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8年12月30日的《上海红卫战报》第三版，刊登了《毛主席送儿子参加农业生产》，没有署名，没有来源。2000余字，说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岸英从国外回来了，……机关的同志为了照顾岸英，要他去吃中灶伙食。主席知道了，不同意，就让岸英和同志们一起吃大灶。过了几天，……毛主席还嘱咐儿子，到农村去，要和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劳动。”一位参谋找到郝光华，告诉他主席让毛岸英到他那里上“农业大学”。“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根据形势的发展，郝光华跟县委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岸英送回中央去。”全文在时间方面给人以含糊其辞的感觉。 笔者想起近些年在网上多次看到这样的说法：“中国最早的知青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老大爷为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更令人不知所云。 遂上网搜索，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显示，1946年11月15日第三版有一篇400余字的短文—— 毛主席送子住劳动大学 毛岸英是毛主席的儿子，他在苏联住过莫斯科大学，最近才从苏联回来。毛主席对他说：“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有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吴满有，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毛岸英愿意去。毛主席说：“去很好，还要带些学费去。”毛主席给了一斗米，叫毛岸英背上走，走到吴家枣园，累得他满头大汗。 毛岸英刚到吴家枣园，吴满有说：“你是个洋学生，咱一个字也不识，学什么呀？”毛岸英说：“我是个小学生，啥事也不懂的，你不要客气，我爸爸让我来，向你学习”。 吴满有就开始教了。第一课开荒，毛岸英跟上变工队，上山开荒。他看见变工队的人，都把衣服脱下来开荒，他也同样去做。心想：“连校长都开荒，学生更应当开荒。”中午太阳正红的时候，他拚命地学开荒，白白的皮肉，被太阳晒得红红的，由红变黑，把皮也晒死了。过了两三天，他就学会开荒了。 毛岸英学了两个星期，就学会了开荒、上粪、锄草、下种籽、耕地。吴满有说：“毛岸英和我们的变工队一样的会种庄稼了。” （延安市九岁小学生张名哲写，登在陕甘宁边区群众报上） 上述短文在内容上与1968年12月30日《上海红卫战报》大体吻合，但是1946年的吴满有在1968年变成了郝光华！而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里只有1977年9月25日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的文章里出现过一次郝光华，相反，吴满有却出现过62次，然而几乎全部集中在1948年9月13日之前，之后直到1992年5月14日才重新出现，迄今也只有3次。这种现象令人奇怪。 在网上发现2011年11月《名人传记》上有过《毛岸英延安“下乡”记》，其中说到，“1946年1月7日，毛岸英随苏联医生阿洛夫和米尔尼柯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工作人员根据毛岸英在苏联红军中拥有的上尉军衔，安排他享受中灶待遇，毛泽东发现后仍然不允许，让他和普通战士一起吃大灶。……4月8日，清明节刚过，当时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贺清华和驾驶员周西林一起，送毛岸英到吴家枣园。”此后，逃荒落户延安、又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的农民吴满有，接收毛岸英入住自己家里，指导其学习农业生产。“由于军事形势变化，吴满有请示有关方面同意，毛岸英结束了在吴家枣园这所农村大学里的学习课程。1946年9月25日，秋收过后，吴满有亲自送毛岸英回到延安。” 看来还是吴满有，其中蹊跷何在？在网上搜索到“延安档案信息网”上《边区劳模吴满有的跌宕人生》等文章，方才得知1948年4月在攻打宝鸡的战斗中，吴满有被国民党俘虏。一开始，吴满有没有被认出来。但最后被其他人供了出来。先在西安关押，后又被送到了南京。当年9月，他和中共中原军区的另一位军官杨经曲，被安排参加记者会。随即，国民党的西安电台发表三次广播，内容是吴满有的讲话，表示他弃暗投明，脱离共产党。不管这条广播真假如何（后来有研究者认为此次广播讲话是国民党方面找人顶替的），吴满有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了。1949年11月，国民党大势已去，被关押在重庆合川的吴满有，也获得自由。1950年3月，他回到了延安。随后，被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开除党籍。据说，王震曾从新疆派人来到吴家枣园，准备接其到新疆去，遭到了他的拒绝。吴满有曾托人先后三次给党中央写信申诉冤屈，都无回应。1957年，全国都在搞人民公社，动员农民入社，吴满有死活不入。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孤独，一个人在山上放羊，经常泪流满面。晚年因患白内障，吴满有双眼失明，瘫痪在炕上一年多时间。1959年3月，吴满有在吴家枣园郁郁而终，享年66岁。 由此看来，六十年代初，人民日报有过2次提及毛岸英当农民，均未述及吴满有，是事出有因的。1968年12月30日《上海红卫战报》刊登的那篇文章，采用了改名换姓的手法！同一时期，1969年1月下半月人民日报两次报道“首都第一批知识青年到革命圣地延安农村安家落户”时，则回避了吴满有其人其事。 呜呼！如此历史，难以想象，不可思议！ 1968年12月30日宣传毛岸英的同时，报道了“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下 在欢庆毛主席寿辰的日子里 下乡上山插队落户掀起新高潮”。其中值得录以备忘的是：“秀水中学三十七个六七届毕业生，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后三十二个同学报了名，坚决要求到安徽去插队落户。……多稼中学工宣队，大办、特办、办好落实最新指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奋战三昼夜，十二月二十七日实现了六六、六七两届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一片红。”笔者在1969年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从（收到的上海）来信中知道，毛主席12-21最新指示发表后，上海掀起了上山下乡新高潮，68届全体毕业生将百分之百插队落户，67届尚未安排的同学则在1月10日前安排停当。”由此看来，“插队落户一片红”出现在12·21之后。是否为上海的首创，有待查考。 那期《上海红卫战报》还刊登了署名为“本报调查员”的文章《插队落户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广阔道路》，说的是“上海一千名革命红卫兵满怀豪情，手捧宝书打起背包到红色革命根据地——江西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有一个多月了”的情况，洋洋三千言，实际上与12月24日《上海红卫战报》第3版发表的“江西省新干县革委会精简安置办公室”写的《我们队里的好社员——记在江西省新干县鸡峰公社乐门生产队安家落户的十二名上海知识青年》并没有多少差别。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