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早就在谈论“知青文化”了。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什么是“知青文化”？更是仁者见仁。为了便于讨论，我想把问题缩小一些，先谈谈“知青精神”。因为，知青文化若存在，必然体现“知青精神”，搞清了“知青精神”，知青文化也就有了抓手和切入点。 一．谁是知青？ 如果我们给知青一个最宽泛的定义，即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并从城市下到农村的青年， 再把眼光超越历史，那么毛泽东早期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共产党在延安抓革命促生产，都可以算知青下乡的早期范例。如果我们再把目光投向世界，我们会发现前苏联赫鲁晓夫时期政府将青年动员到远东开发建设，甚至希特勒组织青年到莱茵河畔从事集体劳动也可以算是知青的外国范例。但以上显然不是我们要谈的知青。 把眼光收回国内，把时间限定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就会想到侯隽、邢燕子……由于前后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生态的不同,目前知青研究者多把重点放在文革后68年以来大批下乡知青身上。但这样又越过了新疆知青。更有甚者，我看到，在讨论知青问题的所有文献中，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巨大的知青群体---回乡知青，而这个群体的人数是“数倍于”城市下乡知青的（刘小萌），已达到“4000多万”（定宜庄）。我在本文以下的讨论将局限在68年以后从城市大批下乡的知青范围内。 即使是在这批知青（大约1800万）中，也因其经济待遇、生存境遇而被分成插队知青（约1300万）和农场知青（约500万）。据我观察，插队知青在农村期间和返城后的表现与农场知青有明显不同，而我由于个人经历所限，与农场知青接触更多一些。因此。我以下关于“知青精神”的讨论，尽管想包括插队知青，却主要针对农场知青。我衷心期待对插队知青更熟悉的研究者能对我的“知青精神”作出修正和补充。 二． 有没有“知青精神”？ 这个问题在我的心中萦绕了许多年。我曾经问自己，所谓“知青精神”是不是这些知青的自娱自乐？我们下了乡，经历了一段从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坎坷，如今上了岁数，在酒桌上遇到插兄黑妹，回想起过去的苦乐酸甜，于是大发感慨：“青春无悔”，“知青万岁”!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我们有那么特殊吗？ 但另一方面，任何人只要活在世上，就会有一种精神，何况知青。但我们这里所说的知青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概念。作为一个群体，它应该有一些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性 ，这才够得上我们所称的“知青精神”。 我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在城市里多少受到些教育。然后就是文革，上山下乡。我们自觉或不太自觉地报了名。我们在农村“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我们去“缩小三大差别”，还“建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然后我们少则三五年，多则八九年，就回来了。之后，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成家立业，人生跌宕，潮起潮落，终也熬到了今天。这就是我们。和其他群体比一下：老一辈革命者，跟着领袖跟着党，抛头颅洒热血，最后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他们很辉煌。50年代一批军人解甲归田，屯垦戍边，开发北大荒，在新疆、云南建农场。他们扎根边疆一辈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很执着。前面提到，回乡知青何止千万，他们到了城市，受了教育开了眼。但他们的命运是返乡，而非返城。他们很无奈。推而广之，建国以来，因各种原因从沿海迁往内地，城市迁往农村的人何止百万千万，他们有的回来了，很多没有回来。他们该说什么？中国本是个农业国，在我们下乡时，中国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在我们离开农村时，他们依然在那里坚守。他们命该如此？ 但我们是有些不同。不管在什么历史背景中，我们这些没上完中学的孩子，以数十万、上百万的规模从城市来到农村，一干就是五年、十年，这种现象在华夏历史中有过吗？回城后，我们尽管又融入了城市的现代生活，可那段农村的经历却铸就了我们的性格和人生观，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后来的生活和事业。于是，有关知青的学术研究机构、杂志网站、联谊会数不胜数，知青所写，有关知青的学术专著、文学作品以及纪实、回忆录浩如烟海，知青组织，知青参与的文娱活动、回顾旅游日益频繁……而且，这样的知青组织和活动早已走出国门，遍布世界。是的，到了老年，赶上了太平盛世，人们都愿意聚会、感慨，可其规模、频度和深度，哪个社会群体可以和知青比？极而言之，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这应该已经构成了我们所称的“知青精神”。
从现象上看，用一句不刻意拔高的话来说，知青与其他社会群体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抱团取暖”。“天下知青是一家”，不管认识不认识，知青在一起，最爱说的就是这句话。应该说，这种“抱团取暖”是有来由的。下乡时大家来自某个集体、单位，又进入新的集体、单位。在农村里，大家过得是彻头彻尾的集体生活。从出工到收工，从学习到生活。可以说，这种集体生活已经达到没有个人空间的地步。这种情况在农场知青和插队知青中并无本质区别，所不同的只在集体规模的大小。 当然，因各不相同的理由大家回城了，分散了，但人们的记忆是集体性的。“知青”从本意上是个集合名词。在离开农村的几十年中，人们是在聚会、互动和合作中寻找自身作为知青的涵义的。这就是集体主义。随着信息交流形式的改变，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集体主义使“知青”成了一个响亮的话题和特殊的平台。 这种集体主义在当时从某种程度上甚至扭转了知青的命运。众所周知，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一场大风暴的导火索。上海知青丁惠民，领导知青先是集体罢工，后是集体上访和集体要求返城。这场活动最后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官方认可，也最后终结了整个上山下乡运动。 “众人拾柴火焰高”，不用出上海，让我们到奉贤海湾园看一下就能够明白：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关心下，有知青背景的海湾园本着“人道、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牵头启动上海第一家知青关爱基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奉贤分会海湾园知青关爱基金”，并承诺在成立之后的三年间向此基金总计注入210万元人民币，助困济贫，让知青的生活得到保障。他们更历时两年多，投资5000多万元人民币，占地32余亩，于2010年11月13日建成上海乃至华东地区的“民心工程”— 中国最长的“知青纪念墙” 、知青博物馆和“客过亭”。众所周知，这样的知青关爱基金、知青博物馆、联谊会在国内外何止成百上千。为什么这样的项目会一呼百应？集体主义精神。 家国情怀 “理想主义”是人们谈到知青时常用的一个词。但这是有争议的。知青真是理想主义的吗？说少数知青挟红卫兵余威，下乡时“抢话筒”，写血书符合事实, 但从总体而言说知青都是自愿下乡并不符合实际。而且，知青的回城很难说是响应了谁的号召。这理想主义如何理解？ 首先，我们在农村还是用了心，尽了力的。我们少则三四年，多则七八年， 在农村“战天斗地”，“改观还魂”，“勤”了“四肢”，“分”了“五谷”，终归还是以自己的青春响应了号召。要不是爱国爱党爱领袖，我们干什么去了？当然，说声“爱”不容易，“上山下乡”运动命运多舛，我们的生活之路曲折迂回。不说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我们去了，“结合”了，经历了，也成长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愿后悔。这种不愿后悔的态度不仅仅代表了少数在农村“茁壮成长”的一批人，也代表了大多数岁月蹉跎的知青。我读过很多普通知青写的回忆文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受到锻炼，如何融入当地的生活，如何利用自己的知识为当地人服务。他们很正面，很开朗，为什么？或许是“缩小三大差别”，或许是“为国分忧”，再往大了说，或许是“与民族共命运”。知青爱用“我们”将自己和国家联系起来，从而在这种联系中找到这段经历的价值和个人的地位。他们是在用心写这段经历，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矫情和做作。我们可以不用“理想主义”这个词，但这确实是一种家国情怀。 不仅仅是普通知青，这种家国情怀在知青学者的研究中也很明显。北京知青学者刘小萌认为:“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另一位知青学者定宜认为：“如果把知青运动从中间分开，将1968年作为开始，政治原因就会掩盖住经济原因。”上海知青学者金大陆在《世运与命运》中谈到上山下乡高潮的五个因素：第一，红卫兵的派性武斗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第二，大批“积压”的学生需要“分配”。第三，国民经济情况很不好。第四，教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变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其方法就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第五，中苏边境的摩擦已很频繁，苏联军队已多次举行了针对中国的演习，保卫边疆成为重要的理由---无论从战略的角度理解（政治上），还是从策略的实施上认识（方法上）---让千百万学生（红卫兵）离开学校去上山下乡，在当时已成必然的选择。学者的分析稍显复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上山下乡有当时的政治、经济原因，知识青年无论自觉与否，为祖国挑起了一份责任。 这种家国情怀不仅仅使知青在农村期间能够坚守，也使他们在回城后依然愿意为这场运动、这份事业无私奉献。各地风起云涌的知青博物馆就不用说了，去年在上海正式出版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也是个明证。两位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是志愿者，他们制定方案、培训团队、辨析释疑，并与部分知青共同完成文稿资料的整理。50余名参编的知青也都是志愿者，他们历时4年，从数以千计的地方志中辑录出的600万字史料集，功劳卓著。志愿者靠的，就是家国情怀。 文化自觉 很多知青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一种现象：“知识青年”虽然没受到多少正规教育，其中一部分甚至还未成年，却经历了从城市文明到乡村环境这样巨大的反差，其中的喜怒酸甜也成了他们日后反思的重要内容。 其实，这种文化冲击从走出家门，进入社会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来到农场，由于职工的主体都是知青，上海知青首先遭遇的文化冲击是和北方（如北京、天津等）甚至黑龙江城市（如哈尔滨、齐齐哈尔）知青之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北方知青外表高大粗壮一些，有的来到农场比上海知青早，也比较适应当地的气候以及工作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显得更成熟一些。而最初几年，许多上海知青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处处显得低能，“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是为了维护自尊，上海知青有意无意地在吃穿用方面开始突显自己的都市文明，也令当地知青和职工羡慕不已。就这样，从总体而言，城市知青向当地人学习生产和生活经验，当地人又反过来受到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的影响。 知青就是这么奇怪。还在城里时，把个“停课闹革命”搞得翻天覆地，来到农村后，却感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还在文化。饭后工余，知青从箱子里翻出自己随身带来的乐器，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春秋两季，农场也不忘在分场、总场各个级别举办运动会。个别文笔好的，还常常能获得脱产为单位出黑板报、写总结机会。我敢说，绝大多数知青作家、学者的出道成才都与当初写大批判稿、思想小结有关系。 有比较才有鉴别，知青，尤其是来自大城市的知青，是在文化差异，甚至文化荒芜中体会到文化的可贵。拿上海知青为例，他们在自己的家乡逐渐成了外地人、乡下人，却在北国边陲竭力维护自己仅存的一点都市文明。他们不仅仅亲眼所见，也亲身经历了人如果失去文明，会堕落到什么地步。来到农村后不久，他们像抓救命稻草那样又捧起书本。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们上演了一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活剧。当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并没有机会再受正规教育了，但读书学习成了他们埋在心底的情节。 这就是知青的文化自觉，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写出如此众多的小说、诗歌、回忆录、研究文章，会举办如此众多的网站、杂志、协会、文艺汇演、联谊活动。对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他们有才出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对于下一代，他们也不遗余力给他们创造条件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他们的这种文化自觉已经深入骨髓。 四．“知青精神”的意义 以上特点合在一起，即构成所谓的“知青精神”。“天下知青是一家”，无论何时何地，这种精神总能拨动知青的心弦。2016吉林卫视举办了中国首届知青春晚，来自广西、四川、福建、上海、陕西、山西、内蒙、辽宁、北京等全国几十家知青演艺联盟分会选送了大量精彩的反映当年知青生活的文艺作品，作品涵盖当年知青广为传唱的歌曲、反映当时生活工作场景的舞蹈等。一首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戏曲、歌曲把现场的数百名观众带到了六七十年代，台上台下形成了大合唱，气氛热烈喜庆，唱到动情处很多当年的老知青都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应该看到，对“知青精神”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我将这争议定义为“主观精神”与“客观分析”之争。我认为，“知青精神”涉及知青作为总体的生命体验和价值取向。绝大多数知青经历了激情与幻灭，奋斗与迷茫，但他们不愿后悔，奋力前行，直至今天。而客观分析主要指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总体分析，这里涉及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进程及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后果。所以，一方面为知青精神点赞并不涉及要把自己的儿女再送到农村去；另一方面分析到上山下乡的负面因素也并无“背离主旋律”之嫌。 时至今日，作为知青的一员，我们有理由充分肯定自己。“知青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千百万知青在中华民族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用青春和热血换来的。但这种肯定不是盲目的自尊自大，自娱自乐，而是抛下历史包袱，坚持“睁开眼的理想主义”。肯定“知青精神”也是因为，我们需要宏大叙事，需要信仰，需要与我们的后代一起，共寻中国梦。  丘保华简介 丘保华 男 1951年生 研究生学历 英语副教授。 69年至78年为上海赴黑龙江龙镇农场知青。78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英语系本科，后在职期间就读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班肄业。82年起在高校任教英语专业课程至退休，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等专业英语课程。曾经担任上海中学生英语阅读杂志执行主编。 2005年开始从事老年大学教学工作，主讲英语口语、英美文学欣赏等课。 自198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共出版译著、教材七种（部）并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杂文、翻译、学术论文近百万字。 目前正积极关注与思考知青经历和上山下乡运动并开始在《华夏知青》、《黑土情》等杂志发表有关知青文章，上海知青文化历史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晓歌) |
