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初，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分成了誓不两立的三大派。“文革”的领导者和中央文革小组在不同时期，利用着不同学生组织派别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而对毛泽东无限崇拜和对革命理想狂热追求的北京中学红卫兵，无论哪个派别都无法逃避在不同时期成为工具的命运。

1966年6月，首都中学红卫兵中一派称之为老红卫兵，这一派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成员出身多为“红五类”，组织上带有浓厚的血统论思想，他们中有的人认为，父辈打下的江山，天经地义该他们继承，这种世袭思维终其一生。“文革”初期，他们积极追随中央文革造反，把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指向各个学校的当权派。他们带头冲向社会，在文化界和社会上揪斗“走资派”和“牛鬼蛇 神”，他们以极其野蛮的方式“破四旧”，对知识分子和所谓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同学搞“红色恐怖”。他们中的多数人盲目、幼稚，却也有品行恶劣者在其中。北京某中学高三学生，军队干部子弟，“文革”中，他带人将校领导和部分老师打进劳改队，残酷迫害。“破四旧”时在社会上打砸抢，将几位著名民主人士家财物洗劫一空。他们伙同其他学校红卫兵，在学校私设公堂，拘押拷打所谓社会流氓，他曾沾沾自喜的讲述自己毒打一个15岁所谓女流氓的经历，听者对其变态敢怒不敢言。许多和他一个大院的干部子弟耻于同他为伍。

老红卫兵中更多人为利益驱使，被中央文革赞美为小太阳而冲昏头脑。他们自恃血统高贵，有很强的优越感，视平民为草芥，殊不知践踏法治和秩序的同时，也打开了魔鬼的大门，随着运动的深入，“文革”打击对象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也成为了革命对象。人大附中女红卫兵徐浩渊写下“四十余年廉颇将，今日败倒茶花女”，表达她们对“文革”的质疑和愤怒。1966年底，他们中的一些骨干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开始了他们悲壮的反戈一击之路。在它成立之日，1966年12月5日，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在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上，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中央文革下令逮捕联动骨干成员。由于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宣扬“血统论”，他们的暴力行为迫害了大量平民，人心丧尽，联动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和反对。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成员，会后将他们释放。联动宣告瓦解，老红卫兵逐渐退出“文革”舞台。

此后在北京中学占统治地位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主要就是“四三派”和“四四派”。“四三派”以江青1967年4月3日讲话命名。他们中大多数在“文革”初期受过老红卫兵的伤害，他们以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家庭出身的人居多。我在“文革”中认识一个初中女孩，雍容典雅，且有很好的文学功底。她就读北京中学知名女校，一度也成为中学红卫兵“四三派”的风云人物。她父母都曾是解放前北京大学高材生，中共地下党员，多次参与组织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游行，而后夫妻投奔延安。“文革”初期，老红卫兵将这样的人都划为异类。像她这种境遇者在“四三派”中大有人在。老红卫兵将知识分子出身的孩子们推到了对立面，1966年年底，他们发现自己遇到了强大的对手。当然，这种对立根源还是来自“文革”的错误。

异军突起的“四三派”红卫兵强烈反对老红卫兵的血统论、特权思想。他们要求平等的生存权利，反对封建特权。“四三派”本能的站在与“联动”斗争的对面。“四三派”报纸《中学文革报》刊登了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旗帜鲜明的反对血统论，他们第一次印刷3万份，被一抢而光，“四三派”更多是为生存而战。“四三派”一些人在“文革”中也表现得幼稚和激进，他们相信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成为中央文革推进文化大革命、炮打莫须有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一轮力量。“四三派”红卫兵排练了一场大型红卫兵歌舞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全剧演出人员达五六百人，我们师院附中就有很多人参加演出。这场由十几岁中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1967年6月2日《路线》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公演，剧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一炮走红，先后演出达101场。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黄埔滩头我们 曾昼夜苦战，造反的吼声响彻了嘉陵江畔，武汉三镇战歌嘹亮，三司的战旗飞舞在内蒙的草原。”足以表现他们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气势。当然《路线》也有：“山连山，水连天，我们和中央文革心相连，洒热血心甘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类歌词，也反映了“四三派”对文革认识的局限性。

继江青4月3日批评老红卫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1967年4月4日，北京卫戍区政委李钟奇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又肯定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江青本人也在场。据此北京中学又出现了“四四派”红卫兵，老红卫兵感情上接近“四四派”红卫兵。由于“文革”领导者们表态“朝三暮四”，北京中学自1967年起出现“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尖锐对立。在强烈对抗情绪下，老红卫兵派编排了大联唱《红卫兵组歌》，1967年5月29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演出，近300人的演出队伍，既有老红卫兵，也有部分“四四派”，他们精神饱满，气势悲壮，引起轰动。《红卫兵组歌》套用《长征组歌》的句式和全套唱曲，组歌14首：《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联》《长征》《爬起 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等。读读这些标题就知道，他们自我歌颂，也没有跳出“文革”造反的圈子。有趣的是组歌中还有，“怒斥联动狗叛徒”的内容。同日，在天安门内的午门广场，“四三派”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显示着“四三派”的广泛号召力，也将中学红卫兵各派对立推向新的阶段。老红卫兵中许多人则慢慢淡出政治运动的视线。我也在人大附中见过三足鼎立对峙的状况，“四三派”占据主楼，南北两座侧楼分别是“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所在，各自森严壁垒，或不相让。

北京中学这三派红卫兵共同特点是在多年的政治教育下，对伟大领袖的权威和绝对正确深信不疑，首都中学红卫兵的形成、变化、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环境。然而历史会告诉未来，责任和罪过并不在那些当时还只能称之为孩子的中学生们。

师院附中成立了“四三派”红卫兵的组织“井冈山兵团”，并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井冈山兵团、京工附中红旗、101中学的毛泽东主义公社等“四三派”红卫兵联合起来，成为一股颇有实力的力量。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这之后中学“四三派” 红卫兵已同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大学红卫兵组织连成一片，我们在北京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还成立了“三司的中学部”。我曾在那个古香古色的大院子里混了一个多月，每天刻蜡纸，印传单忙得不亦乐乎。随后红卫兵运动的主导位置开始从中学转向大学。大学中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他们也由反抗压迫，逐步成为“文革”揪斗走资派的马前卒，也未能逃过被利用后，被抛弃的命运。

从1966年12月26日到1967年1月，首都的中学红卫兵们连续多次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大辩论会。大剧场里密密麻麻坐满了人，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全场齐声高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年轻人的狂热和激情地动山摇，双方的辩论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一些老红卫兵中的“联动成员”为了证明自己血统高贵，身着呢子军大衣，臂戴红缎子或红呢子袖章高叫狂呼，很是无奈和扎眼。台上台下到处都是辩论的人群，十几岁的男女中学生一下在这座俄式殿堂中，成为互不相让的政治家，他们就“文革”中的各种问题发表着自己的看法，批驳对方的意见。但那时双方各抒己见，尽管情绪激昂，言辞激烈，却极少发生暴力。我几乎参加了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所有辩论会，挤在人群里，听着各种的争论和演说。我也能碰到师院附中各派红卫兵中的各类人物。各派别红卫兵也广泛联络外校相同观点者，这些命运共同体的人们，有的竟成为了终生的朋友。由于“文革”派别对立，思想撕裂也影响着一代人，直至很久，彼此还怒目相视。

斗争很快从北京展览馆演变到了长安街，中央文革和公安部抓了一些联动骨干，老红卫兵纠合起来冲击公安部要求放人。华灯初放的长安街，天安门城楼凝重庄严，夜色中，成百上千穿着各式军装的男女红卫兵，骑着自行车沿着空旷的长安街呼啸飞驰而来，他们时而整齐地喊着口号，时而还放响了鞭炮，但在专政机关和众多反对他们的群众组织围攻下，他们还是落荒而去。

被中央文革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娃娃中，有一首传抄很广的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铐把牢坐。”短短四句话，反映出老红卫兵与中央文革的关系,“文革”初期他们扮演了这场浩劫的冲锋队，半年后他们的家庭也成为“文革”斗争的对象，中央文革送沙果改成了送手铐。历史开了一个玩笑，当年热衷血统论的“红五类”，父辈一夜间被“文革”迫害成走资派。此时，对于他们曾经视作组织纲领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无疑是自我嘲讽。

“四四派”在东城一带颇有势力，而海淀区“四三派”的力量很强。城区一些学校的“四三派”与军训团解放军关系紧张，而师院附中，“四三派”同解放军军训团关系却很融洽。在成立中学红代会的问题上，“四三派”与“四四派”冲突不断，甚至有两个对立红代会出现。老红卫兵也不是铁板一块，事隔多年有人评论，西城区四中、八中的老红卫兵趋向理智，他们曾成立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试图控制混乱的局势，但他们在1966年红8月中，也有许多打、砸、抢和揪斗走资派的劣迹。而海淀区的老红卫兵中，更不乏制造红色恐怖的打手。师院附中基本分成“老红卫兵”和“井冈山兵团”（四三派）两派，“四四派”组织分散，力量有限，游离于两派之间。学校里除一些大字报相互攻击，无限上纲外，基本上势均力敌，相安无事。

我也经历过一次突发事件，一天在操场几十个老红卫兵用皮带追打一个我们不相识的年轻人，“四三派”中一位女生跑过去阻拦，她爸爸是海军总医院内科主任，军内著名专家。她穿着一身灰色的海军军服，大喝一声“不许打人”，居然震住了那伙人，放走了被打者，待他们醒过味来，招呼来了百十人，手持棍棒、弹簧锁、刮刀将我们在一楼的宿舍团团围住，并有人在叫骂声中砸门，幸好在那个非常年月里，我们在宿舍的门上安了五六道插销，门没有被撞开，但随时有被撞破的可能，我们用宿舍里的上下床顶住了门窗，从床下抽出准备好的木枪、长矛、铁棍把住门窗，加上我们的援军陆续赶到，围攻者看到我们有准备才悻悻离去，这样大家才躲过了一场被血洗的灾难。

随着“文革”的深入，“文革”的组织发动者们，已经陆续完成了打倒党内有不同意见领导人的目标，中学红卫兵对他们来说也越来越不重要了。而对于中学红卫兵中各派中有识之士来说，“文革”越来越让人感觉到困惑和不解。“二月逆流”后，连大家平日尊敬的老帅和副总理们都受到了批判，吴越春秋时，范蠡劝功臣文种及早隐退，免受越王勾践迫害时说过，“敌国破，谋臣亡，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猎狗烹”。看到许多为创立人民共和国奋斗一生的老干部被打倒、被批斗，看到广大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都被作为革命的对象，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开始有了种种疑惑。越来越多的人不来学校，不参加政治运动，开始当“逍遥派”了。我家就在学校，别处也没有地方去，与几十个一派同学住在学校，每天吃饭、打篮球、游泳打发日子。在夏日我们常深更半夜到师院附中西边京密引水河中游泳，或晚上聚在一起，听高中同学讲福尔摩斯等故事，大家越来越远离政治运动。认真反思“文革”中，北京中学的三派红卫兵轮番上阵，其实在这些十几岁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孩子后面，都有上层领导者在插手，这些红卫兵组织不过是一些政治风筝，风筝的高低起伏，兴衰荣辱，全掌握在牵线的政治家手中，各派群众组织都是“文革”中被利用的工具。

首都中学红卫兵各派人物结局殊途同归，1970年之后，当一批中学“四三派”领军人物被当做“五一六”分子审查时，首都中学的“四四派”和老红卫兵的领军人物也被当做“五一六”分子隔离审查，或办学习班批斗。“文革”结束后，大家发现所谓“五一六”竟是莫须有的捏造，这成为“文革”历史的奇怪结局。

1976年4月首都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文革”中首都中学红卫兵各派精英却捐弃前嫌，空前统一的站到一起，为结束“文革”动乱，做出历史性贡献。

此后，北京的中学开始军训，复课闹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官方指定的红代会，再以后，我们这一代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开始了1700多万人离乡背井的上山下乡生涯。“文革”初期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中学红卫兵”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者简介：

林小仲， 男， 1949年深秋出生于北京，新中国同龄人。父母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在四川外公、外婆身边度过童年。“文革”期间毕业于北京师院附中。1968年9月上山下乡，在东北呼伦贝尔盟阿荣旗度过九年知青岁月，曾任生产队长。197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7月返城，同年12月到北京羊绒衫厂工作。1981年至1990年在团中央工作，任干事、副处长、处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1990年至2002年在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工作，任十年北京华鹏大厦董事、总经理。2003年至今任北京雨霖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大学毕业于首师大政教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