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澎（1914—1970），安徽合肥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重庆《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秘书、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 母亲龚澎已经离开我们40多年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1970年3月8日那天的清晨，蒙蒙发亮的天空，零零散散飘下几片雪花，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导致晕厥，被抬上北京医院的急救车，我站在急救车旁，初春的寒冷让我从不知所措中清醒。我思忖，“文革”初期的疾风暴雨刚刚过去，父亲、母亲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全家人还没来得及透口气，却不知什么厄运又会降临，不禁打了个寒战。母亲离开了报房胡同外交部宿舍，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失去母爱呵护的我，开始走上了独立自行的人生旅途。 今年是我的母亲龚澎诞辰百年纪念。6月下旬，我回到了母亲曾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的诞生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被称作周公馆的曾家岩50号。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这里领导中共南方局的工作。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也曾长期居住和工作在这里。1940年至1946年，母亲和周恩来身边其他的工作人员，就生活在这座简朴的建筑里，度过了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6年。1944年7月29日我出生后，在这里度过了1年零4个月，是当时周公馆唯一的儿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怀着庄重的心情，缓步走进了这座曾经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三层灰色小楼，仔细观看每一个房间和庭院里每一个角落。 当我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眼前的景象使我浮想联翩，我仿佛看到母亲当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她身着八路军军装，提前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走进办公室后，简单寒暄几句就问母亲：“看到了什么？”母亲说：“看到了三张地图。”周恩来又说：“那你具体说说看！”母亲说：“一张是欧洲地图，另一张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军事地图，还有一张我只看了一半，你进来把帘子拉上了。”周恩来带着几分满意说：“你的观察很敏锐。”这是母亲给周恩来的第一印象。周恩来又询问了母亲的经历和家庭情况，了解到她的父亲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将领龚镇洲。她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后来调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母亲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外事工作秘书，参加外事组的工作，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联系新闻界。  另一块介绍南方局外事组的展板上写道：龚澎“在重庆作为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和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布员，为向世界宣传介绍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外人士的广泛尊重和好评，被在重庆居住过的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誉为‘环球新闻界一个最出类拔萃的妇女’”。  我站在展板前，凝视着母亲当年的照片，心中为母亲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而感到自豪。 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但处事沉稳。知人善任的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说：“龚澎静若处子。”“静若处子”出自孙武《孙子九地》：“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未出动时就像未出嫁的女子那样沉静，一行动就像逃脱的兔子那样敏捷”。我觉得周总理对母亲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对母亲来说，表象上的“静”反映了她心中“宁静”的境界。新中国成立时母亲就担任外交部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长达15年之久，外交部的历史上也仅此一例。她数年如一日，就像她在1965年对新闻司干部讲话中所说的始终以“战斗的精神面貌”把工作做好，像战士一样忠于职守。十多年多次因出色的工作受到中央的表扬，她荣辱不惊，一直保持平静的心态。 毛主席的表扬 近年来，我寻回了一些历史的碎片，使得母亲的为人和形象在我心中更加清晰起来。几年前，外交部西欧司李九年参赞送给我一份他保存的母亲1965年在外交部新闻司谈“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记录稿。这篇已经发黄的讲话稿，把我的思绪带回到1965年春天的一个周日，父亲乔冠华和母亲的朋友姚臻（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来家中做客。我从旁走过听到姚叔叔说，最近他在毛主席那里谈工作时毛主席说，龚澎是优秀的女干部。姚叔叔走后，我十分惊喜又好奇地问母亲：“毛主席因为什么事情表扬你啊？”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鼓励我们继续努力。”不久，母亲同父亲在家里的交谈中提到去参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情报工作展览。母亲说：“那项工作也出展了，而且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次没有得到母亲满意答复的我在一旁猜测，毛主席的表扬和展出的那项工作一定有关系。又过不久，安全部门的同志请母亲作报告，母亲再三婉拒难以推辞，就以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为题作了报告。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既然给其他单位讲了，也要给外交部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讲一讲她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这就是李九年同志送给我那份谈话记录的来历。当时我推想，毛主席的表扬同母亲说的那项工作肯定有关系，但是究竟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1954年5月13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发言人龚澎（右二）接见法国上萨瓦省的妇女代表团 一年以后，“文革”开始了。母亲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其他部领导一样受到造反派的批判， 而且逐步升级。到了1967年初，发生所谓的“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她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勒令她停止工作，除了挨批斗外就去打扫厕所。我记得那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正义路办公，每天晚上我都在外交部办公楼外等候母亲。母亲才50岁出头，患有慢性病，由于批斗身体变得很虚弱。母亲慢慢移步从办公楼出来后，吃力地坐到我自行车的后架上，我推着车把她送到王府井南口的无轨电车站，等她上了车，我再骑上车赶到灯市西口车站接她，把她驮回首都剧场旁边报房胡同的家。在路上，我有意找一些话题和母亲聊一些过去的事情，舒缓白天沉闷压抑的气氛。我提到了毛主席表扬她的往事。母亲这才打开了那段尘封的记忆，那是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曾考虑在朝鲜半岛使用核武器。无论美方是进行核恐吓，还是真正准备实施核攻击，都事关我战略全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一共设有七个司，母亲是其中之一的情报司也就是后来的新闻司的司长，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搜集、综合信息，分析国际形势和动向。母亲曾在1938年到1940年在太行山八路军总指挥部担任秘书，是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下属。加之，她又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的经验，使她深知调查研究工作是“要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情报信息”的重要性。母亲通过研究各方面的情况意识到，取得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有关的情报是当务之急。她想到在抗战时期由她联系的同志此时正在欧洲，他们曾向她报告，他们与当地美军人员有交往，可以取得美军的内部文件。但是他们所接触的美军人员既不在美军的总部五角大楼，也不在驻欧美军的核心部位，如何从那些人那里取得对战略决策有价值的情报呢？母亲精心分析了情况，确定了万无一失可行的工作方案和目标。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和直接领导情报司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在母亲的具体指导下，她在欧洲的战友成功地获取了美军有关战术核武器的内部文件。文件包括战术核武器的打击范围和杀伤力，以及美军在使用战术核武器时如何自身防护等内容。这份文件的取得使我方对当时美国战术核武器可能对战争产生的影响有了比较准确明晰的了解。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份情报，高度评价这项工作的意义，他百忙之中在母亲的陪同下，接见了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1965年，也就是十多年后，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时，还对母亲赞许有加。母亲平淡地对我说，整件事情她不过是抓准了问题核心，灵活地利用了当时的有利条件，组织了非专业情报人员获取了重要的情报。实际工作是由一线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我问母亲：“获得这份文件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母亲说：“我们准确地了解了美方战术核武器实际杀伤力，它并不像外界渲染得那么大，只要我们防范得法，它对我方的打击不是致命的，是可以承受的。” 几十年后，我担任驻朝鲜大使，查阅了几篇美国学者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核外交的研究报告，知悉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从一开始就考虑使用核武器，之后又多次打算使用核武器。直到停战协议签署前，还不想放弃日后使用的可能。其中一篇报告的分析认为，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后，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计划使用核武器，而停战谈判在当年7月就达成了协议，作者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同中朝方慑于美国核武器有关。由此可见，虽然美国在朝鲜战争没有使用核武器，但还是很看重核武器的威慑力的。这位学者哪里知道，中方的最高决策层早已了解战术核武器的实际效果，根本不会在核威胁面前向美国屈服。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份战术性的情报文件对中央战略决策有着极其重要参考价值，其中凝聚了母亲的智慧和心血。在与母亲的交谈中我还得知，由于此事高度机密，而且外交部情报司只涉及公开情报的综合分析，它不属于外交部的工作范围。外交部除个别领导外，对此事几乎无人知晓。母亲也从未期望其他人知悉毛主席对她的表扬。40年过去了，我看到母亲当年对新闻司这份讲话记录中，她引用了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一句话“情报工作者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东西能送到最高决策人手里”，用这句话来激励年轻同志勤奋工作。我想，这也反映出了她内心对这句话的共鸣。 母亲留给我的财富 周公馆是一座典型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的建筑物。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了母亲和我的母子情深的回忆。参观周公馆后，而今已年逾古稀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曾家岩50号有着我太多关于母亲的回忆。我出生不久，母亲很快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因而顾不上年幼的我。后来，她索性就把我搁在当地人用的竹篓里，把竹篓放在周公馆传达室的门口，请值班的同志代为照看。周恩来发现后，号召大家都来关心龚澎的孩子，我就这样受到了周公馆集体的照料。周公馆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周恩来会客的场所，常有各界人士和国际朋友往来。由于我总是待在传达室门口，映入眼帘的都是人们出出进进送往迎来的景象，所以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模仿送客的大人说“再见”。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一些曾经去过周公馆的老人家，还叫我“当年站笼子的孩子”。 母亲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顾不上对年幼子女的照顾，但她在忙碌中对子女的关心却无处不在。全国总工会方继孝同志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历史有研究的作家，他有收藏名人信札的爱好。我们首次见面时，他给我的见面礼是署有我父母名字的英文小册子和用玻璃纸套封装着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母亲1950年从莫斯科寄出的。在收信人一栏上有母亲熟悉的笔迹写着“乔宗淮同志”，当时我只有6岁。明信片中写道：“亲爱的仔仔，今天下午三点到了莫斯科，现在住在莫斯科饭店，我一个人一间房，窗外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大红星。假如你在我身边，我一定把你抱起来看看这个照耀着全世界的和平之星，听说斯大林就在这座宫殿里呢……”这是母亲第一次出国，虽然经历了长途旅行，刚到莫斯科就把她兴奋的心情告诉了年幼的儿子，分享她的快乐。我把这张明信片镶在镜框中，陈放于书桌上，以缅怀母亲无尽的爱。 另一件难忘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在母亲的安排下，主席在周公馆会见几位热爱中国、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士兵。会见后，毛主席和美国士兵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合影。正式拍照结束后，母亲一把把我从旁抱过来，又同毛主席等人拍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爱子心切，为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纪念。当时我只有1岁，现在我对当年的情景全然毫无印象，只有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常唤起我美好的想象。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 在母亲的遗物中，有她一直保存着的我出生后穿的第一件衣服，那是母亲为我亲手缝制的。 1944年，生活在陪都重庆的共产党人生活是比较简朴的，衣服的布料是母亲的挚友廖梦醒阿姨（廖仲恺、何香凝长女）穿破了的长筒袜上半部剪裁下来的。常人眼里，这是极普通的碎布头，母亲却很小心地保留下来。可见，母亲是多么珍视我的降生，这也是母亲的温情体现。现在每当我看到这巴掌大的小衣服，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关爱，犹如三春晖照在心头上。这是母亲给我留下的仅有的物质财富。 我的母亲不仅是中共最早的对外新闻发言人，是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孩子，除了爱之外，还传递着一种信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对我一生产生了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40年来，我常常想起母亲，尤其是每当遇到困难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我内心似乎就会同母亲对话，我眼前就会浮现出“文革”中母亲挨批挨斗、十分憔悴但仍坚持原则、意志毫不动摇的情景；每当我遇到新的挑战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就想到母亲是怎样勤奋学习和工作，从而激励我振作奋进。是母亲为人的榜样导引我经受住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考验，诚实做人，踏实做事。这就是今天我对母亲最好的回报与纪念。 （作者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