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开始谋求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合作打击日军。但这一战略构想，一直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阻挠。经过长时间反复沟通，1944年7月起，先后有100多名美军军事专家进入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实地观察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战斗情况。 这一时期，美军观察组近距离、长时间、嵌入式、全方位地观察我党、我军并作出了真实记录。这些记录是驳斥当下一些人依据国民党和日方史料污蔑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的有力论据和坚实史料。 只有七条枪，怎样打日本？ 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段闪烁辩证法光辉的话，蕴含着韬光养晦的积极防御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一方面因为国民党的封锁，共产党军队的情况难以为外界所知；另一方面，韬光养晦的思想，也让共产党军队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实力。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外界了解到的都是共产党军队战斗力量不足。 1938年夏天，当新四军刚向上海、南京进军时，就在皖南遇到许多刚从京沪失败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迷、普遍畏敌，在见到军备武装落后的新四军时感到很担心。某个国民党军队将领甚至对陈毅说：“你们军队的优良纪律，作为一支政治宣传队是很好的，如到东线去打仗，请听下文分解好了。”对此，陈毅一笑了之，并未怯战。 1938年7月初，新四军部队秘密运动到南京附近的汤水，隐蔽在农村中，准备向龙潭游击。陈毅的司令部放在一个地主士绅家里。这位房东很高兴，因为他们已经一年来没有看到中国军队了，周遭更是土匪横行，人心惶惶。现在新四军来了，他们感觉有了依靠。但第二天一大早，房东拿了件便衣给陈毅，说：“打日本不是好玩的，你们只有七条枪，怎样打日本呢？还是穿上便衣，我可以保护你们。”陈毅婉言谢绝了房东的好意，并暗下决心要用实战成绩证明新四军的敢打善战。 1944年8月，彭德怀和陈毅分别向美军观察组介绍八路军、新四军自全国抗战开始以来的历程和战果。彭德怀说：“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32万人，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伪军30余万还不在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22个师团……7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74060次，平均每天与敌作战29次；共毙伤敌军351113人，伪军239952人，俘日军2407人，伪军148726人，争取日军投诚者115人，伪军反正者49461人，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189028支，轻重机枪3120挺，各种口径炮489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战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7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186593人，阵亡103186人。敌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二比一。” 彭德怀进一步指出，“经过7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达5000多万……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158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 陈毅在介绍中向美军观察组提供了一份《新四军七年来战绩统计表》。其中表明，新四军7年来在华中经历大小战斗17534次，毙伤敌伪军241750人，俘虏敌伪军34415人，敌伪军投诚反正34066人；缴获长短枪124459支，缴获轻重机枪2651挺，缴获各种炮100门。负伤指战员64920人，阵亡指战员44868人。陈毅还介绍，新四军建立的华中根据地的“人民总数有3000万”，穿着军服的正规军有18万，民兵共有55万人。 事实上，当时的新四军装备确实不如国民党军队，甚至连伪军也不如。但运筹帷幄下的战斗力，可一点儿都不弱，打仗的办法更是有很多。由于军备武装的落后，陈毅所率部队常常采用夜袭火攻再接白刃战的战术。 1938年8月初，陈毅部队袭击丹阳北的新丰车站，有一个中队规模（180人左右）的敌军住在车站旁一小学内。新四军侦察班率先进入这所小学，轻手轻脚地取出日军挂在墙上的武器。不料，其中一名小同志出于好奇拿起了桌上的一个闹钟。这个闹钟立即“当当”作响，惊醒了敌人。 很快，日军十几人将侦察班围到院中。一个日本军官喊话：“不要放枪，要捉活的。”双方便于此地开始交战，战斗中镇江、丹阳的日军赶来增援，却被陈毅率先布在两面的伏兵打退了。4个小时的战斗后，日军几近全歼，陈毅部队亦伤亡五六十人。 在艰苦的战斗中，新四军发展了55万民兵。在敌人下乡清乡时，民兵即在离敌军据点一二百米的地方监视，再每隔一两百米远放一个民兵，一直到新四军驻地。只要敌人一离开据点，民兵就一个传一个，一直把消息传到新四军部队，陈毅即根据敌伪出动人数派出相应力量前去歼敌。在日本哨兵或普通士兵夜间出来吃喝时，民兵们便常常用麻布袋或绳子，趁其不备将敌人迅速套起背走，淹死于河中。此外，日军中有人见了中国女人便要强奸，新四军派人穿得花花绿绿伪装成女子，故意在敌据点附近经过。敌人一见便要追赶，一追赶就会落入伏击。 新四军不太会打仗，只敢偷偷摸摸进攻？ 中国共产党武装之所以能进入敌后发展，主要得益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而非人们误认的国民党军正面作战。同时，所谓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的真相，其实是“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是击之甚重、甚频！ 对于国民党军队，彭徳怀曾经直言：“友军精神上早已投降敌人，又熬不住敌后的艰苦，招架不住敌人的压力，乃纷纷公开投敌……如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预八师师长陈孝强、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山东保安处参谋长宁春霖、二纵队夏维礼、三纵队秦启荣、四纵队侯如墉、九纵队李旭东、胶东四纵队王尚志、绥西伊盟游击军张励生等，都在国民党当局‘机宜行事’的电令下，纷纷率部投敌，或者说奉令投敌。这就是为什么数十将级军官卖国投敌而国民党当局连一纸通缉令也没有的原委。” 对于华中的情形，陈毅说：“国民党在华中敌后仅有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二千余，依靠我军供给才能坚持（在苏中），其余均投敌。”可见，部分敌后的国民党军或明或暗地勾结日寇确为不争的事实。很大程度上，他们才是“游而不击”。正是看到了这一情况，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积极寻求同盟的美国政府才出于失望，将目光投向当时的共产党军队。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 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并提及国民党封锁共产党对外交流、歪曲抗战事实的种种行径。例如，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共产党区域，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等等。“总之，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象（相）稍许透露于世。”国民党统治者正是依靠这种欺骗政策和封锁政策，使外界产生了一种完全违背事实的印象，即“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依靠国民党”。 不仅如此，日军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给共产党军队抹黑。在1938年的六七八月间，新四军和日军发生了30多次战斗，日军损失很大。松野联队长大发传单说：“新四军不讲道义，不会打仗，只会杀人放火，偷偷摸摸的，不配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要求与新四军定期决战。”陈毅军长当即写传单答复之，说答应日军的决战要求，要求打一个确实的公平仗，请英美友邦派人评判，以同样的武器装备来打。如果陈毅方打败了，新四军即退出南京；如果日军打败了，就退出中国。“因为我们新四军素来对文明人就用更文明的办法，而对野蛮人就用更野蛮的办法，打得日本法西斯军队晓得什么是正义。”陈毅军长如是评价。 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在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冲破国民党封锁线赶赴延安之后，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之于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逐渐为外界所了解。 就连竭力抹黑共产党军队的日军，也开始发生了转变。他们起初态度轻视，后来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如“他们（共产党军队）盘踞广大农村，造成对据点的包围……不断扰乱皇军占领区、进行破坏，孤立和封锁城市……绝对把持主动地位与进攻姿态”“新四军进入苏北历史虽短，但其影响民众不可忽视……新四军尚留存于本地区农村间……于本地区有地盘有组织，故能有今日之强大反抗力”“新四军的民兵制、军粮制、民主制是战争三宝，尤其辨认是否民兵非常困难，使讨伐军疲于奔命难期成功”。来自敌人的评价，恰恰构成对当时国民党乃至如今一些人种种造谣最有力的反驳。 不仅抗战中团结，且战后继续合作？ 第一次听到以前被国民党政府所蒙蔽、掩盖的事实，对美军观察组的震动是巨大的。共产党掌握的军队和民兵数量之多、对日作战次数之多、对日军牵制力量之大，以及条件之艰苦、作战之顽强、伤亡之巨大等，进一步让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刮目相看。 1944年12月21日，晋察冀军区负责人程子华等人在给叶剑英的电报中，报告了美军观察组一些人到晋察冀根据地后的观感。其中说：毕德金、路登等人实地参观后，“由事实证明，我军虽处敌后，而能自给自足。毕等尝对国民党依靠外援，腐败无能，流露愤慨不止。我军所见，到处新颖，拍有照片多幅，并赠以我军数年来战斗照片，极欣喜”“又赠以人民武装经验终结性材料数种，极为欣赏，谓河南、湖南、广西如曾开展人民武装斗争，绝不致如此溃败”。这里所说的河南、湖南、广西的溃败，指的是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触即溃、丧师失地的可耻失败，认为其原因在于没能“开展人民武装斗争”。可见，美军观察组对敌后根据地的人民战争有了更为积极、深刻的印象。 电报中还提到，“数周来，观察组在此工作，均甚积极热情，政治情绪与日俱增”“观察组路登，乃该组政治头脑，对我了解比较深刻。曾言：非仅愿与我抗战中团结，且愿战后与我继续合作”“彼等无一对蒋介石抱有希望者”“尝谓：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纵对共产主义曾有非议，而对共产党之所作所为，钦佩至极”。 1944年下半年，美军观察组在实地考察后，得出了“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的结论。这在当时属石破天惊，却有着超前的预见性，并在此后70多年间不断得以验证。这一定意义上算得上“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科学论断的最早说法吧？ 1945年6月2日，美军观察组毕德金中校、斯文生少校、斯特尔上尉三人面见叶剑英，提出拟在延安设侦察电台、派3名美军去太行和晋察冀收集情报、派气象人员去晋绥测量风云、从八路军得到有关日军死伤的统计、利用延安机场起降美军飞机以及在华北建美军通信网、在各根据地设立电台等合作抗日的军事计划。他们强调，愉快开展这些合作，是为了“愈早打败日本，到东京吃茶去”。这句话通俗形象地表达出了美国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大战略，也俏皮浪漫地表达出了美军和中国军队直捣日本法西斯老巢的“小目标”。 不过，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快速变化，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1945年公开宣称，美国只与蒋介石合作，不与共产党合作，要帮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也训令一切美国在华军官“不要帮助那些不属于重庆政府的个人或团体”。对此，叶剑英发表了这样一段铿锵有力的话：“我们近百万军队，合作抗日，可以缩短战争，减少你们美国人命牺牲。没有外国帮助，我们1000年也打下去，也要打胜，10年20年30年，我们一定打下去！” 应该说，这种必胜信念从抗日战争爆发起，就从来没有动摇过。这种决心在抗日战争那种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比枪比炮更重要。因为它凝聚起来的民心、民气、民力，是一道永远冲不垮的精神长城。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作者为上海远东出版社总经理、副编审）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