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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当代中国最为神秘的日子之一 北京的紧张之夜 一九七一年的国庆节如期来临。 北京城，期待一年的又一次国庆节盛大集会与游行，却意外地没有如期出现。
自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每年十月一日都是北京隆重、狂欢的时刻。国庆集会与游行如期举行，无一例外地，总是由毛泽东本人在这一时刻亲率党和政府高层核心成员，集体走上天安门城楼隆重亮相。 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新《党章》明确表述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八大”时曾有多名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此时仅有林彪一人。于是，国庆节这一天他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第二天会醒目地刊发在各大报纸头版。 然而，一九七一年，距“九大”召开仅仅两年有余，曾有的国庆节应有的隆重庆祝，踪影全无。如果将一九七〇年与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二日的《人民日报》的版面稍加比较，即可给人颇为悬殊的深刻印象。 一九七〇年的国庆节，林彪是仅次于毛泽东的、格外耀眼的一个主角。 仅仅过了一年，一九七一年的国庆节，与前一年大相径庭—— 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只有文字，没有一张图片，既没有毛、林二人的合影，也没有毛泽东个人的照片。同时，这一天，“两报一刊”也没有发表国庆社论。 十月二日，前一天没有举行国庆节隆重集会与游行，《人民日报》第一版自然就没有了毛泽东与林彪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国庆节为何如此冷冷清清？天安门城楼为何没有了去年那些显赫的身影，没有了长安街上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没有了天空绚烂绽放的焰火？ 一切，因为林彪。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深夜至十三日凌晨之间，中国政坛上突兀而至一阵电闪雷鸣，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一突发事件——史称“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或清晰可见，或众说纷纭，或扑朔迷离……真相与内幕，永远吸引人们目光，为今人，也为后人，留下巨大的叙述空间和解读层面。 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如何演变，这里暂且节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的部分叙述如下： 毛泽东……在十二日午后抵达北京丰台车站。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九月十一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毛泽东传》引者注）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待！”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十二时许，他接到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定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毛泽东传》（下），1600——1601页） 惊心动魄的一幕，由此拉开。 毛泽东显然第一时间便获知三叉戟起飞的消息。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记载，在飞机起飞三十多分钟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住所与周恩来一起处理突发事件。以此推算，在十三日零点十分之前，他便获知这一消息。第一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从年谱的记载看，毛泽东似乎并不十分吃惊，也不慌乱，反而显得颇为从容不迫。目前所知的是，想必出于应急处理的需要等重要原因，毛泽东从中南海住所转移至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住下。这一个不平凡的十三日，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成为巨大的政治漩涡的中心。《毛泽东年谱》记载： 9月13日晨，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听取周恩来汇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飞机出逃的情况。在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起飞三十多钟快接近中国和蒙古国边境时，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毛泽东说：林彪还是副主席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随后，批准发出全国禁飞令，并要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通报林彪外逃情况并研究部署应变措施。在周恩来安排下，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暂住。 同日晚上，阅周恩来报送的为应对林彪出逃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批示：“照办。”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还说：“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后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所附情报室空军司令部的工作报告，内称：九月十三日十八时零四分，蒙古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作战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方向六十公里处着火掉下来了，按照国防部长命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毛泽东年谱》（6），405页） “中国人来了！”蒙古军队进入一等戒备状态。中国与苏联交恶多年，边境地区曾爆发过冲突，“不明作战飞机”的闯入，显然令蒙古人为之紧张。 三叉戟飞机坠毁的消息，第二天中午，得到来自蒙古的官方确定： 9月14日 中午十二时二十分，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将蒙古外交部告知的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机毁人亡的情况，用专线电话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获知后，即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向毛泽东报告。周恩来代外交部起草致中国驻蒙古国大使许文益特急电。电报要许大使即约见蒙外长，告以奉命通知：对中国失事飞机误入蒙境表示遗憾，请蒙方协助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视察，交还死者骨骸和其他遗物。毛泽东批示：“照发。”（同上，406页） 是谁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林彪飞机坠毁的记载，《毛泽东传》与《毛泽东年谱》略有不同。《毛泽东传》叙述说，周恩来收到大使馆的特急报告后，是要汪东兴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而非周本人。汪东兴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对这一汇报过程，有颇为详细的细节描述，值得摘录如下：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飞机）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驻蒙古）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转引自《毛泽东传》（下）， 1603页）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坠毁的消息传来时，距国庆节来临只剩下半个月。 据《毛泽东年谱》，九月二十六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向群众解释今年不举行国庆节游行的材料，决定今年国庆节不举行游行，也不放焰火，而改为各种形式的分散性的庆祝活动。接到这一通知时，想必绝大多数人不会了解其中的内幕和背景。他们哪里知道，仅仅两个星期之前，他们熟悉的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多少高层人士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紧张而扣人心弦的不眠之夜？他们更不可能猜想，去年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接班人林彪，竟会与毛泽东彻底决裂，甚至到了难以相容的境地。 有谁敢如此猜测？ 全世界在猜谜 谜团，谁能解开？ 《中国之谜的更多碎片》——十天之后，十月十一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在“世界新闻”版块，用这一标题报道整个世界的疑惑与猜测： 在中国的月份牌上，没有哪一天能比十月一日更为神圣。北京会在这一天，庆祝毛泽东的军队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打败国民党的最后胜利。可是，上个星期，二十三年，中国破天荒地却没有举行盛大的国庆招待会，天安门广场也没有游行队伍，没有明确清晰的社论，毛泽东与中国领导层，也没有按序排列集体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全世界的关注目光，没有任何解释，只有显得不太当回事的北京电台，嘲笑这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造谣”。北京不愿意，或者不能澄清最重要的一年一度国庆节前夕，这一政权发生过令人诧异的重大事件。各国专家仍旧相信，这种神秘感反映紫禁城的权力斗争，有可能进一步影响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尼克松的访问，以及其他事务的进展，在中国之谜的各种猜测得到证实之前，恐怕只能漫无头绪。（《时代》，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 就在这篇报道中，“九月十三日”——当代中国最为重要而神秘的日子之一——出现了。在《时代》看来，中国官方做出的因经济原因而取消例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的理由，不足以让人信服： 这一神秘性在三个星期之前初露端倪。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军队首脑，二十人的政治局的众多成员，突然集体消失。大部分中国空军在九月十三日停止飞行，后归为日常状态。中国外交部随后宣布，常例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因经济原因”而取消。这一理由似乎不适用与中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代表处；他们仍举行前所未有的、丰盛的国庆招待会，包括在日内瓦举办的一次盛大晚宴，邀请五百名嘉宾，足足上了十道菜。（《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九•一三”全国范围的空军停飞，国庆节各项例行活动或取消或降格，这种情形，在任何一个国家，绝非小事，引发对某种危机的猜测，极为自然。人们首先怀疑，中国两位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前者有两个月未公开露面，后者有四个月未公开露面，其中一位，是否已经去世，或者病危，难以逆料。《时代》写道： 谜团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最初，有人认为，危机的发生恐怕因为毛已去世或者病重，七十七岁的他一直备受帕金森症的折磨。中国问题专家相信，他的接班人、六十三岁的国防部长、副主席林彪，患有肺病，没有康复，而是已经去世。的确，自八月以来毛从未公开露面，林的上次公开露面还是在六月。不过，中国外交官坚称，党的核心中的这两位地位最高者，身体依然健康。（《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其实，此时许多中国外交官，恐怕与亿万中国民众一样，未必清楚“九•一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一次“折戟沉沙”？他们的坚决否认，或许真的因为不知情。不过，中方外交官的否认，却无法遮蔽“九•一三”这一天，一架中国空军飞机，“原因不明”而飞入蒙古境内，并在沙漠坠毁的事实。由于坠落地点在苏联与蒙古接壤的边境地区，苏联塔斯社随后报道这一消息，只不过飞机上的“叛逃者”主角是谁，暂无公开。这种模糊性的报道，不能不引发对飞机上的这位主角身份的猜测。 有意思的是，《时代》的报道，猜测刘少奇或者吴法宪可能是“叛逃”主角： 上个星期，最轰动、可能性最大的一个角色浮出水面，他是地位很高的叛逃者，是此次政治风暴的主角。苏联塔斯社报道蒙古发布的消息，“原因不明”的一架中国空军飞机，坠毁在蒙古东北部，距苏联边境仅六十英里。飞机坠毁是在九月十二日夜间，即中国空军突然停飞的前一天，飞机残骸上发现九具尸体，部分武器和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会是这名重要中国叛逃者作为最好见面礼的秘密档案吗？有人分析，此位叛逃者可能会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于一九六七年被视为亲苏的“修正主义分子”而被开除出党，并一直被关押。另外，也可能是空军司令、政治局委员吴法宪，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联合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被视为激进派。当然，作为一名极左分子，他很难指望苏联这样的修正主义国家能热情欢迎他。不过，官方的《人民日报》上个星期，发表一篇批判文章，不点名地说“脱去他们的外衣”，以此证实存在叛徒的说法。（《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时代》猜测显然有误。刘少奇与吴法宪，两个完全不搭界、也完全不可能的人物，九月十三日，都不可能出现在飞机上。 世人不知，早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在关押期间已经病逝于河南开封。火化时，死者姓名一栏，填写的是刘少奇上学时用过的名字“刘卫黄”，因此，社会上几乎无人知道死者曾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家主席。因此，世界知道刘少奇已经去世的人相当之少。其实，即便依然在世，关押中的刘少奇，又怎么可能登上飞往国外的飞机，成为“叛逃”主角？ 吴法宪当然也不可能。九月十二日、十三日，身为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正在人民大会堂现场直接参与处理这一紧急事态。 潮起潮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毫不奇怪，乘坐三叉戟飞机“叛逃”的这个主角到底是谁，外界当然猜测不出。不过，《时代》却根据这一事件的发生，推断中国高层的政治斗争相当紧张。此说并非无端臆测。《时代》认为，中国高层的军方务实派和政府温和派，在与“党内左派激进分子”的较量中，可能占据了上风。一直被西方视为务实派、温和派核心人物的周恩来，在国庆节期间的频繁亮相，无疑是一个明显标志。《时代》写道： 如果真的有叛变企图，这可能是一个征兆，而非北京政治争斗的起因。极大可能是，这一争斗近年来日趋紧张。军方务实派和政府温和派，试图摆脱文化大革命期间崛起的党内左派激进分子。温和派获胜的一个迹象，中国精明的周恩来威望大增。大部分中国领导人其能力缺乏，因此，周几乎每天都公开露面。他是唯一在国庆节露面的最高领导人，他陪同流亡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游览北京郊区的颐和园。周在国外享有威望。上个星期，加拿大和冰岛，加入到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提案的国家行列，投票赞成北京政权在联合国取得代表中国的唯一席位。在等待二十年后，毛的政权如果进入联合国，恰是国内出现混乱状态之际，恐不免是一个讽刺。（《时代》，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 “叛逃”主角到底是谁？毛泽东、林彪两位地位最高者，到底是谁已经去世或者病危？世界性的猜测仍在继续。 毛泽东终于公开露面了。十月七日，毛泽东会见埃塞俄比亚塞拉西一世皇帝的消息，成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的重大新闻。 经查《毛泽东年谱》，这是时隔整整两个月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上一次是八月八日会见来访的缅甸总理奈温。如将先后两次会见的照片细细对照，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身体比两个月之前显得虚弱，站在人群中央，身姿没有了两个月前的自如。十月，距生日还有两个多月，毛泽东还不到七十八岁。这一点，在前些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得到公开证实。《毛泽东传》毫不避讳地写到，实际上，毛泽东的身体因林彪这一突发事件而迅速衰弱，甚至恶化，这与在他人回忆中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毛泽东表现得颇为淡定、从容的状况，颇为不同：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从这时起，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已快满七十八周岁。他的个性很倔强。平时有什么病痛都不说，更不愿找医生看，总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够顶过去。但毕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种种刺激，尽管他的头脑仍很清楚，体力却越来越难支持了，不断受到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〇年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针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没有完全止住过。有时因为咳嗽而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时，被诊断为大叶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响心脏。（《毛泽东传》（下），1610——1611页） 身体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之际，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塞拉西皇帝，时隔数月，第一次公开亮相。会见时，塞拉西皇帝希望毛泽东能到埃塞俄比亚访问，毛泽东没有避讳自己的身体状况，坦言道： 这一点恐怕有困难，会让你失望。早几个星期前，我因心脏病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毛泽东年谱》（6），410页） 当然，这些谈话内容不可能见诸当时报道。反倒是在十天后出版的《时代》上对两人的会见细节，略有披露，其来源为塞拉西皇帝的随同人员。《时代》报道说： 毛泽东习惯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众视野消失一段日子，然后又戏剧化地亮相——或横渡长江，或登上天安门城楼，或会见来访要人。上个星期，在又一次销声匿迹并令人们牵肠挂肚之后，毛重新亮相，此次，他会见访问北京的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据陪同访问的二十七位助手之一所述，毛主席看上去脸色红润，毛“笑着握手欢迎他的尊贵客人”。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一百零五分钟的会谈，毛显得“心情甚好，爱讲笑话”。 自八月初以来，这是毛的首次公开露面，再次推翻了关于他可能已经去世或者身患重病的猜测。尽管如此，毛的出现，仍旧使上月初以来弥漫北京的神秘事件——即突然取消国庆节庆祝游行——增加其复杂性。（《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该报道最后一句说得不错，毛泽东的公开露面，并没有消除人们对“叛逃”主角的猜测。这篇报道的标题为《北京的健在者》，那么，谁是“不健在者”？《时代》只能根据中国媒体的公开报道，统计高层领导人的行踪，从中寻找蛛丝马迹： 许多分析家仍旧相信，这些事情反映出尖锐的政策论争，几乎肯定的是，卷入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军队与政府领导人的务实派联盟，他们如今掌握着中国各级的大部分权力；另一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崛起的咄咄逼人的左翼激进派。政治局二十一人中，有十二人至少一个月未露面，这一事实表明，政府最高层的双方斗争相当激烈。然而，北京一如既往地尽力消除人们对毛政权已陷入混乱甚至瘫痪的猜疑。恐怕由于这一原因，中国人已做好准备，接受并宣布基辛格即将第二次访问北京。 可是，有些情况显然不准确。五个星期前，一架载有九人的中国飞机，神秘地坠毁在蒙古境内，中国空军当即突然全部停飞。三名最高地位的军方领导人，包括左翼激进分子的领导人之一、总参谋长黄永胜，已有一个多月未露面。这些日子，在北京露面最多的是不倒翁、务实的倡导者周恩来总理。上个星期，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不同身份的七十位美国人组成的一个访问团，其中包括黑豹党成员休伊牛顿（Huey Newton ）老中国通谢伟思（John Service）。周以毛的名义为中国最近与美国开始接触的举动进行辩护。（《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世界猜测中国谜团的日子里，《时代》提到英文《中国画报》七、八月合刊号，发表了江青拍摄的一组照片，其中一幅肖像照片最为引人注目，其主人公，正是六月以来在公开场合踪影全无的林彪： 不过，周的高调出场并不必然意味着务实派完全取胜，除周之外，目前北京舞台上还有另一位活跃人物，她是毛夫人江青，文化大革命期间指挥红卫兵的领导人中最红之人。差不多两年时间里，她淡出公众视野，但最近一期英文宣传刊物《中国画报》，发表毛夫人拍摄的十一幅彩色照片，其中一幅肖像颇为少见，是多时未露面的毛的接班人林彪。林的最近一次露面是在六月，照片上他正在读毛主席的红宝书——但是他没有戴军帽，而在过去，军帽从来都戴在头上。（《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江青以“峻岭”为笔名发表的这组照片，同期发表于《人民画报》七、八月合刊，英文版《中国画报》应是《人民画报》的英文版。照片上，林彪身穿军装，手捧毛泽东著作在认真阅读，照片说明写为：《孜孜不倦》。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江青拍摄林彪的照片，在刊物发表的时间与“九•一三”这个日子相距如此之近，当世界性的猜测之际，无疑会让难以获得内幕确切消息的《时代》，从新闻敏感的角度来一番不同寻常的解读，甚至林彪未戴军帽也似乎有了某种意味。 谁是“叛逃”主角？“九•一三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之后，这一谜底世界仍不知晓。在当今网络时代，如此重大、爆炸性的一个事件，却能秘而不宣长达数十天，简直不可想象。这便是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有了充裕的保密时间，也就可以做好各种准备公开“叛逃”主角身份，向不明就里的亿万民众说明情况，以充分的缓冲过渡，避免其震动过大，使民众渐渐接受未曾预料、也难以想象的这一突发事件。 当西方外交官就此事询问时，中国官员这样应答： 中国观察家们不可能对销声匿迹、重新亮相、飞机停飞等所有类似事情无动于衷。中国的官员建议西方外交官：“与其猜测，不如等待，不用太久，你们就会清楚。谜团一时不会解开，除非召开延期已久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是，何时召开的日期仍未宣布。（《时代》，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八日） 谜团几个月后终于解开，全世界知道了谜底——在温都尔汗沙漠坠落的三叉戟飞机上，正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 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跃居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并在九月九日选为《时代》封面人物。封面上，林彪身后一个大大的中文“二”，显示他的地位蹿升。时隔五年零四天，九月十三日，曾经的封面人物，曾经的风云人物，一去不复返。
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由此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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