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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抗疫”两千年

时间:2020-02-13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江隐龙 点击:
日升摄 对于农耕社会来说,江南是一块福地。然而,也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江南成为细菌和蚊虫天然的滋生地。自秦汉至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屡屡在南方布武,而瘟疫也往往会在金戈铁马中对意气风发的将帅们还以颜色,如汉征南夷之战、诸葛恪围新城之战、
日升摄

      对于农耕社会来说,江南是一块福地。然而,也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江南成为细菌和蚊虫天然的滋生地。自秦汉至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屡屡在南方布武,而瘟疫也往往会在金戈铁马中对意气风发的将帅们“还以颜色”,如汉征南夷之战、诸葛恪围新城之战、侯景之乱后都迎来了大疫。最著名的莫过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曹操在战败后写信至孙权自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虽然“值有疾病”四字有挽尊之嫌,但不难看出江南瘟疫的可怕。

      江南“抗疫”制度萌芽于唐朝,兴盛于两宋,沉淀于明清,其间经历过太多辛酸。所幸,正是先人们用经验与智慧吹响的号角,让中华民族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中越挫越勇。

      唐朝:江南抗疫制度的萌芽

      唐朝开元之后,农业、手工业不断南移。与江南城市日渐繁荣、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趋势相应,江南瘟疫也日益变得频繁起来。如《新唐书·五行三》所载的宝应元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元和元年大疫“死者太半”。

      面对来势汹汹的瘟疫,唐朝官方医务队伍建制逐渐成形。贞观三年,唐太宗于地方各州设置医学博士和学生,也即官方医务人员;开元年间,唐玄宗更进一步强化医学建制,10万户以上州里需置医学生20人,10万户以下置12人。至唐代宗时期,更形成了上、中、下州依级分置不同数量医学博士、助教、学生的体系。

      唐朝应对突发疫情时主要有送医送药、抑制传染、减免赋税三类机制。医学博士的建制主要为应对日常医疗救治任务而设,而一旦疫情发生,朝廷便会派出使者送医送药,以加强疫区医疗力量。

      而对于百姓最为“实惠”、同时也是朝廷最为常见的举措,就是发廪蠲租,即接济财物、减免赋税。此外,朝廷还放贷给灾民以“便宜济助”;如果瘟疫中出现了“一家长大者皆死”的孤儿,朝廷也会命“长吏劝其近亲收养,仍官中给两月粮”。

      通过官方医务队伍的建立,以及瘟疫中对医药、医疗及经济上的补助,唐朝对瘟疫的防控虽不完善,但已渐成体系。

      两宋:古代抗疫史的高光时刻

      相较于唐朝,宋朝江南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而其瘟疫也更为频繁。据《宋史·五行志》所载,两宋三百余年间大疫30余次,约合“十年一疫”,其中20余次发生在宋室南迁之后。这些瘟疫中大多发生于江南,其中尤以临安居多,真可谓“江南疫,最疫是杭州”了。

      两宋时期瘟疫频繁,其严重程度也不亚于唐朝,史书中常常有“死者十有五六”“户灭村绝”“流尸无算”之语。不过,抗疫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幅发展:宋朝已经基本建成了蔚为完善的官方医疗体系,富庶的经济也使得朝廷有能力在瘟疫期间为百姓提供更多支援,而便利的交通与相对较小的领土,也让医疗救助能够达到帝国的边疆。

      宋朝医疗机构大致分为御药院、太医局、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御药院及太医局分别主管皇室医疗及医学教育、考核医官等事务,与百姓相关的医疗机构主要是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翰林医官院主要供奉医药,平时为皇家提供医疗服务,遇瘟疫则奉诏至地方视察、医治瘟疫。

      惠民和剂局则类似于官方平价药房,广泛设于京城及地方府州,主要职能是“藏熟药,价货以惠民”。据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别集》所载,当日惠民和剂局药剂售价仅为时价的2/3。

      宋朝还兴建了一批慈善机构,如救治贫病的安济坊、居养院以及救济贫病葬用的漏泽园。安济坊的由来,与苏轼有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祐四年疫病时苏轼为解疫情,“作病坊,稍蓄钱粮以待之,名曰‘安乐’”。崇宁年间,朝廷将其制度化,统一命名为“安济坊”并推广至各路府州。元符元年,福利政策进一步加强,增建居养院以收养“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

      “漏泽”之名,取“泽及枯骨,不是有遗漏”之意,事实上就是官方建设的公共墓地。慈善机构与医疗机构彼此呼应,对宋朝抗疫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

      明清:润物细无声的抗疫事业

      至明朝后,朝廷医疗政策转入消极,但惠民和剂局与漏泽园依然得以保全。明朝后期,朝廷无力支撑各级常设医疗机构,往往在瘟疫发生时才临时设置;明清易代后,朝廷政策似乎更为消极,甚至连在各地设立惠民和剂局的诏令都没下达。后世史学家通常认为清朝对抗疫一事不甚关注,然而通过对当时江南各省历史的考察,却能发现另一番天地。

      清朝未如宋朝一样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的医疗机构,但地方大员往往在职权之内设立医药局,这一政策贯穿清朝始终。与明朝相比,清朝相对成熟的印刷业也为地方官员在瘟疫爆发时刊刻医书提供了技术条件。康熙十七年,吴门时疫盛行,藩司见周扬俊的《温热暑疫全书》颇有医效,便“命急付枣,以公同志”。

      相较清朝地方官府设局制药、刊刻医书的做法,民间面对瘟疫的“自救”行为的确显得积极得多。清朝没有建立惠民和剂局,但宗族、行业的会馆公所则自发包含了医疗救助功能,如常州王氏的《参改义庄规条》便有此规定:“庄内则有名医生,议定每季薪俸若干,择诚实药房……如册内有名病重者,查实后请医诊视……到店付药。贫苦难堪,酌给钱若干,以备零星等费。族中贫病相连者,通融酌济,以寓贫病相扶之意。”

      除会馆公所外,清初民间就出现了乡贤举办的善堂。江南最早的善堂数顺治年间建于杭州的悲智社,至清末善堂数量明显增多,如元和同仁堂、常熟广仁堂、上海同仁辅元堂、江阴杨舍堡同善堂等。同治以后,还发展出经营模式更为先进、专门救疗疾疫的医药局。

      纵向比较,清朝的会馆公所和善堂基本继承了古代安济坊、居养院、惠民和剂局等机构的职能,只不过创设者由朝廷走向民间。清朝后期,地方官府往往会在兴办医药局等的抗疫事业中予以支持,而乡绅的活跃又能保证地方“善政”在官员迁进后依然保持稳定。在民间力量有一定发展的背景下,清朝抗疫事业似乎只是更加“润物细无声”了。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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