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当时正值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亟须将全中国抗战力量动员和统一起来，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并在接下来“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较量中获胜，最终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定贯彻和对中国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出发，毛泽东在报告中要求顺应广大人民对“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坚持“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壮大人民力量，加强人民团结，使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符合最广大人民的要求。 一、人民立场是《论联合政府》的基本价值遵循 人民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就坚定贯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鉴于在抗日战争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后中国“仍然不团结”的现实，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必须“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动员全中国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推动建设一个新中国。这既是对人民基本要求的顺应，也是克服困难、夺取更大胜利的坚强保障。 （一）顺应人民对“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从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分析出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对“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并引导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之奋斗，彰显了《论联合政府》的人民立场。 从当时国际形势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获得全面胜利已指日可待，历史总趋向基本确定，民主进步力量最终将取得胜利。特别是在1945年4月，苏军发起了柏林战役，纳粹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帝国主义愈发陷入孤立，法西斯阵营趋于瓦解。 同时，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及人民期盼看到一个和平有序的新世界，曾经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也纷纷为求得解放而努力斗争，民主已然成为世界潮流。 从国内形势看，自1840年英国以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民族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但苦于清政府及其后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人民的现实，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任务始终难以达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团结人民群众，重视启发人民觉醒，使中国人民的力量经过长期斗争锻炼后得到极大增强。至中共七大召开之时，中国的抗战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广大人民对未来的国家建设充满期待。 立足于对形势的整体分析，毛泽东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并以减租减息及有步骤达到“耕者有其田”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等举措，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团结一切积极力量。当时这无疑是对中国人民基本要求的准确把握和回应。 毛泽东指出，《论联合政府》“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并指导党“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坚定的人民立场彰显其中。 （二）“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以“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法西斯势力被打败后，中国依然面对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能不能实现，“要依靠中国人民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因此，必须“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发动群众，促进人民的觉悟和团结。 一方面，毛泽东看到中国人民实现“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还存在阻力，必须“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以促进人民力量团结。从国际上看，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还存在反民主的势力，“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 国内情况也不容乐观，“现在仍然不团结”，群众还没有完全彻底地觉悟。这就需要坚持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以中国共产党先锋队的觉悟带动人民群众觉悟，实现全国力量总动员。 既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又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实行民主改革，解决当时国内存在的危机。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认识到“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国际上有成功的先例，国内也有相当的力量基础。 二战末期，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先后成立了联合政府性质的政府，以共产党（或工人党）为主体并容纳其他政治力量。 实践证明，这有助于这些国家迅速实现统一和稳定。就国内的支持力量而言，建立联合政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呼声，也是各民主党派等爱国人士的要求。 因为有对中共七大召开前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准确分析，毛泽东坚信“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通过放手发动人民群众，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完全能够实现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的要求得到反映，地位获得尊重，力量受到重视，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极大增强。 同时，由于人民在经历战争考验和锻炼后觉悟明显提升，力量更加壮大，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地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以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使之成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主体力量。 因此，《论联合政府》的人民立场，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准确感知并顺应中国人民在饱受压迫和战争之痛后对“建设新中国”的强烈诉求，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推进革命进程的新的出发点。 二、《论联合政府》坚持人民立场的依据 作为基本价值遵循，对人民立场的坚持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深刻反思中国抗战的曲折历史，对抗战以来两个战场、两条抗战路线的分析审视后得出的结论。这为《论联合政府》人民立场的坚持提供了理论、历史与实践依据。 （一）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定贯彻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英雄创造历史。毛泽东以此认识历史，指导实践，充分重视依靠人民力量推动完成中国革命任务。 在与国内反革命势力较量时，毛泽东就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要求中共党员必须注意工作方法，解决好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以便真正将广大群众团结起来，消灭一切反革命力量，夺取全中国。 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更是作出明确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坚持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实现人民力量总动员，这是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坚持。 同时，因为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受到教育，力量大大增强，最终也必将赢得反侵略战争，进而为实现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因此，在七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提出，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 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坚持群众中存在着阶级划分，工人阶级要取得斗争的胜利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作为对这一原理的贯彻，毛泽东要求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团结一切愿意共同抗战的力量。 党要树立正确的工作态度，领导中国人民一起为实现当前历史任务而斗争。因为党谋求民族复兴的任务和人民“建设新中国”的要求完全一致，因此必须保持“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就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实现了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关于阶级和政党的理论等，成为《论联合政府》坚持人民立场的理论依据。 （二）基于对中国抗战曲折历史的深刻反思 中国的抗战自九一八事变开始至中共七大召开时，已经历时14年。回顾14年的抗战历程，毛泽东将之总结为“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在这期间，中国既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又先后经历了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极力压制与再三破坏。 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抗战过程中表现出伟大的力量，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主体力量。 在报告“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部分，毛泽东对中国的14年抗战历程进行回顾，在即将取得反侵略战争彻底胜利的时刻是必要的。 尤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毛泽东对人民的努力和力量予以了充分肯定，使《论联合政府》坚持人民立场的历史依据更加坚实。 毛泽东指出，抗战之初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任由日军占领整个东北地区。 民族危难关头，是东北地区的人民和部分爱国军队坚持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英勇作战，历经困难艰险，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随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进攻上海、热河和察哈尔等地时，也不同程度遇到爱国力量的抵抗。 在这期间，一部分国民党爱国人士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其他民主党派、海外爱国华侨也为反侵略战争提供了无私帮助，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反观国民党政府，却长期执行“不抵抗”政策，对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爱国力量缺乏援助。 随后，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和国内人民的呼声，国民党政府才转变姿态，开始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开辟了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新局面。 但很快中国人民团结抗日、改革弊政的希望就落空了，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愈演愈烈，将军事重心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上。尽管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破坏抗战，但不断觉醒的中国人民还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为中流砥柱，推动反侵略战争进入即将全面胜利的伟大时刻。 对此段即将迎来光明前途的曲折历程，毛泽东指出，克服困难、迎来胜利的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 这既认识到了中国人民遭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后进一步地觉醒，也看到了一旦将广大人民团结组织起来后，就将给中国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注入决定性力量。 以此为借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后，新中国的建设也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坚持人民立场。 （三）基于对两个战场、两条抗战路线的分析审视 全面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一度相互配合。在两个战场的共同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伴随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调整，两个战场、两条抗战路线的区别愈加明显。 通过对抗战开始后两个战场、两条抗战路线的对比，毛泽东提出必须坚持人民战争路线，促进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团结，因为这条路线“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对人民战争路线的肯定，成为《论联合政府》坚持人民立场的实践依据。 早在全面抗战之初，毛泽东就从客观存在的两个战场、两条抗战路线出发，指出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片面抗战路线忽视了人民的力量，并断言“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英勇奋战的历史，多年以来因为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往往不被世人所知。 因此，需要总结抗战的经验，以达到教育人民并为党决定政策提供依据的目的。国民党政府坚持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路线，不放手发动群众，阻碍人民的觉醒和团结，最终造成“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结果。 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坚定依靠人民，坚持人民战争路线，抗击了中国战场上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战胜了日伪军长期的残酷进攻。 从两条抗战路线的结果看，虽然国民党政府一度对日作战“比较努力”，但因为对人民力量的限制和不信任，导致战场上频频失利。 其后虽然在部分区域仍坚持对日作战，但面对日军时往往缺乏有效抵抗，不断丧师失地，特别是在1944年世界各反法西斯国家大踏步展开战略进攻并节节胜利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却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攻时“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短短数月就使广大区域沦于敌手。 而坚持人民战争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全国抗战力量，面对日伪压迫和国民党封锁、进攻的艰难形势，不仅“屹立不摇”而且不断壮大，相继恢复了广大国土，解放了众多人民。对两个战场、两条抗战路线的分析审视，使《论联合政府》坚持的人民立场更加令人信服。 三、《论联合政府》指明了如何进一步坚持人民立场 《论联合政府》在坚定人民立场的同时，也指明了如何进一步坚持人民立场的具体途径。这就不仅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价值取向更加明确，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奋斗明确了方向。 （一）制定“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纲领是特定政治主体立足于本阶级（阶层）的利益和当前任务而制定的斗争目标、行动方针。坚持人民立场以实现力量动员，不仅需要对各阶级（阶层）共同利益的维护，更需要有明确的行动指南，即“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针对国民党企图以立法形式确定一党专政地位，使得“妥协空气”“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关于“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与占中国绝对大多数的人民的根本立场一致。 特别是关于未来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因反对人民的利益，已经完全破产，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根本行不通。 同时，由于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暂时还不能建立起来。因此，在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觉悟并表现出强大力量的条件下，毛泽东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并认为这“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 各阶级（阶层）应该调节好不同的要求和彼此的矛盾，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同时，因为情形是不断变化的，纲领“不能不有所改变”，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下，于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一些不同的具体纲领和要求。 当时要实现的是一些“最低限度的”要求，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惩办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取消镇压人民的反动法令等。 当然，毛泽东也明确强调，实现新民主主义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之一，“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 这就在指明新民主主义发展前景的同时，勾画了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这一更加宏阔的蓝图，使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更加鲜明。 （二）建立“一支彻底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 在当时的中国，要想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自由，困难重重。世界范围内反动势力还很强大，国民党反动势力正处心积虑将中国引向内战。因此，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争取和保障人民权利，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 针对国民党政府先要求中国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后来又要求将军队全部交出，以及所谓“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的公开喊话，毛泽东及时揭穿其阴谋并明确表示，没有武装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 基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毛泽东指出当时中共的军队“只有很少一点”，国民党还是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和屠杀政策，葬送了大革命的前途。白色恐怖之下自由尽丧，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献出了生命。 同时，抗战期间中国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广大人民同样没有军队，毫无例外地也“一概没有自由”。 回顾了历史与现实，毛泽东坚持以人民的军队保护人民的利益。因为人民军队站在人民立场，为着全民族的利益团结起来并坚持战斗。 一方面，人民军队有人民的配合，军队战斗力大大提升，这从抗战时期人民军队数量的增长及其所担负战场的广大就可以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没有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私心，能够紧紧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也就有了一往无前的斗争精神并实现更广泛的团结，使反抗独裁政治的力量更加凝聚。 （三）“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决民主民生问题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离开了农民的援助，中国的民主事业“将一事无成”。 这是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条件、革命性质等实际得出的结论，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 因此，毛泽东强调要通过实行土地制度改革将农民的民主民生问题解决好，这也成为坚持人民立场的现实路径。 针对抗战时期出现的将“民族革命”和“民主民生革命”割裂开来的“两阶段论”，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这是错误的”。 与国民党政府宣称大敌当前不宜进行民主民生改革相反，中国共产党坚持认为，“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 只有实行减租减息及其他方面的民主民生改革以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实现中国抗战力量的总动员。 另一方面，重视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规律的坚持。评价一个政党的一切政策及其作用发挥，都看它对生产力是束缚还是解放。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减租减息、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生产量，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抗战胜利后，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农民解放，进一步促使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帮助农民解决好民主民生问题，才能发展现代工业，进而建设新中国。 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坚持人民立场不应忽视这一点。当然，对农民力量的重视并不等于对其他人民力量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运动重要地位的忽视，毛泽东对此重点提示并认为“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四）保持“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光明的前途已经显示在我们面前，但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因此，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 针对工作中出现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病，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贯彻的三大工作作风。 其中，保持党与群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我们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显著标志，是《论联合政府》人民立场的鲜明彰显，指明了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方法。在毛泽东看来，“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自觉修正错误、坚持真理。 这就要求党在领导革命的实践进程中，从人民利益出发，承担正确的任务、制定正确的政策、坚持正确的工作作风，确保人民利益落到实处。 如何才能实现？毛泽东要求党员应深入群众之中，倾听群众呼声，坚持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因为正确的任务和政策是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一致的，当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时，我们党才可以依据群众的意愿及其觉悟程度，做好对群众的宣传、组织、动员工作。 反之，诸如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官僚主义等，则容易违背人民群众的意愿或脱离群众的实际，使任务的完成和政策的执行失去群众的支持。保持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工作作风形成于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实践中，是党为人民服务宗旨实现的保障，也成为坚持人民立场的现实途径。 习近平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重新回顾并认真解读《论联合政府》的人民立场，对我们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何以能获得人民拥护，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最终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有重要意义。 同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坚持人民立场并赋予其新时代内涵，也对中国共产党增强长期执政能力、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积极意义。 （本文选自《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