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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廖勤 分析人士指出，20万人的死亡数字暴露出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制度弊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宋国友表示，政治层面，联邦与州分权不利于美国政府集中力量、统一认识去抗击疫情；两党对立的极化政治也掣肘防疫。经济层面，过于偏重市场导向为防疫埋隐患。比如检测一度收费过高、医保不能全面覆盖，阻碍民众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感染，从而耽误救治。社会层面，美国的社会政策不能确保族群公平，使非洲裔和少数族裔感染和死于新冠的风险更高。 美国疾控中心8月发布统计报告显示，在新冠患病率方面，美国印第安人是白人的2.8倍，非洲裔是白人的2.6倍，拉美裔是白人的2.8倍；在病亡率方面，美国印第安人是白人的1.4倍，非洲裔是白人的2.1倍。 《卫报》称，尽管种族差异在疫情早期就已显现，但特朗普政府并未采取相应措施。相反，他试图消除种族不平等带来的影响。 医疗制度的不公平加剧美国底层民众的困境。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文章说，美国有数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而新冠重症监护费用却高达数万美元，低收入人群患病后，“通常会拖着不看医生，不是因为不想康复，而是因为根本没钱看病”。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汤蓓指出，美国社会贫富差距、种族不平等问题，在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中得到充分暴露。相比富有阶层，社会底层群体之所以更易感染新冠，固然与其健康状况不佳有关，但是背后也存在结构性原因，比如收入差距扩大、政府对医保、教育和就业减少支持等，底层民众往往受到最大伤害。 《时代》周刊称：“这是一场在多层面、跨党派的失败。我们不信任媒体、科学家和专业知识；我们对待个性的文化态度；我们衡量生命的方式，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可怕而不充分的疫情应对措施。新冠疫情削弱了美国，让它暴露出系统性的分裂，以及一条横跨于政府承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