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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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两万户”少年

时间:2017-05-04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朱大建 点击:
上海最后一批两万户长白新村的百余户居民,2016年夏天完成动迁。至此,上海两万户成为历史。读着这则新闻,我浮想联翩。因为,我曾经是 两万户一少年。 亦城亦乡迁新居 两万户是上海工人翻身的标志。上海解放时,很多产业工人住在伸不直腰的棚户区里。当年,

  上海最后一批“两万户”——长白新村的百余户居民,2016年夏天完成动迁。至此,上海“两万户”成为历史。读着这则新闻,我浮想联翩。因为,我曾经是 “两万户”一少年。

亦城亦乡迁新居

  “两万户”是上海工人翻身的标志。上海解放时,很多产业工人住在伸不直腰的棚户区里。当年,沿苏州河,形成了有名的“三湾一弄”(潭子湾、潘家湾、朱家湾、药水弄)棚户区贫民窟。上海市政府从1952年起,在普陀、杨浦区造了两千幢两层楼建筑,可入住两万户居民,这就是“两万户”建筑的历史来由。据说“两万户”建筑是模仿苏联集体农庄样式。苏联集体农庄底楼养牛养马,二楼住人。上海“两万户”建筑底楼住五户,二楼住五户,底楼有两个五户合用的厨房,四个蹲坑公共厕所,虽然简陋,但对原住在棚户区贫民窟的产业工人来说,确实是解放翻身作主人。

  我家原住在黄浦区厦门路衍庆里的一间三层阁,房间不到十个平米。在我小妹妹出生后,家里有六口人,实在是太挤了。房管所给我家新分配了住房,在天潼路马路边,原先是一家米店,楼上楼下共二十八平方米,无煤卫设备,房内有一架楼梯。几乎就是简易小别墅啊。这么好的房子,房租就很贵,每月要七元五角租金。我父亲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五角,要养活包括好婆在内的七口人,怎么住得起这么贵的房子?父亲就在中午吃饭时和厂里的几个同事说起这件事,正好有个同事住在普陀区甘泉新村“两万户”里,房租便宜。同事是双职工,经济条件好,愿意帮父亲解决困难,和父亲交换住房。我父亲特地在星期天去看了房子。底楼一室至五室,二楼六室至十室,一、五、六、十是大间,其余是小间。大间二十平方米,小间十五平方米。我家要交换的房子在二楼,是大间,一道板壁隔成一大一小两间。房租是月租金两元五角。比天潼路的两层小楼少了五元五角。不要小看这五元五角,当时,可是大半个人的月生活费啊。

  这房子坐落在甘泉三村和嘉定长征人民公社交界处,隔一条小河对岸,就住着说本地话的沪郊农民,往南百米远,过一座小桥,隔着交通路就是沪宁铁路。“两万户”房子间隔较远,房前有一块空地可供孩子玩,几栋房子中间,就辟有一块四四方方的绿地,有树有草。父亲去看房时正值春天,阳光灿烂地照耀着,绿地上,石榴树开出红色的花骨朵,蝴蝶在翻飞追逐。脚下的青草散发出阵阵清香。往北一点点路,又有一条小河,河边长着好多大柳树,有人坐在小凳子上,躲在柳荫下持竿钓鱼,很有些桃花源中人的味道。父亲有些陶醉了。他再去查看生活配套设施。走五分钟是甘泉三村小学,走十分钟是朝晖中学。小菜场,卫生站,百货商店十分钟内都可走到,最吸引父亲的是,他看到有人在新村边缘的荒地上种鸡毛菜,有壮汉赤膊短裤,挥锹铲土,将小河两头隔断,持铁桶不停舀水,在“拷河浜”抓鱼。也许这亦城亦乡的生活场景吸引了父亲,他很满意,我家很快就搬过去了。

树下河边童年乐

  我原先在黄浦区第四中心小学读书,是五年制小学,上课进度很快,读得很累。转学到甘泉新村第三小学这所六年制小学后,读得很轻松,老师教的课,我都会做,测验几乎都是满分。那时语文课有篇课文叫《玉门速写》,老师教完后,上了一堂作文课,题目是《新村速写》,用两节课时间完成。刚搬来“两万户”不久的我,对工人新村很是新奇,洋洋洒洒写下对新村房子、绿地、马路、河浜、蓝天、云雾的印象。班主任赵老师读后,夸我写得好,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她开心地说,转来了一个好学生!其实,就是一篇对课文的模仿之作而已。

  我成了班级少先队中队学习委员,每半个月为班级出一次墙报。下午不上课时,班里好几个小伙伴会到我家来做课余作业,抄写课文,默写生词,做算术题。这叫“开小组”。做完作业后,我像个“小先生”,先检查一遍。赵老师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主张学生互教互学,在她教的班里施行陶行知倡导的“小先生”制,指定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当课余作业组组长,就是当“小先生”。

  那个年代,作业负担很轻,讲讲笑笑之间就做完了,然后我们就会和班里其他小伙伴会合,开始玩游戏。工人新村场地开阔,可玩的游戏太多了。女生跳橡皮筋。男生玩“斗鸡”“跳马”。“斗鸡”,是将人员分成两队,一条腿弯成三角状,形成一个锐角,一只手扶住,用一只脚跳跃着前行,和对手相斗,谁摔倒,就认输出局,看哪一队剩余的“鸡”多,就赢了。“跳马”,是小伙伴轮流做“马”,“马”弯腰站在场地上,从低伏跳到高耸。看小伙伴能跳过去吗?最高一级,是“马”站得笔直,只有头颈弯曲,要撑着“马”的肩膀飞跃过去,跃不过的人,请去做“马”。

  夏天粘知了,我很喜爱。新村里树多,树上满是知了在鸣唱。怎么将知了抓住?有办法,去找一截自行车内胎,用剪刀剪碎,放铝制小勺里,再放在煤球炉上烤,等到橡胶烧糊了,就有黏性,趁热,将橡胶绕在长竹竿的尖梢梢。举着这根长竹竿,就可以去粘知了,站在树下,循着蝉鸣声寻找,看准了,悄无声息地将竹竿靠近知了,轻抖手腕,猛地一叩,就粘住了。但是烧橡胶会散发很臭的味道,每次烧橡胶,就会遭到大人的呵斥。

  捉蜻蜓也很好玩。每当乌云密布暴雨来临前,新村小河边,会有大批的蜻蜓低低地飞来。先脱下身上的汗衫,朝蜻蜓密集处突然抽扑,必然会跌落一只或数只蜻蜓,捉住一只蜻蜓,用细线将它绑在小竹竿上,将小竹竿随手挥舞,蜻蜓就会尾随着盯在绑住的蜻蜓身上,等它盯上来了,将竹竿轻轻收过来,一捉一个准。捉到蜻蜓,我会放进蚊帐,用它来驱赶蚊子。早上醒来,看到蜻蜓有气无力地停着不动,我不忍心了,就将蜻蜓放生。

  我还学会了钓鱼。先去掘红蚯蚓。红蚯蚓生长在养猪场的猪粪里。走过新村小河没多久,就是长征人民公社的一个养猪场,在猪粪与泥土的混合部往下挖,就能挖到红蚯蚓,有时候,一挖就是一大团。红蚯蚓是群居的。将红蚯蚓拌些猪粪及泥土放在罐子里,第二天天蒙蒙亮时起床,掘一点红蚯蚓装在火柴盒里,手持钓鱼竿就和小伙伴出发了。我们钓鱼的河浜,其实是农民的养鱼塘。我们用红蚯蚓做鱼饵,为的是只钓野生的鲫鱼。钓农民养殖的青鱼,要用蟋蟀或者比蟋蟀大的昆虫叫油葫芦来钓,青鱼喜欢吃。钓鲤鱼,要用烧得很硬的糯米饭。这些知识都是在钓鱼中慢慢学会的。

  离我家五分钟路,有一家卖油盐酱醋小店,新村居民称为小合作社。边上,有个小人书的小摊,摆着各种连环画,两分钱可看一本。二十本一套的《三国演义》连环画,我就在这个小书摊上看完。离我家十分钟路,是新村图书室,供外借。我是小孩,不能办借阅卡,就用父亲的卡,借看了好多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播火记》、《高粱红了》、《创业史》、《艳阳天》……

动荡岁月黯然别

  无忧无虑的日子过得很快,一晃,小学六年级快毕业了。考什么中学呢?赵老师建议我考上海中学,起码也要靠进市重点曹杨中学。我对自己也很有信心。

  但是,时代开始动荡了。学校停课,中考高考停止了。连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紧张的斗争的气氛。工人新村也沸腾了,学生戴上袖章,到处寻找“牛鬼蛇神”。但是,新村里的住户几乎是清一色工人家庭,哪里有什么“牛鬼蛇神”?有人报告说,住在我家对面底楼一家人,是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逃亡地主,家里藏着金银细软和变天账。于是,马上进门抄家,挖地三尺,连地板也掘开了。抄家一直灯火通明抄到半夜,啥也没有找到。

  我的父亲也出事了,他被人贴大字报举报是“漏网右派”。他想起来了,他曾经提过意见,被认定是“恶毒向党进攻”。父亲做中班回家,一时睡不着,会听听广播,也被人举报是“收听敌台”。于是,我们家的日子难过了。虽然没有被抄家,但是,以前一直很好的小伙伴不理睬我了,一起“开小组”、“斗鸡”、“跳马”、粘知了、捉蜻蜓、钓鱼的小伙伴们,手拉手在我家窗前大喊:“打倒王柬之!”王柬之是小说《苦菜花》中的反面人物,暗藏在抗日队伍中的内奸。我愤怒地朝他们大喊:“我爸爸是工人,不是王柬之,我们家成分是贫农,我是你们天天见面的同学、中队学习委员!”

  我很苦恼,也很恐惧,心中又害怕又焦虑,那是一种被孤立被歧视被仇视的焦虑恐惧。我恨不得当着小伙伴们的面,剖开自己的胸膛,告诉他们,我的心脏和你们一样在热烈地跳动!我的鲜血和你们一样鲜红!但是没有人愿意听我说。

  那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躲在家里不敢出去。我父亲觉得,这样的气氛和环境,使他几个孩子一天比一天沉默,一天比一天自卑,一天比一天孤僻。他认识到问题严重,决定早点换房搬家。于是,父亲降低条件,很快搬回市区一间很破很旧的房间,只比原先的三层阁略略大一点点。在父亲一生中,他非常后悔与厂里同事换房住进“两万户”,他觉得换房这件事做得很失败,就像是吃力地走了一大圈,又伤痕累累回到原地。我搬家以后,也再也没有去过“两万户”,我被伤透了心。尽管我也知道,根源并不在小伙伴身上,小伙伴是无辜的,只是受了潮流的影响而已。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一转眼,五十年光阴逝去,我已从“两万户”少年,变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其实,我一直很怀念我当年的小伙伴们,我很怀念在“两万户”度过的少年时光,那么轻松的课余作业,让我有大把时间,读了好多文学作品。而草地上树林里泥土上小河边的疯玩和游戏,多么有益于一个男孩子的茁壮成长!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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