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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須先識字 現在我略談寅恪先生治學的方法和經過。寅恪先生由他念書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學回國止;在這段時間內，他除研究一般歐洲文字以外，關於國學方面，他常說：“讀書須先識字。”因是他幼年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曾用過一番苦功。到了中、晚年，對他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一是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人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二是海甯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 在史中求史識 在講寅恪先生治國學以前，我們先要瞭解他研究國學的重點及目的。他研究的重點是歷史。目的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他常說：“在史中求史識。”因是中國歷代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及中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是他研究的題目。此外，對於所謂玄學，寅恪先生的興趣則甚為淡薄。 嚴謹而不偏狹 我們對傳統的典籍，大致分為經、史、子、集四部。我們先講他對經的看法。他說：無論你的愛憎好惡如何，詩經、尚書是我們先民智慧的結晶，乃人人必讀之書。關於尚書今古文之辨，他認為古文尚書，絕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據秦火之後，所傳零星斷簡的典籍，採取有關尚書部份所編纂而成，所以我們要探索偽書的來源，研究其所用資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結論;不可武斷的說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們可以得見寅恪先生，雖是嚴謹的小學家，卻不是偏狹的漢學家。 寅恪先生對於玄學，興趣淡薄，上面已經說過。他甚惡抽象空洞的理論，本人從未聽見他提及易經中的玄學。 再講春秋，寅恪先生雖不如王荊公之譏諷春秋為“斷爛朝報”，但他除認為左傅為優美的文學外，對公羊三科九旨之說很少興趣。對榖梁除範序外，我也未嘗聽他提起過。 關於爾雅，他歸於說文一類。對孝經，他認為是一部好書，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過禮記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禮，對於周禮，他雖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認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為一人所杜撰。而周禮中用了許多古字，要說劉歆偽撰碑文，到處埋藏，則甚為可笑。 他說，周禮是一部記載法令典章最完備的書，不論其真偽，則不可不研讀。他尤其佩服孫詒讓的周禮正義一書。 關於儀禮，寅恪先生認為“禮”與“法”為穩定社會的因素。禮法雖隨時俗而變更，至於禮之根本，則終不可廢。他常提起“禮教”思想在唐律疏議中的地位;他說這些是人人應該重視的。 寅恪先生對於禮記的看法：他說禮記是儒家雜湊之書，但包含儒家最精闢的理論。除了解釋儀禮及雜論部分以外，其他所謂通論者，如：大學、中庸、禮運、經解、樂記、坊記等等，不但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釆的作品。我們不但須看書，且須要背誦。 次講四書。大學與中庸，原是禮記中的兩篇，不再重述。他說，論語的重要性在論“仁”，此書為儒門弟子所編纂，而非孔子親撰有系統的一部哲學論文。故大哲學家黑格爾看了論語的拉丁文譯本後，誤認是一部很普通的書，尚不如 Cicero 的 De officiis。至於孟子一書，寅恪先生喜歡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份，及有關歷史的議論，他認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即其一例。 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念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成了他經常看讀的書。 特別注重志書 “國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學研究的重心。對於史，他無書不讀，與一般人看法不同處，是他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天文志、晉書刑法志、隋書天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地理志等等。關於各種會要，他也甚為重視，尤其重視五代會要等。他也重視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誦。其他雜史，他看得很多，這裡恕不一一敘述了。寅恪先生特別注重史實，前已說過，因此他很欽佩劉知幾與章實齋。他尤其推崇司馬溫公通鑒的見解，讀過他隋唐政治史述論稿者，都能看到這一點。本人認為寅恪先生的史識，超過前人，此所謂“後來居上”者是也。 喜歡莊子荀子 因寅恪先生不喜歡玄學，在子書方面除有關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歡莊子的文章，也很重視荀子，認為荀子是儒門的正統。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響。他偶然也提到子書中較“僻”的幾章，例如：抱朴子的詰鮑篇，列子(可視為一部偽書)的湯問篇等等。至於其他中國一般學者所推崇的書，如論衡之類，他似乎並不很重視。 詩推崇白香山 其次講到集部，集部浩如煙海，博覽實難。但是凡集部之書，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別加以注意。關於文學和詩詞。寅恪先生對文，最推崇歐陽文忠公、韓文公、王荊公、歸震川、姚姬傳、曾文正公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認為姚文為敘事條理有餘，而氣魄不夠，本人當時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評方苞文與王漁洋詩，有“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之句。如曾文正撰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有“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講道。”如此類雄奇瑰瑋之句，實非所謂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見也。詩，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雖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寫“詩品”，太白與義山詩，恐怕將列為二等了。他特別喜好平民化的詩，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論再生緣”中有“論詩我亦彈詞體”之句。關於詞，除幾首宋人詞外，清代詞人中，他常提到龔自珍(定庵)、朱祖謀(古微)及王國維三先生。我們可以說，詞不是他特別的嗜好。他所作的詩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吊王國維的一首長詩，流傳海內，為一般雅人達土所愛好，也是我們這一代最好的詩篇之一。 學梵文研佛經 現在我們講寅恪先生在國學範圍以外的學問，寅恪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隨 Lanman 學習梵文與巴厘文二年，在德國柏林大學隨 Lueders 學習梵文及巴厘文近五年。回國後，在北平，他又與鋼和泰(Baron A. Stael Von.Holstein)繼續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餘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厘文都特精。但他的興趣是研究佛教對我國一般影響，至於印度的因明學及辯證學，他的興趣就比較淡薄了。本人還記得在抗戰勝利後他回清華，路過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將 Stcherbatsky 所著書內關於法稱 Dharmakirti 的因明學之部及 Tucci 由藏文所譯龍樹廻諍論(梵文本現已發現)念給他聽，他都不特別感覺興趣. 寅恪先生又常說，他研究中西一般的關係，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學的傳播、及中亞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學者的影響，例如法國 P.Pelliot(伯希和)、德國的 F.W.K.Muelle、俄國的W.Barthhold，及其他國學者。然他究因國學基礎深厚，國史精熟，又知擇善而從，故其見解，每為一般國內外學人所推重。 精通各種文字 其他邊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國學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學過蒙文、藏文、滿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茲以元史為例，略作說明。大家都知道我國舊有元史是倉促修成，不實不盡的地方很多，為後來學者所詬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學者，先後輩出，約而論之，可分為三個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與聖武親征錄的發現。聖武親征錄的佳本，見於說郛，只有漠文本。元秘史有漢文本與蒙文譯音本。可是這一代的元史學者，功力雖勤，都不能直接讀蒙古文。代表此時期的名家，為：錢大昕、何秋濤、李文田、張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紐察.脫察安”(即是“機密的歷史”)誤認是兩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緣故。 第二代，利用歐洲譯文，補正元代史實。洪鈞所著元史譯文證補，堪稱這一時期的代表作。陸潤庠在序文中說：“證者，證史所誤;補者，補史所缺。”立論精當，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僅是間接的翻譯，而非直接采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兒史記與柯鳳蓀的新元史也都屬於此時期的作品。王國維先生為我們這一代第一流學者，其考據之精，可與乾嘉大師並美，即關於蒙古史著作亦極精確。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關於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國原有資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轉譯歐洲學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啟後承先，厥功甚偉。第三期學者之來臨，未始不受王氏啟示的影響。 第三代，在此時期，我國學者開始研治西北及中亞文字，期可閱讀關於蒙古史的直接資料;然終因種種原因，未能寫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時期者即為陳寅恪先生。有關係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備;可惜他生於“齊州之亂何時歇，吾儕今朝皆苟活”的時候。他既無安定的生活，又無足夠的時間，未能完成他的心願，留給我們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倉促寫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在他看來不過是整個國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願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如上所說，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按：姚從吾先生與劄奇斯欽先生共同譯注蒙古秘史亦屬此期。)蒙古史原始資料以 Rashid a-din 著述為最重要，惜今尚無中文譯本，盼我國學者早日將其譯出，以供我國治元史者參考。 緬懷一代大儒 寅恪夫人名唐筼，是甲午年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據俞大綱教授生前表示，孫女可能是侄孫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長女、次女在金陵中學念書時，住在我家，由她們的姑母撫養，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現陳夫人及三個女兒究在何處，無從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傳過數次，前幾次均為誤傳，此次亦尚未證實。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惟寅恪先生現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處今日之世，溘然長逝，自屬可能。惟今後“漢世之事，誰與正之乎?”我在美時，即有寫下寅恪先生談話的志願，並擬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例，加以注釋。現時曆四紀，我又已年逾七十，這點心願亦恐不能實現矣!我與寅恪先生情屬至親，誼兼師友，緬懷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
寅恪先生，生於前清庚寅年六月，我生於丁酉年十二月，相差七歲有餘。除在美德同學七年朝夕相處外，上邊所述他一生的經過，自不免尚有遺漏，或有不實不盡之處。深盼他的友人與在清華研究院、香港大學、嶺南大學的學生有所補正。唯追述他當年治學一般的觀念，想大致不差也。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