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称得上举世无双的国士，

可惜无人以国士待之。

···

国之瑰宝

2003年年初，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将我们卷入一场恐慌的记忆。

全国除7省未发现SARS疫情，

其他省份均有临床病例。

世卫组织宣布北京为SARS疫区

医院里一双双渴望活下去的眼睛。

非典一时成了人们的噩梦，

成为中国人不敢触碰的禁区。

有专家预言：

由于SARS的特殊性，

疫苗研制至少需要3年时间。

一位多年在卫生部门工作的老干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禁不住感叹道：

汤飞凡若在，何至于此

汤飞凡何许人也？

为何能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被人记起？

今天非凡君就来讲讲这个

逐渐被我们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传奇。

1897年，湖南大旱，

“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饿毙自尽者。”

7月23号汤飞凡就降生在这样的环境。

汤家在当地也算是望族，

但到汤飞凡出生的时候，

家道却已中落，

父亲不得已设馆维持生计。

年幼的汤飞凡勤奋好学且意志坚毅，

12岁入长沙城南小学堂，

3年后毕业就追随二哥考入甲种工业学校。

虽然学工，但从小目睹家乡父老贫病交加的他，却一直有悬壶济世的理想。

直到2年后他发现了契机，湘雅医学院成立，汤飞凡二话不说退学学医，成为湘雅医学院首届学生。

7年寒窗，面对医学院极高的淘汰率，毕业时仅剩10人，汤飞凡便是其中之一。

20世纪20年代恰是病毒学的拓荒年代，日本和欧美相继发现重要的病原菌。

年轻气盛的汤飞凡扬言：“日本能出东方的寇霍，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东方的巴斯德？

彼时巴德斯和寇霍是细菌学和传染病学的天骄，寇霍的学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被称为“东方寇霍”。

汤飞凡立志要研究细菌学和传染病，所以当他的同学邀请他一道开业行医时。

他断然拒绝：“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

 

 

刚毕业他便获得哈佛医学院奖学金，赴美深造，他更是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中国人。

3年转瞬即逝，导师看中他的才华，极力挽留他在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吸引住了汤飞凡的心。

但没想到国内的一封来信

让他毅然决定离开哈佛，

写信的是他的老师颜福庆，

信中没有天花乱坠的许诺，

只如实列出中国医学院的困境

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

正是这种开诚布公，

让汤飞凡当即决定回国。

刚回到上海的他在草创实验室

能够按照自己心意开展研究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竟是

重复日本人野口英世的实验。

野口英世当时宣称

发现了沙眼的病原体—颗粒杆菌。

今天的人们对沙眼已经陌生，

可在当时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

中国沙眼发病率55%，

偏远农村更是十人九沙。

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时野口宣布

发现沙眼病原体是轰动世界的大事。

但汤飞凡对此却表示怀疑，

他选出了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

严格按野口的论文分离细菌，

7个月的实验，

用分离出的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

却没有产生沙眼症状。

这一下子激怒了引以为傲的日本人，

汤飞凡瞬间置身风口浪尖，

但他却并未为世俗所累，

反而又潜心研究3年，

甚至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

最终证明该杆菌确无致病性。

1935年汤飞凡发表论文，

获得国际同行的极大认同，

日本人无话可说，

野口就此从日本教科书里消失。

1979年渡边淳一完成巨著《遥远的落日》，

重新发现野口，并给予极高的尊重，

却只字未提日本教材曾删除野口，

使他难以启齿的正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让日本人打心底佩服的中国人。

2年后从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

进修归来的汤飞凡，

本想继续研究沙眼病原体，

但这次七七事变爆发，

8年战乱他本可躲在租界继续搞研究，

一个一直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

手无缚鸡之力，人们也不苛求他做什么，

但汤飞凡却跑到一线的救护站，

离火线仅有几百米。

“不是命运，

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身材小，炮火打不中我，

我最适合做这个。”

上海沦陷，山河破碎，

汤飞凡已无心研究，

此时英国又对他发出邀请，

到英国继续研究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但颜福庆，这次又改变了他的人生。

医学泰斗颜福庆

战争期间瘟疫猖獗，

需重建中央防疫处，

此重任非汤飞凡莫属。

短短几年时间，

中央防疫处从一穷二白，

到研制出国产青霉素挽救无数国人生命，

再到牛痘苗扑灭流行天花，

狂犬疫苗、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

汤飞凡成了快速研制疫苗的代名词。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自然》杂志上惊异于汤飞凡在简朴的环境中制造疫苗

连盟军都抛弃印度疫苗，指明中央防疫处供应，世界也第一次知道中国有个中央防疫处NEPB。

到1954年，一切的风起云涌渐渐平息，

汤飞凡再次拾起他未完成的梦：

分离沙眼病原体。

这是他中断了近20年的事情，

也是他的毕生之役，

心中的冲动再也按捺不住。

他跑到北京同仁医院亲自采集样品，

眼科主任张晓楼答应得十分痛快，

条件只有一个，项目两人合作。

花了整整一年，

每周和助手在门诊工作半天

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

同时用恒河猴建立世界第一例沙眼动物模型。

但经过1年的分离，

采用当时各种病毒分离技术，

无一成功。

失败的情绪在所里蔓延，

毕竟过去70多年，

全世界科学家进行的研究，

也同样无一成功。

汤飞凡意识到：

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

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1955年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的第8次试验，

终于获得了成功。

20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

他成为世界上发现重要病原体的

第一个中国人，

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个中国人，

而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兴冲冲赶来的张晓楼建议马上发表，

不能被别人抢在前头，

但有了野口的前车之鉴，

汤飞凡决定待进一步确认后再发。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

冒着失明的危险，在其后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眼睛红肿得让人心疼，却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解决了70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汤飞凡的发现，让人们准确找到了沙眼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两年以后降到5.4%。 

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符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英国著名李约瑟博士曾评论汤飞凡说：在中国，他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

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国际眼科防治组织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汤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

最高荣誉属于汤飞凡，

可是IOAT不知道，

他们预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奖的学者，

被以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早已不在人世了。

就在发现沙眼病原体的1958年，

拔白旗运动兴起，

短短几天时间，

他受到各种不应有的批判和侮辱。

万念俱灰的他于1958年9月30日凌晨

在家中自尽。

汤飞凡死后，

中国沙眼病毒的基础研究渐渐终止，

与汤飞凡合作的张晓楼

“理所当然”地包揽了各种荣誉，

其中还包括汤飞凡在自己眼里

做人体试验而发表的那篇论文。

人民画报上是张晓楼灿烂的笑容。

报刊上一篇篇地介绍这位沙眼病毒发现者的先进事迹。

写论文时引用当年的论文，他居然还把第一作者汤飞凡免去。

1981年5月全法眼科学大会上，

本应由汤飞凡学生王克乾代领的奖章，

张晓楼满面春风地领去。

他还复制了两枚镀金奖章，

一枚留给自己，一枚交给汤家，

原件上交卫生部，一个“圆满”的结局。

没人知道汤飞凡是谁，

人们歌颂的英雄叫张晓楼。

汤飞凡的妻子和学生们怒了，

他们一开始就要求相关部门澄清，

但没有得到回应，

妻子何琏于1986年写信到IOAT，

要求一个公正。

四个月后IOAT回信：沙眼金质奖章是授予汤飞凡的，为了澄清起见， IOAT将复制一枚新的奖章，旧奖章自动作废。新奖章只刻了一个名字：汤飞凡。 

但汤家除了新奖章外，依旧保存那枚私自复制的旧奖章，作为近代中国科学史上一大丑闻的见证。

1992年，国家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里面终于出现了汤飞凡。

汤飞凡和野口英世，

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

然而野口英世经渡边淳一重新发现，

成了日本的国宝，

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

新版日圆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头像。

汤飞凡在中国

除了卫生系统一些老人外

几乎无人知晓。

离我们远去的除了时间之外，

还有一种东西叫：魂魄。

当我们高呼英雄在哪的时候，

真正的英雄早已倒下，

甚至被我们完全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