我这一辈单名，言字辈，二伯伯的公子名谦、诚、议、谱，我生于南京，父亲命名为宁，祖母对父亲不遵家规非常不满，把我的名字填到家谱上去的时候，给宁字加个言字边，写成詝，咸丰皇帝奕詝的詝字。祖母说，那个字还读宁。后来我翻《辞海》，这个詝字里的宁字边仍是繁体，可读音不是宁。到我的下一代，又是双名，人字辈，二伯伯的长孙名人镳，我的儿子生在美国落基山下，名为人峻。 有一年我远涉重洋，专程回国，重访故乡，去嘉兴沈家祖坟祭扫。在当地沈钧儒纪念馆张书记的协助下，七转八绕，找到地方。可是那里已经没有沈家的祖坟地，而成为了一片农田和树林。一九五○年代农村搞合作化，这里的墓地被推平深翻，棺木移去不知何处。我再也寻找不到太祖、高祖、曾祖和祖父的墓地了。听母亲说，当年送祖父归葬嘉兴的时候，祖坟墓地进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沈氏墓道”四字，是于右任先生手迹。那是因为沈家一个叔祖沈淇泉公（名讳卫）做陕西学台的时候，办起宏道大学堂，收于右任做了学生。叔祖一九四五年去世，于右任官至国民政府检察院院长，仍执弟子礼，出席下葬，并题字刻碑，以示敬意。那块石碑，早已随着沈家祖坟地的铲平而不知去向了。 不过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时候，二伯伯是中央领导，所以嘉兴政府经过请示，决定原地保存沈家两座孤坟。也是因此，沈钧儒纪念馆才得以找到沈家祖坟地的所在。那年我看到那两块墓碑，一是二伯伯的父亲，碑上字迹残缺，仅依稀可辨。一是二伯伯的夫人，墓碑乃复制，较好认。伯母的墓碑原件，立于沈钧儒纪念馆内，为二伯伯亲笔。 依照《沈氏家谱》记载，二伯伯的父亲在苏州做知县的时候，二伯伯出生。二伯伯三岁在家里跟随母亲启蒙，读书识字，五岁入私塾，十五岁从苏州回祖籍浙江嘉兴应试，中秀才，诗赋名列第一。我想，正是由于二伯伯幼承庭训，自小苦读经史子集，从而铸造出他一生温文尔雅，学富五车，深谙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人高贵品德。而二伯伯这些少年读书的故事，就像一座灯塔，指引着我们后辈遵照前行的人生道路。 二伯伯考中秀才之后，当时江苏吴县三品花翎中书张廷镶先生，十分喜爱二伯伯的才华，特聘他住家，教授张家子弟读书。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二伯伯在《我的生平》一文中，第一句话是“我的生平可从十六岁说起”，即指他考中秀才，得张廷骧先生西席之聘，足见此事于二伯伯人生有多么大的意义。 其之所以格外重要者，更在于二伯伯任教两年后，张廷骧先生爱之甚，乃将自己的女儿张象征女士许配给二伯伯，一八九四年结为夫妻，二伯伯是年十九。其后数十年间，二伯伯为学业进步，或赶考，或出国，更为争取民族生存和社会民主，不辞辛劳，呼号奔走，夫人与之两相厮守，不弃不离，全力支持协助，直至燃尽生命的最后一点火焰。 婚后十年，二伯伯二十八岁，到北京应顺天府乡试，考中第十九名举人。次年，二伯伯二十九岁，考中甲辰科第五十一名贡士，殿试榜列二甲，进士及第，签分刑部贵州司主事，正六品顶戴花翎。再次年，二伯伯三十岁，去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深造。学成归国，二伯伯在上海做律师，名气很大，与鲁迅、宋庆龄成了朋友。此后，二伯伯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享誉天下。其中最著名的，是抗日战争中的七君子事件，举世皆知。我们从小就认得二伯伯坐监牢的照片，背后挂着一幅大字：还我河山。 我们也从小就听父亲讲二伯伯的一首诗《我是中国人》，父亲并且要我们背下来。实际上，在创作这首诗之前，二伯伯写过另外一首诗，叫做《我所爱之国》，曰：“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浪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那里去了？我要去追寻。”之后又云：“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 爱国新闻工作者戈公振先生逝世，二伯伯的好友邹韬奋先生着文悼念，二伯伯读到，一时悲愤难耐，口占五绝四首：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苏州有胥门，炯炯悬双睛，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父亲说，二伯伯写下第三首末句“我是中国人”之后，泪如雨下，情不自禁，又连书四句“我是中国人”，诗罢掷笔，痛哭失声。父亲停住话，连连摇头叹息，道：要做个自尊的中国人，多么难哪。 一九三四年三月，突然间伯母患了肺炎。当时青霉素还没有诞生，肺炎无法医治，伯母不几日便去世了。二伯伯非常悲痛，在为伯母书写墓碑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名字并列写上，表示生与夫人同生，死与夫人同死的心意。伯母去世之后近三十年，直至一九六三年逝世，二伯伯始终独身一人，没有再娶，一直保持着对已故夫人的爱和追念。一九五○年嘉兴农村平整沈家祖坟地时，二伯伯请求嘉兴政府，保存他父亲的墓地之外，同时保存伯母的墓地。我想，二伯伯是想自己逝后得与夫人合葬，永相厮守。可是因为二伯伯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终于未能如愿。 伯母逝世之后，二伯伯时时思念，写过许多悼念夫人的诗词。其中一诗前言写道：“一九三六年二月某日枕上。夫人既殓，我以影置其胸前，旋以遗影置我贴身衣袋中，睡则置枕上，今二年矣。”这首诗题名就是《影》，诗曰：“君影我怀在，君身我影随。重泉虽暂隔，片夕未相离。俯仰同襟袍，形骸任弃遗。百年真哭笑，只许两心知。” 自伯母逝后，二伯伯衣服口袋里，贴着心口，永远存放着两张小照片，一是伯母的单人小照，一是两人的最后一张合影。 二伯伯的仁厚和亲情，不仅仅表现在他对夫人的爱，而且惠及社会和民众。一九四五年二伯伯的三子议，我称叔羊三哥，在重庆结婚。二伯伯办婚礼，出席者众，一幅巨大的贺幛上，数百签名，足见二伯伯获得多么的爱戴和敬重。许多政要名流都到场，如褚辅成、于右任、董必武、周恩来、林彪、邓颖超、黄炎培、史良、陶行知、郭沫若、张申府、茅盾等等，及一众沈家亲属，包括我的父亲。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牯岭召开抗日战略会议，邀请全国知识界名人，会商救国大计。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胡适、傅斯年、罗文干、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张君劢等都应邀。还有中共代表周恩来、林祖涵、秦邦宪三位。二伯伯和我的外公陶希圣先生，也都应邀出席了会议。 牯岭会上，因为政见不合，二伯伯和我外公经常争执。一次散会，两人同桌吃饭。二伯伯说：庚子年八国联军时候，尊大人由北京到西安，我和他是莫逆之交。外公年岁比二伯伯小，恭恭敬敬回答：沈先生后来到开封赴北闱，寄居舍下。我叫您沈大叔，您教我八段锦。那时我只有三四岁，如今还记得。二伯伯说：以后希望你我客气点。外公说：世交是世交，辩论还是辩论，才是民主。二伯伯说：那又何必。这段对话，外公记在他的回忆录里，教后辈永远记得世交情谊。 重庆时期，我的外公被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二处第五组组长，做了蒋介石的文胆，主持国民党文宣。而二伯伯主持民主同盟，支持中共，成为中国政治的重量级人物。两人立场仍旧不同，政见继续针锋相对。但是没有想到，二伯伯的堂弟和外公的女儿，在重庆中央大学英文系同班读书，坠入爱河，就是我的父母亲。 一九四五年夏天，父亲大学毕业，二伯伯介绍他到美国新闻处求职。当时美国新闻处英文部主任是金仲华先生，中文部主任是刘尊棋先生，都是中国文化名人，也都是二伯伯的朋友，他们录用了父亲。工作如意，薪水丰厚，父亲母亲郑重订婚，在酒楼里宴请双方家长。二伯伯代表男方家长，外公作为女方父母，双双出席，把酒言欢，世交联姻，格外亲密。他们还不仅只是私下里吃顿饭而已，第二天，即当年九月十二日，在《中央日报》刊出订婚启事，陶希圣沈钧儒两个名字，并列一起。在当时已经相当紧张的政治氛围之中，实属大义凛然。 抗战胜利之后，父亲回到上海，随即离开美国新闻处，进入上海《新闻报》，不久调任《新闻报》驻南京记者站，专访要闻。当时中共在南京设有一个代表处，名叫梅园。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周恩来先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则是二伯伯的女婿范长江先生。范先生称我的父亲为苏叔叔，经常不断地通过父亲的报道，向上海和全国民众宣传中共的主张。父亲给我讲过很多次，他如何接受范先生的约定，到哪个哪个餐厅见面谈话，又如何如何被接入梅园去参观，甚至曾经面见周恩来先生，促膝谈话。 一九四九年，外公跟随蒋介石，远走台湾。父亲则坚决留在上海，迎接中共。母亲表示决意与父亲厮守，生死不移，没有随外公一家去香港和台湾。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封闭《新闻报》，遣返人员。父亲立刻失业，全家大小，无以为继，惶恐之中，写信请求二伯伯帮忙，介绍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二伯伯受任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一时位高权重。经过二伯伯的举荐，父亲被接受到设于上海长治路288号的华东新闻学院进修。刚解放的时候，中共在各地建立了很多这样的学校，有的叫大学或学院，有的叫党校，用来审查甄别和改造旧人员，同时对旧人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父亲和我的叔父，那时都在华东新闻学院改造和学习，一起度过两年时光。结业之后，叔父被分配到新华社陕西分社，带着全家离开上海，搬到西安定居。可是父亲一直没有被分配工作，便找熟人董寅初先生求职，到董先生的私营建源公司做总经理英文秘书。 经过在华东新闻学院的学习，父亲明白，中共治下，在一家私营公司做事，不可能安全，必须参加革命，才有前途的保证。所以他一边在建源公司工作，一边继续给二伯伯写信，请求进一步帮助，加入革命队伍。 我手上保存着二伯伯两封亲笔信的拷贝，一封是二伯伯写给我父亲的，告诉父亲，他已去信上海，向金仲华和恽逸群二位先生推荐。当时金仲华先生是上海市副市长，恽逸群先生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同时二伯伯又鼓励父亲说，凡事全靠自己努力，为兄的必会注意协助。 不久，父亲接到恽逸群先生来信约见，并随即被分配到金仲华先生持的《上海新闻》报社工作。我也保存着当时恽逸群先生写给父亲的通知，呼应了二伯伯的介绍信。 这家《上海新闻》是英文报纸，设在爱多亚路原来的外商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Morning News）旧址。能够到《上海新闻》工作，父亲非常高兴，认为自己终于参加革命，成为国家干部，把自己的汽车也捐给了报馆。父亲对我讲过好几次，恽逸群先生是老干部，地下党，多么多么和蔼可亲，对他如何如何尊重。然而恽逸群先生帮过父亲这个大忙之后，没过多久，他自己就被清除出党，关了监狱，从此父亲再未能见他一面。父亲说，或许就因为他对知识分子的友好态度，所以才被入罪。 几年之后，北京政府为了开展国际宣传，决定成立外文出版社，下令将《上海新闻》全部人马，包括编辑部和印刷厂，尽数搬到北京。我们全家迁到北京之后，头一个去拜见并道谢的，就是二伯伯。 我保存的二伯伯另一封亲笔信，是写给当时上海民主妇联负责人韩学章的。母亲当时在上海找工作，需要一份政治担保，便请求二伯伯帮忙。当时我的外公已被中共中央宣布为国民党四十三名大战犯之一，给战犯的女儿作书面政治保证，显然担着很大的风险。二伯伯接到母亲的信，正值出国访问欧洲的前一天，他完全可以放下此事，观望观望，等回国之后再说。但是二伯伯亲情当先，急人之所急，生怕耽误了母亲求职的机会，连夜落笔，为母亲做出政治保证。 沈钧儒致韓学章信 二伯伯的保证书曰：“陶琴薰是我堂弟妇她昨来函嘱为具函保证而未写明这保证的性质我明晚适有出国之行不及再去函询问又深虑因此耽误了她的求进志愿不得已冒昧奉函如其关系只在政治方面据我所知她本人一直是一个家庭妇女故历史尚属纯洁可为保证一切恳与面谈为感……” 因为二伯伯的这个担保，母亲获得上海市总工会的聘约，任教工会学校。后又接受任务，担任总校长，建起若干所工会学校，深受上海工人的爱戴和尊敬，曾得到工人学员们赠送的一面锦旗。母亲工作了两年，才携带全家老小，搬去北京，与父亲团聚。又因这些年在上海的工作经历，母亲到北京后，很快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找到了新工作。母亲跟我说过，像她那样战犯家庭出身的人，能在中共机构得到一份稳定工作，每天能把饭菜摆到桌上，让全家人吃饱，全是靠了二伯伯的这份政治保证啊。 二伯伯一生，丰功伟绩，世人敬仰。他任过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中国民主党派左派的旗帜。但是对我家人而言，二伯伯永远只是和蔼可亲的二伯伯，他几十年来施于我父亲母亲和全家老少的种种恩情，我们是代代永记在心，时刻不敢忘记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二伯伯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八。二伯伯的追悼会，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父亲母亲一早就带着我们去了，十岁上下的亲属孩子，分了几组，轮换站在棺木前守灵。记得我值了两班，公祭时间就到了。朱德、董必武、周恩来、陈毅、贺龙、彭真等大批中央首长出席，我头一次同时见到那么多国家领导人，很觉吃惊。然后出殡，亲属们跟随二伯伯的灵柩，低着头，慢慢走。当时新华社拍的照片，我保存至今，里面能够清楚地看见父亲母亲，以及我们一班孩子，垂头而行。 五十多年之后，回首默想，二伯伯何以能够一生站立于社会峰巅，被中国人民尊敬和爱戴？何以能够担当挽救民族存亡之重任，引领国家人民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何以能够以古稀之年，连任国家领导人十余载？实在只因一条道理，那就是他承继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保持了家族祖宗训示的作人本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坦荡正直，高风亮节，恪守亲情，大仁大义，大爱大勇。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