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他一生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学贯中西 加盟商务印书馆 张元济，1867年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1884年步入科举之路，8年后金榜题名，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又任刑部主事与总理衙门章京。1898年，张元济因参与戊戌百日维新运动而被撤职，并被朝廷宣布“永不叙用”。从此结束京官生涯的张元济随后举家迁往上海，经李鸿章的举荐进入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主事。1901年3月，盛宣怀聘用来校主持译书院事务已有年余的张元济为代总理，成为学校历史上第二任校长。4月13日，张元济在盛宣怀的授意下开设特班，由他主持的特班考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优秀学生有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  （1923年，商务印书馆在天通庵路设立第五印刷所，摄于1926年） 1902年，张元济辞去南洋公学的所有职务，投资商务印书馆。当年的商务印书馆只是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印刷工场，这样的转身，时人多有猜测和不解。直到半个世纪后，因为中风已卧床数年的张元济用颤抖的手写了一首诗，告别商务同仁：“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从诗中，人们读到了他平生的理想，也读到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自觉地把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变革连接起来。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学贯中西，他的地位和声望无疑使商务与知识界、政界和教育界之间有了一座桥梁。在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极司菲尔路即今万航渡路。这条路辟筑于1862年，初辟筑时，从静安寺起筑至今曹家渡附近的梵皇渡，名极司菲尔路，据传因某外人之妻名极司，乃戏呼其所居之地为极司菲尔，意即极司的土地。筑路后，在路两侧建房开店，东西两里许，店铺鳞次栉比，四乡农副产品在此集散，成为沪西地区商业中心之一。 1913年，张元济在极司菲尔路40号（今静安区万航渡路323号）处买下2亩半土地请英国在沪开业的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了一座两开间带有尖顶的二层英国式风格的花园洋房，当年底完工。外墙用红青砖相间砌成，寓所用清一色青砖。小楼前辟有花园，楼后凿有一个小水池，里面种着满池荷花。当年，与张元济寓所相邻的是当过朱德老师的周孝怀寓所。张元济在极司菲尔路的寓所里接待过许多名人，1915年，梁启超来沪组织讨袁斗争以及1920年从法国归来时都曾下榻在这里。蔡元培、严复、伍廷芳、黄炎培等则是这里的常客。孔祥熙在未成为民国要人前也常到这里做客。
在张元济寓所斜对面的极司菲尔路49号（今万航渡路320弄内）一幢混合结构的三层楼住宅寓居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现代著名学者胡适。1926年，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会议，5月间先回到上海，在沧州饭店开了房间，后接受顾颉刚的劝阻未去北平而留在上海，租下了极司菲尔路49号的小洋房。这是一幢带小花园的新式里弄住宅，楼下是客厅、厨房、餐厅和卫生间，楼上大间是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侧小间是其两个儿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卧室，另一侧是胡适的书房。当年胡适寓居上海后，接受光华大学教授聘任，又与徐志摩、梁实秋、邵洵美等筹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1927年4月30日，胡适就任母校中国公学校长，又兼文理学院院长。那时，胡适除了到学校和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外，就在寓所潜心写作，在这里完成了许多学术论著。
 在极司菲尔路居住期间，张元济与胡适“衡宇相望，时相过从”。张元济的家乡海盐澉浦出产名贵水果檇李，初夏果熟，亲戚寄来后，张元济总要赠几枚给胡适品尝，并告以如何吃法，“食时揭去少许，启小孔，吮其汁，可一吸而尽”。张家后院辟有荷花池，结了莲子，张元济总是让园丁折下数支送往对门胡适的寓所。那时，胡适在写《中古思想史长编》，经常过来向张元济借阅古书，他写完一两章，即送张元济阅读。每当随后两章送来，张元济随即订成本子，一口气读完，晚上临睡前，在床上又重读一半，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对于在极司菲尔路的一段生活，胡适后来写道：“那时我在张菊生（张元济号菊生）先生的对门，时时向他借书，有时候还借到他自己用笔细校的史书。我那时初读唐晏校刻的陆贾《新语》，写了一篇跋，也曾送菊生先生，请他指教。”1930年11月，胡适携家眷离沪赴北平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国文系主任，极司菲尔路的寓所归还房东。岁月沧桑，如今，该处居住着好几家普通百姓，弄口挂着沙利文饼干专卖店的牌子。  在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以一种开明开放、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学术情趣，广集人才。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1920到1922年间，陆续进馆的就有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周予同、李石岑、王云五、竺可桢、任鸿隽、陶孟和、顾颉刚等，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和五四时期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一样，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1926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分馆不仅遍及中国，而且开到了香港南洋。在静安区的宝山路，还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商务印书总馆，原先供编译所人员参考阅览的藏书丰富的涵芬楼也扩建成东方图书馆。1926年5月2日，商务印书馆馆庆30周年之际，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并举行了盛大开馆仪式。当天上午10时起开始参观，人数达千余人。不久，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迁入其中。其规模之大，设施之新，藏书之丰，珍本之多，管理之善，影响之广，当时为国内之最。曾享有“东亚文化宝库”“亚洲第一图书馆”和“学者的摇篮”等美誉。 可惜，东方图书馆的辉煌只持续了短短六年。 1932年1月29日上午10点刚过，几架日本轰炸机呼啸着飞过宝山路上空，向座落在这条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馆投下6枚炸弹，第一枚炸弹就落在油墨仓库里边，瞬间燃烧起来，那些被溶解了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商务印书馆顷刻之间成为一片火海，商务印书馆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等全部中弹起火被焚毁。火势迅速漫延至一路之隔的东方图书馆。2月1日上午8点，日寇又冲入馆内焚烧，熊熊大火一直燃烧到傍晚，浓烟遮蔽上海半空，连十里开外的租界里也飘落下被烧得焦黄的《二十四史》、《辞源》等书籍的残页。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东方图书馆的五层大楼仅剩断垣残壁。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时年65岁的张元济涕泪长流。他满怀自责地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他满怀悲愤地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可挽回的、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  （被炸毁的东方图书馆） 由于商务印书馆毁于日寇炮火，张元济家庭经济也大受影响，不得以在1939年把居住了25年之久的极司菲尔路的花园住宅售给了上海建筑营造厂的老板陶桂记，陶老板买下该房后进行大规模整修，加盖一层，并在西面空地上新造一栋楼与之相连。新房刚竣工还未入住，就被“76号”汪伪特务闯进来强占了，成了吴四宝手下汉奸特务潘达的公馆。抗战胜利后，汉奸潘达被枪决，房屋作为敌产没收。解放后这幢楼房成为解放军部队家属的宿舍。20世纪90年代，随武宁南路拓宽市政工程的需要，张元济这幢故居被拆除。 （标题为本站编辑修改，原文标题为：张元济在静安的足迹）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