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插队东北农村时，我就大胆地把家里劫后余生的“毒草”书籍压在行李箱底，让它们伴我一起度过下乡的日子。（要知当时想抓你小辫，这就是犯罪！）而正是这些书，使我在挨过烈日下挥汗如雨，水里泥里与牲口共舞的非人劳作之后，得以在书中的字里行间隐藏我避世的清宁之时。 有两本高中语文课本，是我的最爱，为我的初中文化衔接了文学基础。还有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在蛮荒的年代，以抒发心情的“靡靡之音”唱出与世相违的“黄色歌曲”。尽管身边也有“早请示，晚汇报”，“万寿无疆，身体永远健康！”之类的封建宗教咒语，但这些神权与我格格不入，我当时就坚信它终将成为后人的笑柄。我依旧活在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读书，唱歌，锻炼身体，只有在读自己想读的书和自己想唱的歌时，才有了一种做人的尊严和快乐。唯一使我不能捍卫自己的就是缺粮少菜，经常挨饿，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使我活得很没面子。 总不能让饥饿损害身体，为填饱肚子，偷偷钻进玉米地去掰青棒子，大锅清水烀苞米；用房东家的母狗引来屯外的大公狗，用绳子套住公狗脖子往房梁上一吊，放血扒皮，大卸八块，一把大盐大锅一炖，狗肉夜宴大快朵颐，弥补了终年沾不到油腥的营养亏损；没钱买火车票，就逃票乘车，赶下来再上，一天一夜的路程，走了三天两夜才到家…… 做这些坏事总感到于心不忍，想想是为了生存所迫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从来不和别人讲。前年在一次老知青诗歌朗诵会上一位老大姐扯着嗓子喊：“我是青史一知青！”我立刻为知青当时的行动感到光荣，那时不干白不干，辜负了那个“无罪”和“有理”的时代。当然我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利，而不是像某些抄家打人的红卫兵盲目地伤害无辜的好人。 我因没有资格去兵团和农场，只能插队，真正做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听知青朋友讲兵团农场保证吃得饱，而且大多是细粮，有的还有工资，而插队除了和农民干一样的重活，回来不管多累还要自己打柴烧火做饭，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最难熬的还是无为的岁月，一年又一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熬得人没有任何盼头，任凭青春的流逝，你想学习，你想有所作为，没人理你。可是有人监督你：在家住的时间长了，会有街道代表来催你回农村；发生了刑事案件，首先要查返城探亲的知青。甚至正值英俊才华之时，些许妙龄少女真心示意，我都无心理会，任凭纯情的彩泡在万念俱灰中破碎。盼着上学选调吧，还有个出身问题，好事轮不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做不了好人就做病人，总不能眼看着岁月一天天白熬过去，于是我就装病，办病退返城！也是一个不饶岁月的办法。 我研究了办“病返”的路数：先是装病，造舆论，查了查“胃小弯部溃疡”最好办，那时的条件不易确诊，主要是大夫最后拍板，而且这种病容易导致胃癌。得，就办这种病。于是，开诊断证明、写病历，上报手续，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办理后，最后由街道代表带到医院复查。谁没有仨亲俩厚，我托了复查的主治大夫，那时不兴也不敢行贿，复查后心里还是没底。经过一段忐忑不安的等待，终于复查结果下来了——确诊“胃小弯部溃疡”！ 啊，我终于“有病”了！我兴奋得夜里睡不着觉：不知是我病了，还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病了？ 又是一番紧张的手续办理，户口准迁证终于办下来了，我将被迁到哈尔滨郊区八年的户口又迁回天津了。当时很神秘，不敢对外人讲真话，觉得是办了一件与文革相违背的事。两年后，事实证明“病返”是一条符合人性的道路：全国知青开始大病返。后来得知，云南知青实在生活不下去了，集体进京请愿，惊动了中央领导，根据邓主席指示可以办理返城。1968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十年后，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革的结束以病返为由就此偃旗息鼓，解放了绝大部分在无望中挣扎的知青们。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