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大约有1700万城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早在1965年，上海便有零星人员前往黄山茶林场，开始了他们的采茶、农耕生活。10余年间，近万名上海知青，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播撒在那片土地上，他们体验着农村的辛劳，忍耐着恶劣的生活条件，在理想主义的热血与对家乡的思念之间，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酷暑寒冬。他们之中，有曾经养尊处优的高干子弟，有响应号召的热血青年，也有饱尝生活艰辛的黑五类子女。他们来到茶林场后，共同以“知青”的身份，共享着一份关于苦难与青春的记忆。 上海黄山茶林场的知青历史 上海自1968年到1978年共动员111万余名青年上山下乡。从人数上来看，上海是知青的主要输出地，接收地主要包括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内蒙古等省区。 早在1950年代末，由于城市就业和升学的压力，上海就先后动员历届中学生到江西、湖北、新疆等地支援建设，并先后在市郊农场举办上海青年农业建设队，培养带头到外地参加农村建设的骨干。“文革”爆发以后，大批知青回城“闹革命”。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各级地方政府几近瘫痪。但上海有关部门并未因此停止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动员，并规定“今后除继续争取外地安排一部分外，必须从今年起，自己动手，同有关省协商，建立安置青年基地”。 1968年7月8日，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同年7月27日，上海动员中学毕业的青年赴安徽上山下乡，拉开了上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幕。1968年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指示发出后，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高潮。据统计，自1968年至1973年上海共动员809966名青年上山下乡，城镇青年是否下乡成了衡量政治表现的主要指标。 上海市黄山茶林场（今位于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镇境内），前身是安徽省地方国营黄山茶林场，始建于1955年，隶属安徽省公安厅，属劳改农场性质。1965年10月，上海市花了300万元，通过购买的办法，将茶林场收归其管理。是年12月，建立了上海市黄山茶林场，隶属于上海市农垦局。黄山茶林场先后安置了近万名上海知青。上海知青来到茶林场后，户口迁到安徽，但由于是上海市属农场，仍与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一批来到黄山茶林场的知青中，有不少是1962年就参加上海青年农业建设队的老知青。跟随这批先行者的脚步，1968年8月6日，上海1000多名1966届初高中毕业生从人民广场出发，乘坐长途汽车奔赴黄山，成为首批来到茶林场的知青。此后，直至1978年，上海各区各届的中学毕业生相继来到茶林场。在这些知青中，还出现了因抢救国家财产而献身的11位烈士。对此，《人民日报》曾以《黄山风雨育新人——记黄山茶林场的上海知识青年》为题进行了报道。 1970年代初，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生和征兵，这“两招一征”是知青返城的主要途径。但在茶林场，每年招生和征兵的名额只有10多个，因此茶林场知青返回上海的主要途径是上调（上海知青对招工的称呼）。上调的决定权掌握在连队干部手中，各连队主要根据知青的劳动表现、来茶林场时间的长短和家庭情况进行选拔。恢复高考制度后，茶林场先后有20多人通过考大学离开了农场。随着政策放松对知青因病退返城的限制，后又允许知青回城顶替父母职位，大批知青离开黄山茶林场。 作为知识青年的管理者，黄山茶林场的干部主要由原劳改农场的干部和上海派遣干部组成，而以后者为主体。进入1970年代后期，上海黄山茶林场连队干部的主体已经由知识青年本身构成。这一构成，显然不同于农村中由贫下中农担任干部，以及军垦农场由现役军人、转业复员军人担任干部的状况。 黄山茶林场是国营农场，这使得茶林场知识青年的生活状态既有别于与农民比邻而居的插队落户知青，也不同于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军垦农场知青。茶林场知青有着虽然不算高但是较为稳定的工资收入，物质生活要比插队落户的知青好出许多。而且，茶林场的知青全部来自同一城市，这使知青之间又多了一层地域联系，再加上他们的文化层次相仿，精神生活也相对丰富些。 黄山茶林场知青的主要工作是采茶，采茶季节是茶林场知青们最忙最累的时候。山区相对封闭的环境，促使他们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奋斗。高山连队八连的164名上海知青，通过艰苦奋斗，在海拔800米的高山上建成一座小型水电站，1970年11月19日《文汇报》对此以《用双肩把水电站扛上山》为题进行了报道。在茶林场知青的艰苦劳动下，由同济大学公路桥梁系勘探，皖南山区一条海拔最高的盘山公路，用4年时间从茶林场的十一连伸展到八连，扶钢钎、打钢炮这些特殊的经历，成了他们独有的难忘回忆。 作为个人经历的黄山知青生活 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造就了知青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个体生命经验的差异，使我们可以透过微观的视阈，把握历史。这里，我们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通过3位成分不同、成长环境迥异的知青对黄山茶林场生活的回忆，探究那一段火热的生活。 1.走资派子女、老三届知青宋小林在茶林场的经历 宋小林是典型的高干子弟，“文革”前，她的父亲是上海市副市长。宋小林和她的姐妹们生活条件较好，从小就没有做过什么家务。在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宋小林理所当然地加入其中，或许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她称自己为“保皇派”。但那个年代，政治形势变化很快，不久，同样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她和家人的处境发生了巨变。 1966年，宋小林高中毕业，她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收到了来自学校法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入学后，她将接受北外的定向培养，并被派往法国留学。但同样也是在这一年，宋小林的父亲被定为党内的走资派，地位一落千丈，他们一家也成为“文化大革命”批斗的对象。宋小林亲眼看到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和档案被别人烧毁，她竟没有觉得很痛苦；相反，作为走资派子女，她认为自己需要好好改造。 在上山下乡开始前，宋小林学工学农，先到工厂学习了一年，然后又到农村学习割水稻。宋小林的母亲希望孩子们外出锻炼，她听从了母亲的话，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立即报名，希望能到最艰苦的黑龙江。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她没有被批准派往黑龙江（当时，上海市对跨省安置的对象有特殊规定：“个别出身不好，本人又一贯表现不好，或流氓成性的知识青年不宜去边境县”。不宜去边境县的知青主要指以下几种：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没有与家庭划清界限，坚持顽固态度，一贯表现不好的；直系亲属在海外担任反动职务或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坚持剥削阶级立场，政治表现一贯不好的；流氓成性屡教不改的）。在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知青以后，1968年，宋小林最终被派往黄山茶林场。 宋小林和同期的知青们是乘坐长途汽车前往黄山的，在那条漫漫长路上，知青们的反应和心情也有着很大差别。有些人很开心，但更多的人哭了一路。 到茶林场以后，在选连队时，宋小林面临两个选择：或是和她之前的同学一起到五连，或是到最艰苦的八连。或许是本着改造自己、下乡锻炼的想法，宋小林选择了条件最艰苦的八连。到连队的第一天，指导员就让这些知青们挑砖头。收工以后，不少老队员干完这样的重体力活，也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但是，宋小林却干劲十足，甚至十分诧异老队员竟没有她意志坚强。 作为知青的生活就这样悄然拉开了序幕。由于宋小林从小就没做过太多家务，采茶时手脚很慢；她做事又比较仔细，故采茶的速度很难提高，所以采茶的指标经常完不成。在茶闲时节，知青们还要养护茶树、砍柴等，也有人负责种植蔬菜和养猪。在宋小林心里，大部分劳动都不是什么难事，更不会让她畏惧，但砍柴和种植水稻是两个例外。其中，砍柴是她最吃不消的活。因为个子矮、力气小，怎么把很长的柴火从山上扛下去，对她来说一直是个难题。可令人着急的是，很多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被她弄下山的柴火其实并不重，指标完不成，她只得再上山，为此，一向坚强的宋小林在砍柴时却经常哭泣。至于种植水稻，倒不是因为那个工作有多么困难，而是宋小林对水稻过敏。 那里的知青，住的是自建的两层楼房。女生基本住在二楼，男生则住在一楼。房子非常简陋，隔音效果也非常差，二楼的女知青们走路、洗澡甚至是小便的声音，楼下的男生们都能听到。可这样的居住条件与之前相比已经好很多了。宋小林的丈夫王宝善1965年到茶林场时，知青们住的还是劳改农场留下的土坯房。所谓床，就是一排土炕铺上稻草而已。到了冬天，雪花甚至会飘到房间里。 虽然知青们能吃上白米饭，但驻扎在高山上，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的八连，是没什么蔬菜吃的。秋天的时候，他们就在山上挖一个洞，把富余的萝卜埋进去；到了冬天，再一点点挖出来吃。几乎整个冬天，食堂里提供的菜就是白萝卜。于是，每周一到两次的咸肉饭，往往能引来知青们久久的欢呼。 知青们平时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工作以外的时间，基本上都是休息。宋小林很喜欢读书，去黄山时，她带去了很多书，其中也包括高中的物理、化学课本。可是，帮她扛箱子的知青觉得箱子太重，一气之下，就把她的书全部扔到操场上烧掉了，只留给她一本薄薄的英语课本。 工作而外，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配合“文革”。当时，政治运动一波接着一波，稍有不慎，很容易上纲上线。在那种氛围下，几乎每个连队都有人自杀。这些人自杀的原因多样，有的是因为吃不起苦，有的是受到情伤，有的是因为出身不好遭到排挤，有的则是因为遭到政治批斗或冲击。虽然八连相对来讲较为封闭，但这里仍然是个“文革”中的小社会。有一位老队员本是很有才华的人，但出身不好导致他内心抑郁，再加之追求一位女生没有成功，他觉得触摸不到生命的希望，最终自杀了。 宋小林在黄山茶林场呆了近10年。在最初几年，她的想法还很单纯，也曾想过留在农村。看到有些知青在茶林场结婚，她也觉得正常，并不会联想到随之而来的安家落户问题。但是，她的想法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慢慢转变了。 1970年代初，宋小林被调到场部工作，担任团委副书记。为了丰富知青们的生活，她经常跑到各连队询问意见。繁忙的工作甚至让她和刚确定恋爱关系的王宝善都很少接触。不过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变故很快又来了。 1976年，当时场部负责青年工作的革委会主任，是曾任华东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的刘浩德，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刘浩德被抓，判了7年徒刑。时任组织处副处长的宋小林等，以及曾与刘浩德一起工作的青年干部们也受到了牵连。在场部党委书记的纵容下，宋小林受到同事们的排挤，无事可做。她情绪低落，只能通过看书来发泄情绪。她决定，通过考大学离开黄山，重回上海。 但考大学的路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年纪太大，像宋小林一样，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即使高考分数很高，也很难被录取。所幸，当时中小学教师青黄不接，宋小林在被刷掉一次后，终于被上海师范学院下属的一个教育学院录取，研修英语专业。从此，宋小林便告别了茶林场的知青生活，回到上海，过上了市民生活。 2.文艺青年吴征北的黄山知青岁月 吴征北的父亲原是国民党官员，父辈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在“文革”中如履薄冰的尴尬处境。 1973年，吴征北高中毕业，因为哥哥已经在工厂工作，导致他必须离开上海到乡下劳动。到黄山茶林场并非吴征北的选择，一开始，他同样报名了黑龙江军垦农场，但并未被选中，有一天突然接到通知，他才知道自己被转到了上海市农垦局管辖的黄山茶林场。 吴征北出发了。坐在开往安徽的车上，他并没有所谓的“一颗红心，扎根农村”的想法，城市里的人根本不想去农村，但是，他没有任何办法。当时，一般人都想去工厂，想搞个有技术的活，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实现。 吴征北被分到了八连，在三四百米以上的高山上，男女加起来有几百人，几乎与外界隔绝。八连所处的位置，开始时完全是没有路的，只能在山路里爬来爬去。从场部徒步走到连队要3个小时，所以八连的知青们很少到场部去。难得有休息时间外出，会去黄山风景区一次，来回有四五个小时。茶林场里面有一根通信广播线，从场部通到连队，他后来就负责维护这根线，让它保持畅通。 除了负责维护通信线，吴征北也要参与采茶叶，每年4月到6月会格外地忙碌。场里规定采茶任务每天四五十斤，早上6点就要出门，晚上五六点才能回到连队。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人挑饭上去。手指上的皮肤裂了，就用胶布缠一下接着采。那个竹篓，放满新鲜茶叶是30斤，每天背着竹篓，肩膀上勒出一道道血印。有些手脚不快的知青为了完成任务，会早点起床去采茶；有些女生会让男生帮忙，时间久了就变成恋爱关系了。 一开始采茶，因为毫无经验，老队员会来教，不教根本不懂。采得不好是半叶，采得好是整叶，很有讲究。嫩芽、毛峰的采摘需要专门技术，一尖二芽，采断了就是次品。质量由茶场来检查，知青只用完成数量就行。每天有成绩单贴在墙上，作为劳动评比，没完成会遭到批评。一般也不会有强制性的惩罚，除非特别严重，比如旷工、打架之类，才会被关禁闭。 农场的活都很辛苦，有时候干活累了，第二天就不想起来，连长吹起床哨，不起来的话会把被子掀掉。冬天要去开荒，开辟农田种蔬菜、玉米，除非下大雨、大雪才不用出去干活。连队驻地到采茶的地方要一两个小时，要翻山越岭；农田离队里比较近一点，也要30多分钟。农田里主要种玉米、红薯、萝卜，玉米种出来颗粒很小，种出来的东西基本给猪吃。 吴征北还负责八连广播站的播音工作。播音内容一般是报纸上的内容，或者自己连队开展活动的新闻稿，如开八一庆祝会、文艺活动之类。还会放一些音乐，主要是唱片，都是国家规定的唱片，每天放一个小时左右，在五六点钟劳动结束后放。吴征北还是文艺宣传小分队的成员，队里有搞乐器的，有唱歌跳舞的。知青们也会自己创作诗歌、歌曲，八连还有连歌。 当时住宿是一个房间6个人，住上下铺，木质的床。吃得很差，白米饭煮好后，倒酱油浇一下。深褐色的老蚕豆，盐水煮烂了当菜吃。还有咸菜汤，把咸菜放进去煮一锅，锅里有多少根咸菜都能数得清。一个月能吃一次肉，吃肉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食堂窗口几十只手往里面伸，去打红烧肉。还有咸肉饭，有多少吃多少，永远吃不饱。连队自己会种一些蔬菜，荤菜要从场部那边运过来。知青们吃的大米，是上海那边的粮食调到黄山，再分配下来的，不归安徽管。吃不饱是肯定的，大家从上海探亲回来会带点干的东西，把面粉炒熟了，拌点糖，用开水冲泡成糊糊吃。还有小糖糕、干点、饼干之类的也会带点回来。 一年只有一次回上海的机会。春节期间大概有两个星期的假。其他时间都不能回去，除非家里有特殊情况。大家一般通过写信和家里联系，连队有一个通信员，每天跑场部，拿信、报纸和上海寄来的包裹。 虽然茶林场政治上很严肃，但生活有保障，知青们的工资基本够用，还能节省下来一点儿。吴征北说，开始时一个月18块钱，后来涨到24块到27块，基本就是吃饭用点钱。男同胞还会抽烟、喝酒，从上海带一些烟丝过来；喝的是当地的地瓜烧，那酒很苦，拉肚子的喝两口，马上就不拉了。 知青们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看电影，经常能看到。喜欢搞乐器的，可以搞一些文艺演出，大家乐一乐。八连有一个文艺演出队，10个人左右，逢年过节和庆祝活动会有一些演出。 对于吴征北来说，晚上拉小提琴，是一种排气解闷的方式。他都是一个人在偏僻的地方拉，一般都是国内的革命歌曲。吴征北有时也会拉苏联的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同事们都说他胆子好大，但大家也不会举报。 农场里看书的人还是有一些的，大多是看世界名著。农场也有图书馆，里面大多是政治书籍。当时主要是借着看，互相传阅，苏联文学是比较受欢迎的，都是从家里带去的。看外国文学是比较隐秘的行为，大家心知肚明，不太公开，更不会张扬。吴征北从小学起就比较喜欢看书，也从上海带了一些书过去，有高尔基的小说，还有一些散文集和外国歌曲。 八连知青间的关系很要好，因为大家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不存在问题，除了偶尔会因为脾气不投导致吵架和打架，一般都能和睦相处。连队里也有批斗的现象，游街，脖子上挂牌子，主要是流氓、小偷。他们大多是在农场犯的错误，小偷被抓住后会被游行一圈，可能当时会被孤立，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没什么了。因为“反动言论”抓去坐牢的也有，八连就有2个人，分别是1966年和1968年到茶林场的。至于言论反动到什么程度，知青们也不清楚，他们后来回来也不愿太多谈这个事情。连队的集体氛围，具体要看各个连队领导的性格脾气，各个连队情况很不一样。有些连队领导一本正经，有小青年睡迟了早上没起来赶工，连队领导在大冷天，掀开被子一盆冷水就泼下去了。也有自杀的现象，死的人还不少。这些都和连队领导有很大关系。八连的指导员是朱政惠，他早年在苏联留学，是很有文化的一个人。 八连大概四分之一的人曾经谈恋爱，有些人还会经常转移谈恋爱的对象。八连管得比较松，基本是默许状态。有些连队管得紧，领导听说有人谈恋爱，会发火，会把一男一女抓起来，绑在同一棵树的两边。 1980年，吴征北因为家里比较困难，老母亲没人照顾，以上调的方式回沪，安排在上海农垦局商业公司工作。 上调主要看表现，名额很少，吴征北他们那一批就只有一两个名额。很多人为了上调，平时会积极表现，成为积极分子，以便回到上海。后来，取消上调政策，就是顶替父母的工作回上海了，在1978年和1979年比较多。顶替不凭表现，而是看父母在上海有没有可以顶替的职位。走得人多了，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八连人也少了很多，还有一些人更少的连队就被撤了，知青分到其他连队去。 最难过的是那些没机会上调、顶替的，看到别人背行李走了，只能干瞪眼。当时八连有一个小青年，不想继续呆在农场，就用锄头把自己的脚打骨折，但还是没能回到上海。那时候全是制度化运行的，回上海必须通过组织办理，还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因而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是办不成的。 吴征北到了商业公司，一切就稳定了。只是因为户口还在安徽，在上海吃的粮食还要从黄山拉过去，其实这些粮食是从上海调过去的，可见当时计划经济是多么费周折。一年以后户口转回来，他又完全成为上海人了。 高考重启后，吴征北曾想过报名，而且自己有信心考上。但顾及自己成分不好，考了也没用，也不会被录取，就没有去报名。当时高考大家都可以报名，只是录取的时候会审核成分，因为成分不好，他从小一直受拖累。这种心理上的折磨，别人是很难懂的。 3.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严大伟的茶林场经历 1975年，严大伟高中毕业时，就已经是学校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了。那个时期，高考已经取消，因此他和同学们毕业后，就只能接受组织安排，或到技校念书，或到工厂，或到农村。 严大伟本来是准备到技校继续念书的。但是，他是家里的老大，如果想让两个弟弟今后能分配到好的工作，他只能离开上海；而且，他是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学校也希望他到艰苦的农村去，给学弟学妹们树立榜样。严大伟再三权衡，最终决定奔赴黄山茶林场。出发前，学校还专门为他开了欢送会。 严大伟是和静安区的知青统一坐车前往茶林场的。当时的政策提倡知青们扎根农村，但真正有此想法的人比例很小。同样，刚到那里的时候，严大伟也希望自己能在两三年以后就返回上海。所以，他常常都在思考，自己要怎么做才能拿到上调名额，返回上海。在严大伟现在看来，那时的想法很幼稚，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都是难以预料的。 在到茶林场之前，严大伟已经了解到，八连的条件最艰苦，故而他希望自己不要被分配到八连。然而事与愿违，到茶林场以后，严大伟发现来接他们的正是八连的连长金光耀。他有些恐惧，八连的住宿条件很差，食品不丰富，主食是大米、面粉，肉类只有隔一段时间才能吃一次。 黄山茶林场有将近3万亩茶园，知青们主要的工作便是采茶。当时，茶叶一年产三季，春茶最好、夏茶次之、秋茶最差。严大伟所在的八连只负责采春茶。采春茶在清明节前后进行，大概要采将近10天。采茶季节过后，他们还要负责山林地的管理和维护。 出发前，严大伟的老师曾告诉他，采茶比种水稻容易很多。种水稻需要整天在枯燥的稻田里插秧，采茶叶却是在风景优美的山上，并不是很累。但当他采了一季茶以后，才知道这个工作并没有传言中的那么轻松。清明正值雨季，于是草帽、雨披、雨靴、竹篓便成为采茶人的标配，站在雨里采茶叶的滋味并不好受。而且，这是个重复性的工作，采茶人需要不停地采，几千次下来，手便裂开了。此外，雨季也正是山上蚂蟥最猖狂的时节，采茶时，知青们的身上满是蚂蟥，令人不寒而栗。 采茶是有指标要求的，完成指标便可以休息了。但知青们往往不愿回宿舍，而宁愿躲在山上，因为那样会被领导怀疑自己没有干活。因为连队里会进行评比，也有些知青在完成指标后，还会多采一些，评比的成绩和能否拿到上调名额是有关联的。宝贵的上调名额，几乎是每个知青都渴望得到的。 考虑到连队今后的发展，八连的指导员朱政惠提议修一条公路，将八连和十一连连接起来，这个提议得到了场部领导的赞同。于是，采完春茶以后，八连知青们又有了新的工作——修公路。限于条件和技术水平，当时开公路完全依靠人力。不过，比起采茶，严大伟更愿意修路。他认为修路充满挑战，而采茶的重复动作则让他烦躁。 最初，八连将修路作为一项生产任务，整个连队约有100名知青参与进来。后来，经过国家批准，修路成了茶林场的一项共同任务，其他连队也参与进来，修公路的队伍变得庞大了。这条被命名为118的盘山公路，从1975年一直修到1978年年底，几乎见证了严大伟整个知青岁月。刚开始修路的时候，冬天工地上缺少食物，知青们就抓老鼠、乌鸦、狗、蛇、小鱼等来吃，名曰“改善生活”。1976年，为了加快进度，连队向场部提出建议，选拔了一批知青专门负责修路。他们住在八连和十一连中间，往两头同时开工。这些修路的知青生活条件更加艰苦，宿舍是用从山里砍来的木头搭建的，几乎没有什么保暖效果，冬天时，他们的被窝都是冰的。 在那个年代，办农场是不考虑经济效益的，都是国家拨款，于是连年亏损。对于这种情况，知青们都很清楚，知青运动结束后，茶林场就要被关闭了。于是，黄山茶林场的知青选择以不同的方式回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顶替父母的职位，严大伟就是这样回去的。1979年底，他顶替了母亲在上海纺织厂的职位，回到上海做工人。 历史与现实纠葛中的身份认同 知青，从历史事件上看，是上山下乡运动中无数由城市走向农村的青年男女；从个人经历来说，是1000多万共和国公民的一段人生往事。如今，随着知青研究热的兴起，上山下乡运动逐步有滑向知青运动的趋势。当时被动员，甚至是被迫下乡的千万城市青年，猛然间成为承载着革命热情和奋斗精神，主动为共和国奉献热血和青春的“知识青年”。 在我们采访过程中，知青们在回忆他们的农场生活时，讲得最兴高采烈的，往往是他们的苦难。他们关于苦难的叙述中，食物短缺被着重提及。几乎每一位受访知青都提到了那时吃肉的艰难和对肉的渴望。除了肉食缺乏，普通蔬菜也不充裕。有知青回忆，往往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喝咸菜汤下饭，平时能吃到的蔬菜也多是在萝卜、白菜、南瓜之间转换，品种十分单一。 如果仅仅是蔬菜缺乏也就罢了，对饭量比较大的男知青来说，配置的口粮并不能填饱肚子。他们只能趁放假时从家里带上一些点心以及炒熟的面粉，作为平时充饥之物。 除饮食简陋之外，工作的艰辛也是他们叙述的重点。他们必须早起去劳动，中午在劳动地吃饭，一直到晚上才能回到连队休息。采茶和砍柴之余，他们还需要在冬季修山路。 生活条件的艰苦以及劳动任务的繁重，成为他们苦难记忆的主体，也成为知青身份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我们采访的知青中，往往将他们日后事业的顺利与成功，归结到农场时期的苦难上。在他们的叙述中，农场的锻炼使他们具备了坚韧不拔的精神、踏实苦干的作风，相比那些没有经过磨砺的城市青年，他们更易受领导青睐。 这种从灾难性历史事件中析出的带有积极意义的逻辑，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苦难记忆的反思和反抗，为知青运动的日益神圣化打下了心理基础。在如今各类知青纪念会中，宣传苦难精神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甚至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相结合，以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一部分。历史只是精神原料，纪念者在其中有意选取，试图借此重新塑造艰苦朴素的时代信仰，以矫正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扭转当前种种不良风气。“青春无悔”，成为这类宣传活动的宣传语。但当年的知青们，今日大抵健在，也都在注视着被神话的苦难精神。 在我们的访谈中，除了感受到他们记忆模式的某些共通之处外，还有一些普遍性的遗忘，成为大多数人的记忆盲点。恰巧，这些被忽略的细节，最能还原出黄山茶林场知青生活的全貌。 在大多数人的讲述中，知青们同甘苦、共患难，生活淳朴，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但是，也有一些被采访的知青指出，当时还是会发生一些偷盗现象。这种偷盗分三种情况：一是知青去偷当地农民的鸡鸭等家禽，以改善伙食；二是外部流浪人员来知青点偷窃；三是知青内部的偷窃。在当时普遍缺乏食物的情况下，第一种情况发生频率很高。 有知青谈到，当时自杀的情况较为普遍。有一些出身不好，觉得自己可能无法回城的知青，因内心绝望而自杀；有的因为谈恋爱出现纠纷而自杀；有的则因为“反革命”言行，如五连队有一位知青被指偷听敌台（即美国之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忍受不了批斗而自杀。 知青连队也是一个江湖，社会上的各种风气、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会在里面显现。据八连连长金光耀回忆，连队中一直存在一些“刺儿头”，不服管教，惹是生非。连队领导必须展现出足够的强硬，才能把他们压服。 如上所述，种种不太愉快的记忆，在当今知青的叙述中，往往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成为记忆的盲点。但历史既然已经发生，终究会留下痕迹。记忆固然能一时把它隐去，却无法真正地把它抹杀。 我们访谈的知青，在问及对这场运动的评价时，多数展现出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往往会说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锻炼，结识了许多人生挚友；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这场运动使他们失去了进一步受教育或者发挥自己独特才能的机会。虽然他们不认为自己的青春被无意义地浪费，但“青春无悔”这种激情昂扬的叙述，对他们来说也显得有点调子太高，“有利有弊”则是多数人评价这段运动时的基本态度。 但是，即便这种折中的评价，其实也是一种事后追忆的结果。在当时，“上山下乡”其实是无可选择的事情，个人只能被裹挟在时代潮流中向前，而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所以也就没有后悔与不后悔可言。 苦闷早已消散，生活对他们而言，也算是尘埃落定。他们对那段生活的追忆，其实也是对他们青春的追忆。无论如何，当年不知归处的生活，的确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了阴影，这道阴影使他们在对美好的追忆中保留一份反思。留给后人一份完整的知青历史，是他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责任。 原载于《江淮文史》2015年第3期，作者辛熹、耿丹薇、罗茜、王钰晗。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