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至今记得，小时候坐40路电车去外婆家，车过武宁路桥，桥下横亘着巨大的厂房。白天，几百台织布机一起轰响，一片日光灯的海洋，“空气在颤抖，仿佛大地在燃烧”。算起来，应该是九十年代初的景象。后来我知道，那是一个时代的尾声。 很长一段时间，“上海制造”是优质时尚的代名词。蝴蝶牌缝纫机、永久自行车、上海牌手表、红灯牌收音机，并称“三转一响”，是结婚的硬指标。80后上海小囡，谁没有在母亲的缝纫机台面上写过作业。此外，还有海鸥牌照相机、华生牌电风扇、回力运动鞋、向阳牌保温瓶、扇牌洗衣皂、百乐牌手风琴、福牌麦乳精、梅林午餐肉、大白兔奶糖……加起来，约等于幸福本身。即使五十年代大量工厂内迁，改革开放前，上海工业总产值仍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笑侃上海三十年》里讲，上海人“87块钱上缴，13块留给自己”，并未言过其实。据《上海财政税务志》，1949到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3911.79亿元，其中上缴中央支出3283.66亿元，占83.94%。 那一代工人阶级，生长在红旗下，自诩国家的主人翁，对体制充满感情。76年领袖陨落，人人戴孝，来自工厂车间的嚎哭和眼泪尤其真诚。舅妈当年21岁，顶替她姆妈，在上海申新纺织九厂的布机车间做挡车工。车间墙上挂着领袖1956年1月20日访问申新九厂的照片。领袖身着灰色中山装，手背在身后，站在一架织布机边，一旁是长身玉立的荣毅仁——申新九厂曾经的“少东家”。在领袖和蔼的目光下，舅妈哭得岔过气去。 上海人实际，谈婚论嫁前，先问声“侬啥单位”。一般情况下，全民找全民，集体找集体，街道工厂找街道工厂，里弄加工组找里弄加工组，是有时代特色的门当户对。《繁花》里有一段动人的对白：阿宝喜欢公交车售票员雪芝，再三犹豫。阿宝说，我单位是小集体，雪芝是全民，不可能的。雪芝说，可能的。 全民所有制，也就是国营厂的职工，是工人阶级的婆罗门。那时的苏州河、黄浦江两岸，星罗棋布着数百家纺织厂、机械厂、钢铁厂、食品厂。一到下班时间，几千辆自行车汹涌而出，泛滥到马路上。大家说说笑笑，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国营大厂有自己的邮局、理发店、医务站、图书馆、招待所，过节发糖，发带鱼，发搪瓷杯，发工业券，发冻鸡冻鸭。工人进厂就能分到宿舍；结婚送热水瓶、“囍”字痰盂和床上四件套；小囡生下来45天放进厂办托儿所，然后是幼儿园、子弟小学、附属中学、附属技校，将来可以顶替父辈进厂上班；退休工人去世，工会送花圈、挽联，工会主席致悼词。生老病死，工厂全包。他们是有依靠的。 计划经济下，实行“统销统购”，产品多少销往北方，多少销往南方，多少装上远洋货轮，远销亚非拉兄弟国家，换得珍贵的外汇，全部按计划执行。身为上海人，并未占得多大的便宜。弄堂男青年，谁不为一只上海牌17钻长三针，一辆锰钢永久13型，一台蝴蝶JA1-1型缝纫机发愁。他要托关系，找门路，费心费神，焦头烂额，才能搞到一张珍贵的工业券，换得未来的丈母娘点头。 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乡镇厂厂长来国营厂取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无论身家多少，来自苏南或浙北，城镇还是农村户口，一律统称“乡下人”。乡下人客气地笑着，憨厚朴实的样子，进门只管发香烟。烟是好烟，港版红双喜，黄壳子的，比自己常抽的红壳子双喜贵一倍。到后来，一听“乡下人来了”，隔壁几个科室的人都拥过来，领香烟吃，反正人家也不认识谁是谁。吃过香烟，背后还要讲，乡巴子、戆卵一只，嘿嘿笑着，觉得自己很精明很优越的样子。 渐渐有了传闻，厂里哪位老师傅、技术骨干，偷偷去乡镇企业调试设备。礼拜六下班后（六天工作制），匆匆挤上绿皮火车，到了地方，找个招待所住下。礼拜天晚上再回上海，手里拎一条黑鱼或者一只甲鱼。一天的外快抵得上厂里数月的工资。当年有个专门的称呼，叫“星期日工程师”。一到周末的傍晚，新客站、长途客运总站、十六铺码头，到处是这些身着蓝卡其工作服、拎人造革公文包的工程师们。碰到了，互相点个头，心照不宣。 彼时，国营企业仍是巨无霸、大佬倌，沐浴在统销统购的春风下，无忧无虑，稳如泰山。直到有一天，他们被告知，批发站、百货站即将撤销，国家不再统一收购他们的产品。而那些他们过去看不上的乡镇企业们，早已在摸爬滚打中熟悉了市场，布置了销售渠道。 苏州河南岸至今保留着几处厚重的老厂房，大多改造为前卫时尚的创意园区。年轻人不会想到，这些上海滩最古老的纺织厂，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便机器轰鸣。上海的纺织工业曾闻名遐迩，外地人来上海，少不得要去开开、华联、妇女用品、第一百货买上几件当季的衣裳。纺织业曾是上海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号称“半壁江山”。别的不说，东方明珠的三只脚，有两只就站在曾经的纺织仓库上。 据《普陀区志》记载，申新九厂鼎盛的时候，有“纺锭125952枚，气流纺4800头，织机815台”，每年上缴的利税可以再造一个申新九厂。进入九十年代，面对外资及乡镇企业的兴起，曾经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已经落后，亏损——追加投资——再亏损，形成恶性循环。“投入一块钱，生产线里转一圈，只剩下八角。”当时社保制度尚未健全，退休工人的工资及福利全部由厂里承担，工厂早已不堪重负。申新九厂在岗职工七千五，退休工人超过八千。一到厂里发退休金的日子，财务科人山人海，两三天才能发完。 领导班子日夜开会，分析利弊，哪些产品铁定亏本，哪些还有盈利的可能。日算夜算，算来算去，所有的产品都要亏。“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除了关门，没有别的选择。 女工们上完夜班，值班长通知开会。开好会，去更衣室收拾东西，下岗。值班长自己也下岗，还要尽量去抚慰工人。她们大多人到中年，没什么学历，最好的年华都在厂里度过，如今一把年纪，要去社会闯荡了。 有个女工，下岗了，每天还是准时去厂里报到。别人劝她，她说，我生是申九的人，死也是申九的鬼。等到工厂彻底关停，她就搬个小凳子坐在厂门口。最后机器拆掉，厂房也拆掉。 1991年，上海有53.53万纺织工人，未来十年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先后下岗。1998年1月23日，申新九厂的留厂工人，亲手将136台细纱机、5.5万锭纱锭拆除、砸毁。那一天，市里的领导，电视台、报社记者都来了，车间外拉起横幅“全国压锭一千万，上海敲响第一锤”。有照片记录了这一瞬间，照片上抡锤的中年男子，是彼时申新九厂的厂长，他被要求第一个砸。舅妈说，“照片上看不出来，这个男人是流着泪的”。这个流泪砸锭的背影，是属于上海工业的记忆。 压锭是一次彻底的否定。当着你的面，把你吃饭的家伙一锤一锤地砸碎，用卡车拉走，送进熔炉，等于告诉你，结束了，你赖以生存的那一套，是落后的，低效的，必须淘汰的。你也是。 有人瘫坐在地，有人无声恸哭。“老纺织”始终无法理解“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这些新词，他们愤怒地质问每一个前来采访的记者，“申九是国企，我们就是国家的人。申九要破产倒闭了，国家难道见死不救吗？” 纺织业是上海工业衰落的一个缩影。计划经济时期，上海有156个工业名牌。如今，他们中的三分之一已经消失；另外三分之二也大多风光不再，苦苦求生存。 当时，从长寿路的上棉一厂到崇明工农路的上棉三十五厂，从上海无线电一厂到三十六厂，从上钢一厂到十厂，从上塑一厂到二十一厂，从上海手表一厂到七厂，从益民食品一厂到七厂，还有数不清的机械厂、锅炉厂、零配件厂……到处都在轰轰烈烈地下岗。街头，菜场，公交车上，弄堂深处，讨论的都是“买断”、“内退”、“再就业”。 有的男人，瞒着老婆孩子老娘，每天照常六点半起床，洗漱完毕，吃完早饭，推自行车假装去上班。找个街心公园，发呆，坐一天，下班时候再回家。 工厂没有了，同时意味着食堂没有了，医务室没有了，厂办幼儿园没有了，附属小学没有了，舞厅没有了。吃饭，看病，小孩上学、上辅导班，包括理个发，跳个舞，样样要花钱。上有老下有小，一根蜡烛两头烧。早上一睁眼，这一天怎么过，小菜铜钿哪里来，是很现实的问题。 那时市区刚有空调公交车，空调车投币2元，普通车1元。大热天，接连来了几部空调车，一群中年爷叔、阿姨挥汗如雨，就是不上车。反正不上班，有的是时间。 西康路桥，长寿路桥，江宁路桥……苏州河许多桥堍下，聚集了不少下岗男工。过来一辆三轮车（上海人叫黄鱼车），一个人上去默默地推车，一路推上桥。给我两块三块都行，不要给我香烟，谢谢。靠这零零碎碎的两块三块，买米买菜，买油盐酱醋，买牙膏买草纸，给小囡交学杂费，交英语辅导班的钱。秩序井然，是工厂留下的习惯。这次你推，下次我来，不会一哄而上，让每个人都有口饭吃。 到后来，这门生意难做了，不少外地农民工加入了推车大军。你四十多岁腰肌劳损老寒腿，我二三十岁火力精壮身体棒；你有家要养，我一人吃饱，全家不愁；你推一次车起步价两元，我只要一块；你排队做生意，我信仰丛林法则；你组织松散，我有乡党、帮会。 工人大规模下岗之际，正是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之时，当时有一句话，叫“工人下岗，农民上岗，领导瞎讲”。平心而论，农民工干了许多上海人不能干、也不愿干的活，比如卖菜、开早点铺、打扫厕所、通下水道、工地上搬砖。他们的存在，使得城市的生活成本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那些幸存的工厂，一边遣散工人，一边雇用农民合同工，因为价格低廉。不少上海工人因此仇视农民工，认为是这些乡下人抢了自己的饭碗。他们痛心疾首：好端端的上海，全让“巴子”糟蹋了。农民工同样瞧不起这些下岗工人，觉得上海人太娇气，死要面子，干个活还挑三拣四，是没吃过真正的苦。 不少下岗男人去做保安，这是为数不多的体面工作，有制服。也从侧面说明，城市仍在建设，在加速前进。老厂拆迁，给商业中心、写字楼和高档住宅腾了地方。遍地穷人，遍地黄金。从前俾睨众生的“全民”职工，如今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他们曾是这个城市的助推器，如今燃料尚未用尽，城市已不再需要他们。像火箭的分离过程，他们注定被远远地抛下。 上海男人不太喝烈酒，常喝的是啤酒或者黄酒。从前，这是一座清醒的城市，街上很少有酒鬼。我见过一个人，下岗后，每天买两袋炒菜用的料酒来喝，很便宜，当时是一块几角。时间长了，研究出门道，什么酒正宗，什么酒上头，什么酒吃口太甜，什么酒掺水过多。料酒是喝不醉的，除非是喝闷酒，一心用最便宜的成本灌醉自己。和北方有些地方不同，上海的下岗男人不怎么打老婆孩子，哪怕是酒后。他们不擅长这个。他们满腔的愤懑只针对自己。一个人要么是窝囊的，要么是蛮横的，他不能是既窝囊又蛮横的。没本事的男人，有什么资格打人。 工人新村里，几乎家家吵相骂，夫妻争相用最刻薄的语言攻击对方。每栋楼都有几户在闹离婚。离异的下岗女工，没有办法了，跟小囡说，做好作业自己困觉，妈妈夜里出去一趟。30块，40块一次，贴补家用。昏暗小舞厅里，搂着陌生男人跳舞。男人问，下一支，赏光吗？下一支是黑灯舞。慢四步音乐响起，灯光灭掉，舞池深处，一双手摸上摸下。10块钱。 城市像一把巨大的筛子，人在剧烈震荡中不断地跌落，碰撞，失去重心，迷失方向。挣扎下来的人，过个几年，大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网眼，漏下去，各安其位。做保安，私人老板处打工，开小饮食店，看书报亭，跑单帮，炒股票，卖保险，卖真真假假的保健品，开出租车，或者，什么都不做，低保吃吃，舞跳跳，小麻将搓搓，企图从麻将桌上赚回一天的小菜铜钿。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怎么过不是过呢。 这一代上海工人阶级，吃够了没文化的苦，他们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子女的教育上。再节衣缩食，小囡的英语辅导班要上的；考试没考好，辣霍霍一顿“生活”。当然，下岗工人家庭中，懂事的孩子也多。等到子女毕业参加工作，基本算熬出头了。虽说前程仍有风雨，但毕竟，可以喘口气了。很多人没想到的一层是，自己的离开，等于给子女这一代腾出了位置。上海从一个工业城市转型为商业、金融城市，需要卸下一些包袱，付出一些代价。他们就是包袱，他们就是代价。 08年后，上海的房价起来了。“穷人翻身靠拆迁”，或者，拿市区的老工房置换一套郊区住宅，差价够吃喝十几年。熬到六十或者五十五岁，补交了养老保险，拿到退休工资，从下岗工人变成正式退休工人，吵相骂的时候，喉咙可以相对响一点。有一段时间大盘也好，头脑活络的，用“买断”的钱炒炒股，多少能挣些。 这一页算翻过去了。 现在可以说说了，那几年真是苦啊。当初负重上坡的时候，咬着牙，一声不吭。 如今他们说，生活还过得去，要是没病没灾也不买房子，一切也还好说。小老百姓，本来就是这么过的。只是我注意到，有些六七十岁的男人，睡着了或者不说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露出平静中凄楚的表情，像习惯了在风雨交加中前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