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题目，近些年来已经写得很多了。我今天写下的，是许多人至今不甚了了的一些情况，甚至一些知青本人，也因为结束了知青生涯而忽视了的东西。 之所以称知青是这一代，是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知识青年的总人数有121万多人。这121万多人中，包括了上海知青办统计汇总的111万人。在1966年之前，还动员了10万知青到新疆。这是准确的人数。为什么说这个数字准确呢？因为知青一旦确定了去上山下乡，不论是近在上海市郊的崇明、长兴岛、南汇、奉贤，还是远到北国的黑龙江、内蒙古，西南的贵州、云南，都要迁出户口，并同时迁出粮油关系。说得通俗一点，迁出了户口，从下一个月开始，每个月都要发给你的粮票、油票以及相应的布票等就不发了！  另外，每一个知青去往农村，不论你是插队落户进生产队，还是到国营农场、军垦农场，国家财政都要拨付知青下乡的安家费。比如我们6个上海男女知青到了贵州的村寨上，每个按人头有300元的安家费，这300元不由地方财政出，而由国务院财政统一汇总拨付。而生产队收到了6个人后，会立马安排好住宿生活的房子。当时有的生产队拿到了这笔钱，就赶紧腾房子或者干脆盖新房给知青住，来不及的就让知青暂时在集体所有的保管房住下。我插队的那三间泥墙茅草屋，小一点的给女知青住，大一点的那间给我们四个男知青住，中间的那个小屋就成了我们的灶房。老乡说，集体腾出了这三间房子，1800元就归生产队了。 兵团的连队又如一个村庄，几栋宿舍，几栋家属房，外加食堂和马厩。图中的兵团1968年组建，都1975年已初具规模。 插队知青是这样，到农场的知青也是这样，财政的钱就直接拨付给农场，作为统一安置知青宿舍的建房费用。 波及千家万户的一件事 军垦农场知青、国营农场知青、插队落户知青，一律统称为上山下乡知青。在当年，其待遇还是不一样的，比如去往黑龙江军垦的知青，每人除了每月36元工资，还配发一套军装。去往国营农场的呢，工资每月32元，配发的就是棉大衣了。而去往崇明岛、大丰、上海近郊农场的知青，刚去的头几年，工资只有18元、20元、24元。他们离上海近，比起插队知青来说，条件好很多。插队知青到了生产队，第一年每月发10元，40斤口粮。第二年开始，就同农民一样，靠参加出工劳动挣工分过日子了。 1968年12月21日晚，广播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当时有人说，毛主席说让知识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国营农场、军垦农场去的，接受的是农场职工的教育。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议论，所以在上海的市属农场、崇明的农场里，每一个农场都进驻了贫宣队（“贫下中农毛泽东宣传队”的简称），每个连队的贫宣队员，还参与了连队的领导，来贯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 那么，在111万上海上山下乡知青中，究竟有多少知青直接到农村生产队里？上海知青办的统计数字是：农村插队落户知青11万2千多人。这数字不包括市郊十个县的15万回乡知青。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市的人口共计一千万人。习惯地说，当时10个区的市区人口700万人，十个县的郊区人口300万人。而知青的人数高达120万人。每个知青都有父母双亲，还有兄弟姐妹，在120万人的数字上还要翻几番。故而，上海知青这一代人，是波及上海千家万户、掀动整个社会的一件事。  知青一代的“谢幕之举” 从70年代末期的知青大返程开始，直至今天，这120万知青一代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到上海滩来。即使已经在下乡当地有了一份相对安定的工作，没有机会在55岁、60岁之前调回上海的知青们，也在退休之前，通过种种渠道，买好了上海的房子，落实了晚年的住处，回到上海来了。没有回归上海的知青，只有少数。这少部分知青，安然在他乡生活养老，其生活的质量和水平，有不少是超过回到上海的普通知青。 但是，即使是这少部分人，他们对上海，还是怀有一股深情的。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促膝深谈，他们对最终没有回到故乡上海，还是有一点隐隐的遗憾。 每当这时候，我就会以他现在的生活质量和宽敞的住房安慰他，并给他讲一些普通知青在上海里弄和小区的生活实情与他对比，虽然他会听得露出笑容，但最终他还是会说：毕竟，他们回到上海了呀！ 一晃51年过去了。最年轻的知青一代人，都已步上了晚年的门槛。近几年来，他们盯住了50年这么一个时间段，各式各样的知青们，都在相约见面搞一些大大小小的活动。爱唱爱跳的就举行歌舞表演，爱写的就编一本书，有摄影爱好的编一册摄影集，把过去青春时期的照片，和今天的欢聚编在一起，给众人留个纪念。还有写回忆录、拍摄像、写剧本……能够想到的各种纪念方式，他们都满怀热情。老知青们坦然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再不热闹一下就动不了啦！这是我们最后的“疯狂”。 我说这不是“疯狂”，应该说是知青一代人的“谢幕之举”。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